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

载《陈高华文集》

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联系，有陆路，也有海道。海上交通对于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不少论著对此作过探讨。20世纪70年代新安海底沉船的发现，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探讨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海上交通的兴趣。

元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往，以陆道为主，海上交通相对来说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常常被忽视。实际上，当时两国之间海道往来仍是相当频繁的。本文试图以中国和朝鲜的有关文献相互参证，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12世纪，中国处于宋、金对峙的局面，由于金朝势力强大，高丽断绝了与南宋的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双方经过海道的贸易活动仍是存在的，来到高丽经商的南宋商人，往往带有政府的使命，刺探金朝的动静，沟通双方政府的关系。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1211年开始发动对金战争。1218年对高丽用兵，高丽请和。1231年，蒙古窝阔台汗发军攻高丽，高丽降。1234年，金朝灭亡，出现了蒙、宋对峙的局面，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蒙古国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国号大元(1271)。到13世纪70年代末，南宋为元朝所灭。

当蒙(元)、宋处于敌对状态，高丽归附于蒙古(元)的情况下，南宋与高丽的交往受到蒙古(元)的干涉和阻挠。蒙古(元)还曾设想以高丽作为基地，通过海道对南宋发动进攻。尽管如此，南宋与高丽之间通过海道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止。南宋开庆元年(高丽高宗四十六年，1259)四月，中国商人范彦华的船只从高丽返回，船上带回了三名被蒙古俘虏的南宋居民。他们是在被迫参加蒙古对高丽战争时逃出的，高丽政府将他们送回本国，高丽的礼宾省还为此向南宋地方当局发出了正式的牒文。范彦华等的商船是在上一年去高丽的。高丽元宗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十月，“宋商陈文广等不堪大府寺、内侍院侵夺，道诉金仁俊曰：‘不豫直而取绫罗丝绢六千余匹，我等将垂橐而归。’仁俊等不能禁”。从“侵夺”的货物数量，可知这一年前来的南宋商船装载的货物是相当可观的。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因为官方机构“侵夺”造成的不良影响，南宋商船不再到高丽。高丽元宗十一年(南宋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元世祖忽必烈遣使责问，为什么“南宋商船来”，高丽政府“私地发遣?”次年正月，高丽国王写信回答说：“豫有宋商舶往返，距今十年，未曾见来”；但“年前有一舶到于我境”。以上所说，便是根据现有文献可以考知的13世纪中期高丽与南宋的几次海道交往。

当蒙(元)、宋对峙之际，高丽与南宋继续通过海道保持联系，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原因。从经济上来说，海道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事业，这是显而易见的。从政治上来说，高丽归附蒙古是为武力所迫，并非本意，高丽政府并不想和南宋断绝关系，南宋方面也充分估计到这一点，鼓励商人前往高丽贸易，顺便审探蒙古的动向。但尽管如此，由于高丽—宋的关系要受到其他两方面关系(蒙古—高丽，蒙古—宋)的制约，只能是有限的、时断时续的。只有在元朝统一以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海上交通，才会有新的面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