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说故事”的历史学

摘自《河北学刊》

这个题目很大，涉及什么是历史学，它的功能何在，社会史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自然要谈的内容也就庞杂、丰富，特别是因为史学同人见解的差异，需要讨论的事情尤其地多。不过，笔者在这里仅仅是提纲式地表明观点，似乎也不必要作出过多的申述。从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一百年过去了，笔者亦治史半个世纪，对史学有所感悟，故在这儿议论，历史学究竟是什么学问?它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历史知识要不要及如何大众文化化?所述皆系感性的经验之谈，而非理性的真知灼识，说出来聊供同人“喷饭”而已。

一、“说故事”的历史学定位

(一)史学是陈述之学

史学就是讲故事，讲人物、事件、制度以及产生这些故事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讲故事的历史，具有五种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及环境(前四种要素所形成的历史故事的社会背景及生态环境)。

讲故事的历史学是传统的。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描述人物故事，以人物为主体的事件故事；即便是叙述典章制度，也是讲制度的制定过程及其实行结果，它也不脱离人物故事和人群故事。正是因为讲故事，所以史籍编纂体裁主要是三大类，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今日之讲故事是传承的，然而又非纯粹传统的，是反映现代人类社会的知识、观念对历史的理解，是新的意义上的讲故事，不过仍然应是陈述之学。

(二)史学要不要讲道理(历史哲学)

说故事的陈述史学不讲道理吗?不讲历史运动、历史发展轨迹吗?只是说一些具体的事情吗?非也。它是讲道理的，有义理的，但在表达方式上有两种差异：一种是寓论于史。作者有历史观点，有揭示历史面貌的愿望，但不采取大量议论的方式，而是选择充分的、较充分的史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并希望通过史实让读者自行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益。传统史学采取“史臣曰”的方法表达史家观点；现代史家则多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实证史学家即多如此。做这种学问的人常常被归类为“史料学派”。这种做法，易于明了具体道理(所谓“小道理”)和经验，难于揭示大道理(所谓“规律”)。要之，实证之作不是不讲道理，而是寓论于史，或小题大做，以小喻大，通过具体的小事阐述大事及其道理。另一种是义理派做法。史实不多，或利用二手、三手材料及他人考订的史料，建构史学模式，去讲论历史哲理、规律，给人以宏观道理的启示，开人心智，但所述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要靠继续研究。做这类学问的人往往被视为是“史观学派”。

实证法(实证派)与义理法(义理派)是何种关系呢?笔者之意，实证是义理的基础，义理是实证的升华；没有实证，便没有义理。两者需要结合，实证努力理论化，勿为烦琐考证所累；义理要向实证靠拢，最好要有实证功力。

(三)史学是科学抑或是艺术?

所谓科学说，是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相信史家能够著作“定论历史”，反映历史真实，后世史家不能也不必要改动已成为真理的历史著作。此说同时相信史料能够论定历史，故有“史料即史学”之说。此说还相信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历史不过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去验证这种理论的光辉正确。人们有理由希望历史学成为社会科学，故实证史学强调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史学更是如此。

但也有学者对科学说提出质疑：历史不会重复，不能做科学实验，不可复制，此其一。其二，科学应发现规律，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否完全可以认识，不好说。因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可以做到局部的认知，而全部的通晓，则非常难说了，社会进化论、经济决定论等等理论试图解说，都因有破绽而受到责难。其三，史家之主体意识与科学很难保持一致，谁能保证史家不反映自己的感情、种族、阶级、文化的倾向性于著述中，史家的价值观能够保证他的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吗?其四，不仅是不同观念的史家对同一事件有相异的解释，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史家会对历史产生新的看法，哪里能有定论的历史?其五，历史靠史料来验证和说明，而史料的保存是有限的，即使在我国历史文献学夙称发达、史书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运用起来便会发现，许多方面的历史仍然是缺乏记载的，致使史家难于完整地勾勒历史；况且史料有真伪，不易鉴别，这都难于给历史作定论。

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总进程、总规律应当存疑，然而根据前人业已探索到的理论，发现局部性规律是可能的。例如，讨论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民众的历史地位、等级与等级制度等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诸多共识。运用“科学精神”研究历史，使其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应当是历史学家的努力方向。

所谓艺术说，是将史学理解为诗歌加哲学，是针对科学说的。其主要论点是史无定论，不同时代的人会对同一的历史作出迥异的解说。既无定论的历史，谈何科学?历史之成为艺术，因为史为实用，史家会赋予时代之理解，不同时代的人会重新认识历史，而且这种认识又同个人的经验相联系，或一致；不同人的不同的经验，给人以不同的历史故事和解释，而且利用活泼的笔法描绘历史，使历史如同艺术，成为美学的一种，令人欣赏，如司马迁的《史记》；还因为如何编排史料，如何讲故事，也是需要讲求艺术的。但是，史学艺术说需要明确的是，它非自由创作之艺术，亦非文学艺术之虚构艺术，而是编纂史书的艺术。

史学家刘节在《论历史》一书中认为：史学研究结论应是科学的，书写的著作应是艺术的，归纳升华到哲学上应是哲学的。他的意见值得参考与尊重。

笔者愚见，历史学是科学抑或艺术的问题，似乎不必过分纠缠，各有其是，可以互相调融。令史学在科学、艺术之间，或许更有趣味，更能发挥其功能。笔者服膺钱钟书《管锥编》中的见解：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看来，史学研究争取科学化，史学作品要求艺术化，也许是个好主意。

(四)从史学之异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看其陈述历史(讲故事)的特点

文学，形象思维之学，得益于想像。

哲学，宏观逻辑思维之学，得益于抽象思维。

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是强调规律、理论、模式之学。

史学，重陈述，讲故事，特别看重的是寻求史实及对其描述中的阐述。它不能凭借想像，或抽象思维，或套用公式理论，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学科。

史学这种史料和史实所叙述的故事包罗万象，为各种学科提供可选择的史料和观点，这就使得历史学有点人文学、社会科学基础的味道。

(五)史学需要保持“说故事”的特色

史学应保持其特点，在陈述历史的陈述中引出固有的道理，而不是一般的讲述宏观义理和规律。如果历史学大讲理论，忽视史实的陈述，史学将失去其特性，不成其为史学。因之，笔者不赞同以义理、新方法之探讨作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或谓史学不讲理论，容易为其他科学学科所小觑，不如理论化；然而，史学研究正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相结合，有其活跃性，至于社会地位下降，那是另外一回事(在近代社会，人文学科的传统主流地位为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所代替，非仅史学一家也。关于这一点，后面仍有机会涉及)。笔者的这种史学观念是传统的，是固守史学本位，认为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历史学的特色，从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留有一席之地。在2002年举行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的学者看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体系的引入，史学越来越理论化、抽象化，追求宏大叙事，寻求历史规律，历史似乎必须被赋予一些规则才有意义，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史学还没有找到新的定位就先丧失了传统”，因此，他们主张恢复历史现场感，认为“叙述和感悟，这也许就是史学守住边界的最根本的方式”，当然也应建立历史学自身的一套概念体系。有这样的同调者，真乃令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