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份征婚广告遭女权领袖痛批

20世纪的最初十年，对中国人来说可称得上是一个新思潮与旧传统激烈冲突的“多事之秋”。

1900年的“庚子事变”后，清政府无法再维持它的封建专制统治。为笼络人心，同时也是在外国的压力下，它被迫实行“新政”，恢复了“百日维新”时期光绪皇帝颁布的一些政令，被禁锢两年的戊戌思潮重新涌动。其最初的表现是，从1901年起，出现了新一轮翻译事业的高潮。开始时每年出版一千多种西方和日本的译著；以后递增至三千种以上，远远超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为了启封建之蒙，破专制之弊，所翻译的书籍绝大部分是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如《民约论》等，其中也包括再版的歌颂“爱情至上”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各种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通过这些译著潮水般涌入中国，与传统观念发生大碰撞。它的广泛性和对民众的刺激深度，都远远超过戊戌变法时期。加上大批留学生的出国和来华外国人的增多，中国与世界的隔膜被逐渐打破。长期在封闭的小农经济古老沉闷氛围中生活的中国人，仿佛在一夜之间，看到了世界近代文明是个什么样子。

最先接受西方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勇敢站在时代前列，成为新观念的弄潮儿。他们的家乡父老则大不以为然，叹息人心不古，斥为离经叛道。在新与旧，西学与传统的激烈交锋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婚姻观念的变革。中国古人就把家庭视为国家和社会的缩影，故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名言警语；近代有识之士如秋瑾等人则大反传统之道，把婚姻和家庭的革命看成是破除专制制度的政治革命的起点。确实，一个人如果连个人的命运都不能把握，婚姻都不能自主，还谈得上什么改变国家的前途?就这样，在婚姻自主的口号下，1902年中国报刊上出现了第一份征婚广告，1909年前后发生了第一桩涉外离婚案。中国人初尝恋爱自由的禁果，青年学生的自由择偶蔚成风气，与外国人的通婚开始时骇世惊俗，以后也渐渐习以为常了。这中间，既有许多动人心弦的爱情喜剧，也有不少催人泪下的婚姻悲剧。

第一份征婚广告刊出，招致女性世界一片指责

1902年6月26日和7月27日，在中国南北最开明的两份大型日报——天津《大公报》和上海《中外日报》上，相继刊载’了由同一人求登的一则征婚广告。在男女婚事历来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掌握的中国，这种公诸报章自由择偶的行动，无疑是一项石破天惊之举。广告全文如下：

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请即邮寄亲笔覆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著或玉照更妙。信面写AAA，托天津《大公报》馆或青年会二处代收。

这位从中国南方“北来游学”的青年学子，显然是冲破旧礼教束缚，“敢吃螃蟹”的第一位勇士。他所提出的三条择偶标准，分别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三种妇女观。即：破除缠足恶习，提倡人体的自然美；兴办女子教育，提高妇女的文化修养；摒弃结婚旧礼仪的繁文缛节，采用简单自然的西式婚礼。这则征婚广告的出现，不仅是中国男子求婚形式变化的初端，而且反映出择偶标准的一种时代趋向，是对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一种挑战。所以，《中外日报》在刊登这份广告时，特意加上了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世界最文明之求婚广告》，表达了舆论界的赞赏态度。

有意思的是，征婚广告登出后，在女性世界未见热情反响，却掀起了抨击指责的轩然大波。著名的女权运动领袖林宗素写信给《中外日报》，猛烈批评这则广告。她写道(原文为文言文，今译为半文半白文体)：

近读贵报，见载有《世界最文明之求婚广告》，读后骇然，所谓南清志士，究竟是何许人?为何隐名不报?观其口气，大有以中国伟人自居之意，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口谈维新的庸人罢了。何也?既然征婚求偶，就该自报家门，介绍自己的品行职业。当今之世，不仅男择女，女也有择男的权利，西方男女订婚，都有个相互了解的过程。今此君开列对女方的三个条件，对自己的情况却讳莫如深，直将吾中华二万万女子视为随意摆布的姬妾，视为上海租界的妓女也。

林宗素的态度不免偏激，但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看出了这位征婚者单向择偶的倾向，即只对女方提出要求而丝毫未介绍自己的情况。这种倾向反映出当时即使是思想先进的青年，头脑中依然保留着传统士大夫的男子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