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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新娘赵五贞花轿自杀:各派文人抢尸体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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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包办婚姻中的夫妇似乎是新婚不久。男的两脚朝外撇着,站立的姿势很放松。女的却很拘谨,两脚并得紧紧的,且微微向里。女人的脖子稍稍扭向了一边。这里面的尊卑和女人的态度很鲜明地表露出来。

1919年11月15日,长沙《大公报》以《新娘舆中自刎之惨闻》为题,率先报道了赵五贞自杀事件。随后,长沙报界围绕这一事件就婚制改革、妇女解放等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自由讨论。《大公报》和《女界钟》是此次讨论的中心阵地。毛泽东、龙彝(字兼公)等一大批湖南新文化精英及报界主笔均参与了讨论。一时间,舆论聚焦,莫此为甚。

而通过对这场讨论的简单梳理,我们将会发现,报界如何引导舆论,又如何让位、屈从于舆论;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发现,舆论精英如何就婚姻问题、女子问题“借尸还魂”,把赵五贞塑造成“为女界争解放的急先锋,为人类由黑暗而争光明的冲锋队”。事实上,经此争论与渲染,在此后的历史书写中,赵五贞之死已经作为妇女解放的象征性事件定格下来。

长沙南阳街二十二岁的赵五贞“曾在某学校毕业,工刺绣,善缝纫”,遵循父母之命,择配吴姓商人为夫,于1919年11月14日举行婚礼。婚礼采用传统形式,新娘乘坐喜轿由吴家的接亲队伍迎娶入门。然而,迎亲队伍“行至青石桥协中孚南货店门首,抬喜轿者忽见新娘轿内滴出鲜血,牵丝不断”。待队伍到达吴家门外,媒人揭开轿帘,“但见新娘仰面而卧,颈项割有刀痕,宽约寸余,血如泉涌,奄奄一息”,“随在轿中寻出剃头刀一把,早已鲜血模糊”。后虽经抢救,新娘还是于当天身亡。

以上新娘自杀事件的梗概源自长沙《大公报》最初的新闻报道。在随后几天时间内,《大公报》又陆续以较大篇幅对此事进行了追踪报道。一方面对新娘的家庭状况作了调查,另一方面甚至对自刎事件最初报道的若干细节作了修补,以此显示该报对事件真相的执著与探究。比如,在名为《新娘自刎案前因后果》的报道中,报社记者披露了媒人佘四婆婆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原来,吴、赵的姻缘是佘四婆婆说合而成的。而且就在女方听说男方的母亲恶声播传,恐婚后受其虐待而有悔婚之意的时候,也是这个佘四婆婆从中化解危机,才使婚事最终告成。佘四婆婆是婚事的主媒,她在报道中的出现完全是记者进一步调查真相的结果,但与此同时,她的出现也有意无意地给此后的舆论批评要求打破媒人制度树立了靶子。

鉴于事件的当事人(新娘)已经死去,而无法开口说出自杀的原因,社会反应一直处于众说纷纭状态,其中不乏恶意揣测与迷信说教。该报对此仍能秉持客观立场,采取审慎的“开放性报道”。在无法求得客观一致的解释的时候,呈现真相的唯一方法就是不遗漏每一种解释,不偏不倚。依照这一原则,《大公报》将社会上有关新娘自刎原因的解释整合为三种说法。

其一,双方纳聘之后,新郎吴凤林即与新娘的胞兄一同远赴汉口做生意,眼见婚期日近,而新郎却一去不返,男方一再要求推迟婚期,于是谣言蜂起,称新郎在汉口犯事被捕坐牢。新娘信以为真,反过来要求男方另择婚期,意在等胞兄回家,以询明新郎在汉真相再定拒从。不料,新郎赶在喜期前一天到家,于是男方坚决不同意改期。新娘自此心萌死志。

其二,新娘原曾许配某氏,未嫁夫亡,而新娘立志不再嫁人。佘四婆婆说合赵、吴两家之后,女方一度悔婚的原因正在于此。新娘并曾对其母说,前夫托梦,要她守节。而新婚已定,新娘烦闷不已,曾自缢,遇救而幸免一死。女方遂正式向男方悔婚,男方不肯。无奈之下,新娘实施了二次自杀。

其三,有人说新娘年只二十,而新郎年已四十有余,兼又二婚,所以新娘心有不愿。无奈新娘父母看重男方聘礼甚多,故私自答应婚事。出嫁当日,新娘不肯起床装扮,其父赏了她两个巴掌。新娘申诉无门,从也不是,不从也不是,最终选择了自刎。

然而,尽管报社对真相调查表现出主观的努力,我们从上述三种自杀原因的说法中仍能解读出一些不同的面相。其中第一种说法是记者着墨最多的,很可能代表了部分真相,但在解释上仍显得乏力和模糊。而第二种恐怕是封建分子在有意渲染贞妇节女的传统婚姻观。第三种则显然是新文化精英的解释策略,它蕴含了要求妇女冲决封建买办婚姻网罗乃至以死相抗的期待。《大公报》记者虽然职在探求真相,但仍难免被舆论所左右。

因此,我们看到一种悖论,罗列真相原因既是靠近真相展示客观的新闻手段,也是社会阶层建构真相以服务主观意图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新闻报道在靠近真相的同时,也正在逐步远离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纸在提供舆论阵地、引导舆论方向的同时,也常常被舆论所控制和利用。

《大公报》连日来对自刎事件的关注,实际上是在推行一种强势报道。虽然这种强势报道是为配合真相调查而展开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促使报社采取强势报道的其他动因。

新娘自刎作为一个新闻事件,本身就是报纸的一个看点。“自杀绝不可能与法律和道德无关;这就是说,自杀总是有足够的重要性,可以引起公众意识的注意。”因此,从报社经营策略的角度看,对新娘自杀事件的持续报道,也有基于吸引读者、扩大受众的考虑。

民初的报业已很成熟,报纸的信息容量也大有提升,每天都有无数的新闻披诸报端,又有无数的新闻被信息的海洋淹没,难以激起持续的反响与注目。就在赵五贞自刎事件发生的同一时期,天津《大公报》也披露了扬州船娘银贞子抗婚投河自尽的“惨新闻”,但是该报并没有对此采取强势报道策略,此事终于没人过问。由此观之,长沙《大公报》对赵五贞事件的特别关注,正是意识到这个新闻的社会价值所在,有意制造轰动效应。

对新娘自刎事件的强势报道,事实上还是报社与社会舆论精英达成共识和互动的结果。此事一经披露,即有湖南本土的新文化精英进行评说,此后,随着报道的加强,舆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也越发加大和加深。在某种意义上说,强势报道只是在为舆论提供素材,以使他们能够有的放矢。这也正是报纸新闻从引导到受制于舆论的动态过程。

与新娘自刎新闻的首次披露同步,当天的《大公报》登载了此事的两则短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短评的立论点相当一致,均是摒除新闻真相的烦琐探究,把符合保守贞节观的说法过滤掉,而径直将新娘的死因归罪于旧式婚姻、干涉婚姻。事实上,这样的处理方式与作者的新文化立场有关。

新文化运动伊始,女子问题就一直是《新青年》杂志的核心关注点之一,并曾特意发布启事,征集女同胞诸君对“女子教育”、“女子职业”、“结婚”、“离婚”等“关于女子诸重大问题”的看法。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前后全面波及长沙,一批本土的新文化分子开始利用舆论主导“社会改造”、“思想革新”、“妇女解放”等新文化命题。因此,从更广阔的时空延展上看,有关赵五贞自杀事件的舆论,均是新文化运动孕育的结果。在新文化分子的价值言说体系下,新娘自杀新闻的真相追究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事件本身才具社会意义,值得研究。当时的论者对此说得很清楚:

自从赵五贞自杀,我们得着一个“有证据有激刺”的好题目,大家便好痛痛快快将婚姻问题研究一番。至于赵五贞本身,不管他死的如何,总是不愿且不自由,总是旧式婚姻的罪恶,所以不必再将他死的原因尽地研究。“得清流一段,便可自饮自濯”,这其间尽有许多文章可以做哩。

这既是夫子自道,也是当时湖南新文化分子的心声代言。在婚制改革话语下,新娘自杀事件在舆论层面已经失去鲜活的新闻质感,而成为封存起来的研究素材。新文化分子采取了“借尸还魂”的舆论策略,借新娘的尸体来召唤自由婚姻与妇女解放的灵魂。新闻在这里成为了历史,探求真相的记者也被追究意义的研究者所替代。

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新文化分子就婚制改革问题各抒己见。然而,他们的声音并不总是和谐,其间也有思想的碰撞。于是,必要的争论与阐明观点也就不可避免。

女子人格是新文化精英倡言妇女解放的立论起点。他们一方面指陈女子精神自由受到社会束缚而不得独立,因而亟须求得解放,另一方面也在寻找或者构建具有独立精神与人格的女子,以树立榜样,并证明女子独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对于新娘自杀事件的研究者而言,他们正是普遍性地在践行这样的话语策略。

例如,殷柏极端地斥责赵五贞“不能自强自立”,“有惰性无判断力”。在上述的双重话语策略中,他完全倾向于指摘赵五贞无人格,而将其视为“被压死于那最古式不自然的‘贞节’牌子的下面”的又一个旧社会的殉葬品。他强调的是,赵五贞之死可以成为控诉旧社会的工具,以此呼吁女子解放,免得更多的女子重蹈覆辙。相反,新曼出于对新娘自杀的狂热认同,故而极端地拔高赵五贞的人格,把她比拟为争取朝鲜独立的“安重根义士”。他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要塑造赵五贞为女子解放的急先锋。但是,人们不禁要问,赵五贞的家庭与教育背景曾给予她独立人格的养成吗?她是人格愚昧如殷柏所斥,还是人格觉醒如新曼所捧呢?

对此,一些论者通过报道了解赵五贞的背景,指出她是“一个未受完全教育的人,虽有爱自由的决心,但是那〔哪〕有那种学识魄力去与这恶魔奋斗呢”。因此,对她毫无节制的推崇实在是夸大其词,而对其斥责也有求全责备之嫌。在此基础上,新文化分子对如何表述新娘人格的话语策略进行了折中与调适。其中最著名的调和言论,当属毛泽东的“没人格与有人格”论。

毛泽东的论述策略是这样展开的:赵女士如有人格,则有自由意志,亦不会自杀,然而中国的婚姻制度不能够尊崇她容许她,所以“赵女士没有人格”,这是环境迫使她没有人格;至于赵女士本身,虽处不容她有人格的家庭之中,但她选择了自杀,也就选择了自由,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她的人格显现了,所以“赵女士有人格”。说到底,毛泽东的论述仍是围绕女子解放的现实需要铺开的,也是五四时期新文化精英论述女子问题的一种惯用技巧。这样的论述既控诉了社会之罪恶,又展现了女子之高洁,可谓女子解放话语上的一箭双雕。

就在赵五贞自杀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长沙又发生了一起“婚姻奇案”。有一常女士不顾母亲反对,自行前往男家成婚,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包办婚姻,实现了自由恋爱。此事一经披露,也引起新文化分子的极大关注。他们尤其注重常女士反抗旧式婚姻的出走方式,并与赵五贞的自杀方式进行比较,指出两者“都是旧式婚姻的反响”,而在人格评判上,则更为推举常女士“能把智力保障他的自由意志”,认为她是“有人格”的。

此后,有关女子反抗旧有制度的方式选择,都会被新文化分子当作品评人格的要件之一,并与赵五贞的自杀方式进行代价衡量。1920年初,长沙女子李欣淑因不满“顽固家庭”的包办婚姻,决然出走,前往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李欣淑的教育背景与赵、常相比,有所不同,她毕业于自治女校,常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杂志,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熏陶下的第一代女性。因此,她的选择方式——出走与参加工读互助团,在新文化分子看来也显得有意义得多,进步得多。论者对她人格的赞誉也极尽所能,将其标榜为“长沙第一个积极奋斗的”女性,而无须像对待赵五贞一样,需要不断争论旧式女子有无人格。

五四时期,通过新文化精英的译介与鼓吹,易卜生的名剧《娜拉》(亦译作《玩偶之家》)风行一时。娜拉一度成为女权主义的代言人,而其出走曾经鼓动过许多妇女挣脱家庭束缚、追求自由人格。如果我们抛开人格争论来看待自杀与出走的抉择,就会发现,在当时的价值天平上,女子自杀不啻于一种极端的“出走”。但是,一如此后对于娜拉走后怎么办的讨论,赵五贞自杀之后,社会舆论应该怎么办?是鼓励女子继续走极端的反抗之路,还是从社会风俗层面消解封建传统的魅影?当时即有论者提出这样的疑问:

赵女士死了,我想大千世界还有无量数像赵女士这类的人,还有无量数像赵女士父母的父母,以后本人对于本身问题到底只有死之一法?还有其他救济的办法?做父母的还是要拘守那种“吾先君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逼着女儿朝死路走?还是也有商量的余地?

这一次,新文化分子几乎不约而同地从改造环境入手,希望求得女子解放的治标药方。兼公一语中的地指出:“要对自杀的想一个绝源的方法。绝源的方法,便是改造环境。替赵女士一类自杀的人想个绝源方法,便是改良婚制,实行结婚自由。”对此,毛泽东提出应该就“婚制如何改革”的问题进行讨究。

在对婚制改革的具体设想,尤其是对父母代办婚姻的问题上,湖南新文化分子产生了和缓与激进的两种思路。其中,和缓派主张父母作为子女婚姻的参与者,反对无限制的自由婚姻。而其主要依据在于,“国人多不解自由的‘真谛’”,未必都达到自由结婚的程度。这种颇带国情色彩的论调在当时看来,却非空穴来风。其时即有论者看到社会有一帮“无聊——没有修养的——的人”打着自由、解放的旗号来满足“他的——非人生的——欲望”,并为此慨叹“解放解放世间许多人假汝以为罪恶”。或许有见及此,和缓派表示反对“极端”、“急切”的婚制改造,而实行“折中”的办法,其具体对策为:(一)改定结婚的年龄;(二)儿女自行择合经父兄鉴定;(三)由父母择合经儿女的许可。

激进的毛泽东却对和缓派的主张不以为然,批评他们的议论“对于父母干涉子女婚姻一点,尚多徘徊两可之谈,未明绝对难侵之理”。他强调,“子女的婚姻,父母绝对不能干涉。在子女方面,对于父母干涉自己的婚姻,应为绝对的拒绝”,只有如此,“资本主义的婚姻才可废止,恋爱中心主义的婚姻才可成立,真正得到恋爱幸福的夫妇才可出现”。

应当指出,激进派的立论依据较和缓派薄弱,他们更多的是情绪积累,而非理性分析。当时的激进派大多主张追究新娘自刎一案的主要相关者赵五贞父母和媒人佘四婆婆的法律责任。随着这种惩办元凶的情绪的扩散,毛泽东甚至认为“天下类于赵女士父母的父母都要入狱”,因为在激进者看来,只要父母主婚的事存在,“危险的种子终伏在里面”,“其极必有子女自杀的事”。

需要表明的是,笔者在此重新审读当年这场婚制改革的激进与和缓之争,目的并不在于点明对错,而在于求解造成两派分歧的认识背景。五四时期,新文化精英在婚制改革的精神与理论上走得很远,自由恋爱、独身主义、无后主义等主张铺天盖地,席卷舆论,但是在个人标准与日常行为层面上,他们往往屈从传统,屈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礼教中人”。胡适的婚姻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和缓派的主张主要在于避免理论上的凌空虚蹈,以求在实践层面上的落实与可行。

但是,对于激进派而言,他们似乎也有他们的道理。鲁迅曾在一次讲演中回顾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策略时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这话大抵也可以作为婚制改革激进主张者的某种心理期盼与言说策略。据此,激进派的主张在实践效果上当与和缓派的主张殊途同归。

通过上文的梳理,新文化分子对于婚制改革争论的某些面相基本得到了呈现。然而,这并不是说,在赵五贞自刎事件的诱发下,新文化分子的分歧日渐扩大,恰恰相反,在新文化分子内部,争论居于次要位置,而共识处于主流地位,而且,在争论的背景下,相互理解与体认,使得分歧反有消失的趋势。

首先,新娘自刎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讲仅是一次偶然事件,但在新文化分子看来,偶然之中实含有必然性,“当这个女子解放声浪日高的时候,居然有这种惨剧演在我们的眼前”,难道不又是“万恶的婚姻制度”从中作梗吗?基于这种新文化认知体系的下意识推理,新文化份子普遍认识到婚制改革的必要性。在此前提下,新文化分子的争论才被认为是内部的协调,而不致被纳入新旧两大阵营的交锋之中。

其次,即使处于争论的状态下,新文化分子对于婚制改革内容的考虑仍然体现出明显的同一性,而他们的分歧仅仅表现在缓急轻重之别上。诸如减轻亲权、自由恋爱以及由此延及女子教育、女子自立、男女社交公开等等议题,均是新文化分子在讨论中所特别注重的。特别是在打破媒人制度上,他们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有些新文化分子犹认为“父母之命”可作为自由婚姻的过渡,但是,对于“媒妁之言”,他们不约而同地强烈要求打破。在新娘自刎的悲剧中,佘四婆婆究竟出于什么心理或者得了什么好处为吴赵两家做媒,当时的新闻并没有揭露,但这并不妨碍新文化分子对于媒人的成见与进一步的丑化。论者毓莹对媒人的鞭挞不遗余力,甚至于恶毒。他声称“赵女士的媒人受了七十块大洋”,大抵是道听途说。又说,中国婚姻关系中“最可恶的是第三者(媒人)夹于其间”,为此,他痛恨并诅咒天下的媒人“天诛地灭,绝子绝孙”。毛泽东更专门作了《打破媒人制度》的文章,指出“要想婚姻改良,便须急将媒制打破,‘媒人’、‘月老’等话,要从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

第三,新文化分子在呼吁婚制改革的时候,除了诉诸女子解放,更多的是借助国族表述。近代以来,国家民族的观念对身体的介入已经不容抗拒。论者迈君赋予赵五贞之死与烈士殉国以“一样的精神”,目的显而易见,正是期望在国族表述的大框架下建构新娘自杀的价值与意义。西堂在议论婚制改革的对策时,也一再强调基于国族民主与强盛的初衷。比如,他这样运用“群治”的话语策略:“吾尝以为中国家庭制度,不亟改良,中国群治断无进步之望。”而在提到设立男女交际机关以打破男女界限的时候,他同样站在国族的高度来唤起国人的紧迫感:“且纵观世界各国,其男女界限太严者,其国家必衰且弱,如中国、土耳其、朝鲜等国是也。反是者则其国必富且强,如欧美及日本是也。”

第四,与新闻报道求真求实的追求不同,新文化份子很大程度上在进行着意义的建构,他们在利用舆论鼓吹婚制改革上体现出很高的自觉性。他们一方面认识到“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内外之防’,都是造成恶习惯的舆论”,另一方面反其意而行之,提出“若想把这恶习惯打破,须还得藉舆论的力”。而他们对于“建设舆论”已经有了自觉的担当,主张“多攻击旧式的婚姻”,“多鼓吹自由的婚姻”。可以说,新文化分子对于新娘自杀事件的积极研究,正是期待社会与他们的舆论实现共谋的自觉性使然。

然而,如果仅仅把赵五贞自杀的意义建构局限在新文化内部,那么,我们无疑已经落入新文化分子舆论宣传的圈套之中。事实上,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新旧混杂的状态。1919年初,话剧《终身大事》的排演遭遇恰能反映五四前后新旧两种妇女观互为对峙与冲突的特质。一方面,新文化精英的舆论鼓吹已经在社会意识中形成妇女解放与自主婚恋的认知图景,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妇女观与婚姻观所扎根的土壤并未见松动,哪怕在舞台上饰演一下“出走的娜拉”都要顶着莫大的社会与心理压力,更不要说在日常生活中搬演一番了。新观念与旧传统,心理认知与社会现实,诸如此类的矛盾与偏差时常纠结一体,便塑造出五四一代女性挣扎的人生。在此背景之下,赵五贞自杀的社会意义就显得尤为错综复杂了。

新娘之死不仅对于新文化分子的启蒙言说有正面意义,而且对于传统保守势力而言也有利用价值。当新文化分子落力建构新娘之死对于冲决传统婚姻的时代意义的时候,保守势力出于维护社会整体秩序的考虑,也在刻意渲染贞妇节女的传统婚姻观。因此,长沙《大公报》收到许多歌颂赵五贞的歌词挽联,“大概都不离一些‘贞烈可钦’、‘流芳百世’、‘志行贯日月’、‘名节重山河’的话,可见旧学说旧信仰的势力还是大得很”。更有甚者,在赵五贞的殓葬一节上,湖南检察厅代表官方介入此事,先是“命吴姓领尸安埋”,继而检察官在棺木上“贴一封条,上书吴赵氏”,且令葬于吴氏之公山。此举连新娘之父赵海楼都声称“未体得小女之意,深为抱恨耳”。新文化分子尤为义愤填膺,认为官方是在有意凌辱赵女士的尸体,“他已经死了,还要将他征服做别人的附属品”,“女士死而有知,其必不能瞑目矣”。

鉴于保守势力的说辞与官方的处理方式,有的论者提出要“替赵女士开一追悼会”,有的主张“联合女界全体,举行游街示威大会”。但也有人认为这样还不足以使人对赵五贞自杀的进步意义“终久不忘”,故而主张“将赵女士自杀的事情,前前后后编成新剧”,通过演剧“感化人心”。或许乏人赞助,此事最后不了了之。现在看来,即使有人编剧,也难保不重蹈《终身大事》的遭遇。但是,以赵五贞自杀事件为背景的一些反映女性遭遇的小说却陆续见诸报端,并引起广泛反响。比如,小说《掠婚》的作者一开篇便表示对赵五贞的遭遇“愤恨非常”,并将笔下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与其自杀一事相提并论。这些文学形象的塑造与新文化分子的宣传相互配合,目的在于把保守势力所褒扬的“赵贞女”,以及官方所认定的“吴赵氏”,重新塑造成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赵女士”。

此后的事实表明,湖南本土新文化分子在与传统势力的争夺中,赢得了“赵五贞”这一历史符号的注释权。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赵五贞及其自刎事件的架构已经定型。

摘自:《书屋》2008年第2期 作者:吴润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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