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

载《陈高华文集》

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联系，有陆路，也有海道。海上交通对于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不少论著对此作过探讨。20世纪70年代新安海底沉船的发现，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探讨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海上交通的兴趣。

元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往，以陆道为主，海上交通相对来说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常常被忽视。实际上，当时两国之间海道往来仍是相当频繁的。本文试图以中国和朝鲜的有关文献相互参证，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12世纪，中国处于宋、金对峙的局面，由于金朝势力强大，高丽断绝了与南宋的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双方经过海道的贸易活动仍是存在的，来到高丽经商的南宋商人，往往带有政府的使命，刺探金朝的动静，沟通双方政府的关系。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1211年开始发动对金战争。1218年对高丽用兵，高丽请和。1231年，蒙古窝阔台汗发军攻高丽，高丽降。1234年，金朝灭亡，出现了蒙、宋对峙的局面，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蒙古国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国号大元(1271)。到13世纪70年代末，南宋为元朝所灭。

当蒙(元)、宋处于敌对状态，高丽归附于蒙古(元)的情况下，南宋与高丽的交往受到蒙古(元)的干涉和阻挠。蒙古(元)还曾设想以高丽作为基地，通过海道对南宋发动进攻。尽管如此，南宋与高丽之间通过海道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止。南宋开庆元年(高丽高宗四十六年，1259)四月，中国商人范彦华的船只从高丽返回，船上带回了三名被蒙古俘虏的南宋居民。他们是在被迫参加蒙古对高丽战争时逃出的，高丽政府将他们送回本国，高丽的礼宾省还为此向南宋地方当局发出了正式的牒文。范彦华等的商船是在上一年去高丽的。高丽元宗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十月，“宋商陈文广等不堪大府寺、内侍院侵夺，道诉金仁俊曰：‘不豫直而取绫罗丝绢六千余匹，我等将垂橐而归。’仁俊等不能禁”。从“侵夺”的货物数量，可知这一年前来的南宋商船装载的货物是相当可观的。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因为官方机构“侵夺”造成的不良影响，南宋商船不再到高丽。高丽元宗十一年(南宋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元世祖忽必烈遣使责问，为什么“南宋商船来”，高丽政府“私地发遣?”次年正月，高丽国王写信回答说：“豫有宋商舶往返，距今十年，未曾见来”；但“年前有一舶到于我境”。以上所说，便是根据现有文献可以考知的13世纪中期高丽与南宋的几次海道交往。

当蒙(元)、宋对峙之际，高丽与南宋继续通过海道保持联系，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原因。从经济上来说，海道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事业，这是显而易见的。从政治上来说，高丽归附蒙古是为武力所迫，并非本意，高丽政府并不想和南宋断绝关系，南宋方面也充分估计到这一点，鼓励商人前往高丽贸易，顺便审探蒙古的动向。但尽管如此，由于高丽—宋的关系要受到其他两方面关系(蒙古—高丽，蒙古—宋)的制约，只能是有限的、时断时续的。只有在元朝统一以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海上交通，才会有新的面貌出现。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发大军攻宋。十三年(1276)，元军下临安，取江浙、福建等地。十六年(1279)，广东崖山一役，宋军大败，幼帝蹈海死，结束了南宋的历史。元朝统一了中国。在统一过程中，元朝政府注意保护海外贸易，使之不受战争影响而中断。至元十四年(1277)，便在南宋原有基础上于泉州、庆元等处建立市舶机构。十五年(1278)，忽必烈下诏福建行省官员，要他们对海外各国加强联系，“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主要是针对南海诸国说的，至于在此以前已与元朝有密切关系的高丽，当然更不成问题。据郑麟趾《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四年(戊寅，1278)十月，“宋商人马晔献方物，赐宴内廷”。所谓“宋商人”是高丽方面对来自中国南部(南宋统治区)商人的习惯称呼。事实上，这时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均已归元朝统治，“宋商”实际是元商。高丽国王赐宴内廷，说明这起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是公开的、合法的，也就是得到元朝政府同意的。此事足以说明，元朝政府对于民间商人与朝鲜半岛的海道贸易，采取支持的态度。

元朝统一以后，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是频繁的。首先表现在海运粮食上。元朝在平宋以后很快便建立了海运，即由海道将江南的粮食运到北方，先到直沽(今天津)，再由直沽经运河运到大都(今北京)。每年海运的粮食。起初是几万石，逐渐增为几十万石、百万石，最多时达到三百多万石。海运可以说是元朝统治的生命线。值得注意的是，海运的终点并不限于直沽，还有辽东，甚至伸展到了朝鲜半岛。中国史籍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一月，忽必烈“敕漕江淮米百万石，泛海贮于高丽合浦，仍令东京及高丽各贮米十万石，备征日本”。但次年正月忽必烈因江南动乱罢征日本，这次大规模的海运计划并未付诸实施。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月忽必烈“以其国(高丽——引者)饥，给以米二十万斛”。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忠烈王十七年(1291)六月，“元遣海运万户黄兴、张侑，千户殷实、唐世雄，以船四十七艘载江南米十万石来赈饥。世子豫奏比年国人征戌转饷失其农业，以致饥馑，故有是赐”。次年(1292)闰六月，“元诏漕运万户徐兴祥等二人运米十万石来赈饥民，遭风漂失，唯来输四千二百石”。世子即忠烈王之子王璋，也就是后来的忠宣王。这批作为救济用的粮食分两年自江南运到朝鲜半岛。组织过两次大规模海上运输的是元朝海运的主持者之一朱清。朱清和海运的另一主持者张瑄在南宋末年都是横行于海上的强盗，“若捕急，转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亡虑十五、六返”。元军南下，朱、张投降，由于他们熟悉中国南北航路，便献海运之策，适应了元朝政府的需要，因而得到重用，专门负责海运事宜。同时，他们对于“高句丽水口”也是有所了解的。在忽必烈决定海运江南粮二十万石到高丽时，这一任务很自然便落到朱清身上．朱清原为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海道运粮万户，“庚寅(至元二十七年，1290)，运高丽，辽东粮，枢密院奏功，进骠骑冲上将军，余如故”。这里的“庚寅”显然是“辛卯”(二十八年，1291)或“壬辰”(二十九年，1292)的讹误。至于朝鲜史籍中所载海运粮的官员，黄兴疑是黄真之误，黄真是朱清下属的五万户之一。张侑不可考。殷实是朱清的得力部属。至元二十九年，以朱清为首的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下分七翼千户所，其中之一是殷武略翼，武略是武略将军的简称，殷武略翼即以殷实为首的千户所。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忽必烈殷实为管领海船副万户。这次提升可能与运粮高丽有关。唐世雄不是汉人，而是西夏人，原名黄头。西夏在元代称为唐兀，故以唐为姓，名世雄。他长期从事海运，后来升至海道都漕运万户。这时他的具体职务是嘉兴等处运粮千户。第二年负责海运的万户徐兴祥在同一朝鲜史籍中另一处又作徐兴祚。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从事海运的重要人物中有一位徐兴祖，也许徐兴祥、徐兴祚都是徐兴祖之误。此外，见于中国方面记载的还有一位范文富，“豫馈运高丽及交趾出征军粮，”至元戊子(二十五年，1288)官运粮副千户。

宋代与高丽的海上交通，有北线，有南线。北线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县)东航至朝鲜半岛西岸的瓮津，经过芝罘岛(今山东烟台市北)。南线由明州(今浙江宁波)经昌国沈家门(今浙江普陀县)，蓬莱(今大衢山岛)，向北进入大海，与海岸线并行，到淮河入海口附近，转而向东，进入黑水洋，也就是山东半岛以南，朝鲜半岛以西的黄海深水洋，先到朝鲜半岛西南的黑山岛(今名大黑山岛)，然后沿半岛西海岸北上，至开城。北宋初期，主要是北线；北宋中期起，为了“远于辽”，改以南线为主。到了南宋时期，山东半岛为金朝所有，只能由南线航行。元朝初年的海运，是以太仓(今江苏太仓)为起点，沿海岸线北上，经过山东半岛，到沙门岛(今山东长山列岛)，进入莱州洋(今莱州湾)，沿海岸直至直沽(今天津)。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海运，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线。元朝诗人朱晞颜在“至元辛卯”(即至元二十八年)曾搭乘海运船北上，他将“舟航所见”用诗篇记录下来，总题为《鲸背吟》，共三十余首⒇。第一首题为“盐城县”，盐城即今江苏盐城，第四首为“莺游山”，该岛又作嘤游山、鹰游山，即今江苏连云港市的东西连岛。以后又有“乳岛”(今地待考)、“沙门岛”(今山东长山岛)、“莱州洋”等诗，足以说明这一次海运确是沿海岸线北上，续山东半岛航行。《鲸背吟》最后是“分船”和“直沽”。“分船”诗云：“高丽辽阳各问津，半洋分路各伤神；风帆相别东西去，君向潇湘我向秦。”由各诗的排列看来，“分船”之事应发生在过莱州洋以后，到直沽以前。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至元二十八年(1291)前往高丽的运粮船有可能是沿渤海湾北上，经辽东半岛，再到朝鲜半岛的。但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起，在朱清等主持下，开辟了新的海运路线，即由太仓出长江口后，利用西南风，取道东北，驶向大海。经过山东半岛成山角后，则与原来的路线大体相同。海运路线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到中国南方与高丽之间航线的变化，至元二十九年运到高丽的粮食大部分“遭风漂失”，应该是探索新航线造成的。可惜的是这方面缺乏明确的记载。

高丽忠烈王十九年(元至元三十年，1293)六月，“元遣江南千户陈勇等载米二十艘来，又献鹦鹉一双，其他土物甚多”。这次运米的目的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这一年忽必烈又派人到高丽督造战船和管军粮，准备再征日本，显然运来的江南粮食是供出征日本用的军粮。次年，忽必烈死，征日本的准备工作停止。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元遣中书舍人爱阿赤来。先是为征日本，运江南米十万石在江华岛。今辽沈告饥，帝(元成宗——引者)诏以五万石赈之”。忠烈王二十一年(1295)二月，“遣中郎将宋瑛如元请减运粮，帝不从”。四月，又“遣将军柳温如元，请减辽阳运粮，帝许减二万石”，在此前后，高丽用船分三次将江华岛贮粮运往辽阳，共计三万余石。为征日本从江南调拨十万石米到江华岛无疑是忠烈王十九年的事，但是十万石米似非“二十艘”船所能装载，很可能记载有误或有缺漏。

元朝政府从江南经海道运粮食到高丽，主要是以上几次。这几次海运的规模是相当大的，也是宋代所不曾有过的。这几次相当规模海运进行，使得联系中国南方和高丽的海道为更多的航海人员所熟悉，这对于两国海路贸易的开展，无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应该指出的是，忠烈王二十一年由高丽运粮到辽阳并非偶然。早在元朝统一以前，忽必烈曾于高丽元宗十四年(至元九年，1273)下令“运东京米”二万石到高丽赈济饥民，由于“水路阻运”，第二年四月才运到。东京即今辽宁辽阳，元辽阳行省首府。高丽忠烈王十五年(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政府要求高丽“措辨十万石”接济辽东。高丽以船四百八十三艘“转米六万四千石于盖州”。盖州即今辽宁盖县，当时属辽阳行省。从这些事例可知元代在高丽与中国的辽东半岛之间海上往来是颇为密切的。事实上，沿朝鲜西海岸线的航行，是一条由来已久的传统航线。

除了海道粮运之外，元朝和高丽之间通过海道进行的贸易活动是相当频繁的。根据《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十四年(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七月戊申，“宋商人顾恺、陵清等来献土物”。同年八月，“以圣节宴于大殿，宋人作戏”。“宋商”指的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这是沿袭旧称已见前述。至于在宴会上，“作戏”的“宋人”，应即是上一个月来到高丽的“宋商人”。忠烈王二十七年(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八月戊子，“江南商客享王于寿康宫”。所谓“江南商客”也正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忠烈王三十年(元大德八年，1340)七月己卯，“江南僧绍琼来，遣承旨安于器迎于郊。琼自号铁山”。这位来自中国江南的僧人是“泛海而至”的，显然搭乘的是这一年前来高丽的中国江南的商船。这几条记载都是关于中国南方商人的，此外还有经过海道前来高丽的中国北方商人。忠惠王后二年(元至正元年，1341)秋七月丙子，大都商人来，言：“海贼三十余艘，着青黄衣，鸣铎击鼓，袭海杀掠人物。”大都即今北京，这些来自大都的商人讲述了他们的海上见闻，说明他们肯定是从海道来的。在中国北方大都附近的港口与高丽之间，有着一定的航线。

上面讲的是通过海道前往高丽的中国商人。《高丽史》中还记载了高丽方面经过海道到中国进行的贸易活动。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贞元年，1295)四月“又遣中郎将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万四千匹市楮币”。当时高丽世子在大都求婚于元皇室，用麻布换取元朝纸钞，就是供世子婚礼用。但由此可见，高丽与中国山东半岛之间有着海上的航路，而且有着贸易的关系。高丽忠肃王元年(元延祐元年，1314)六月，命官员们考阅新购书籍，“初，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于江南购书籍，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瀹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以上两起都是高丽官方组织的贸易，可以想见，高丽民间也会有前往中国山东半岛和江南的贸易活动，有趣的是，以元代大都生活为背景的翻译教科书《朴通事》中讲到，从高丽前来大都，有“船路”，有“旱路”，“航路”就是海路。其中还说：“今年水贼广。我来时节五、六个贼船围着一个西京来的载黄豆的船，又高丽地面里来载着千余筒布子的大船，冲将去了。后头听的，那贼们把那船上的物件都夺了，把船上的人来打杀了。”和前引《高丽史》记载相印证，在高丽与中国北方港口之间航线上来往的，既有中国商人，也有高丽商人。

值得指出的是，《高丽史》中有关元朝海商的记载甚少，而关于宋朝(主要是北宋)海商的记载甚多，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我认为指出两点是必要的。第一，见于《高丽史》记载的，通常是国王接见海商的活动。如果不与国王有关，中国海商的到来，便不会引起注意。因此，《高丽史》上的有关记载，只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海商的活动，远不是全部，肯定还有不少到高丽贸易的中国海商，被《高丽史》遗漏了，在宋代是这样，在元代也是一样。在宋辽、宋金对峙的形势下，前往高丽的中国海商往往担负着沟通双方关系，传送政治信息的使命，他们的到来自然受到高丽政府的特殊重视，所以常有国王出面接见宴请之事。到了元代，中国海商已没有这方面的任务，完全是单纯的商业活动，与国王发生关系的机会也就少了。第二，元朝统一以后，出现了南北经济广泛交流的局面，首都大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集中全国各地货物的商业中心。元朝政府重视交通事业的建设，从高丽经中国东北到大都的陆路交通是相当便利也是比较安全的，相对来说，海道则是比较危险的。因此，高丽和元朝的贸易活动，无论是官方的或是民间的，大都通过陆道进行，海道贸易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降低，这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

关于高丽到中国南方的海道贸易活动，可以从中国方面的资料得到印证。据元代著名学者姚燧记载，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史耀为江浙行省右丞，“高丽王遣周侍郎浮海来商有司，求比泉、广市舶，十取其三。公(史燿)曰：‘王于属为副车，且内附久，岂可下同海外不臣之国。惟如令，三十税一。”元朝的市舶制度，对于进口的货物，精色十取其一(后改为二)，粗色十五取一(后改为二)，称为“抽分”，实即市舶税；然后再三十税一，这是商税。纳完市舶税和商税以后，方可在市场上出售。姚燧所说“泉广市舶，十取其三”是不准确的。史燿提出“三十税一”的意思，是对高丽的货物，免收市舶税，只收商税，也就是给予优待，与国内货物同样处理。他的意见是否被接受，并不清楚，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高丽向中国江南输出物品是为数不少的，而且其中相当多应是由高丽官方或民间经营的，否则高丽政府就不会专门派人到江南谈判市舶税问题了。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农民战争爆发。此后十余年间，元朝处于混乱分裂的状态。高丽恭愍王六年(元至正十七年，1357)七月，“江浙行省丞相遣理问实刺不花来献土物”。当时元朝的江浙行省丞相是达识帖睦迩。在此以前，尽管高丽与中国江南有贸易往来，但是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行省的官员，从来没有主动与高丽联系过。这一年达识帖睦迩突然采取这一举动，绝非偶然。当时中国的南北，实际上已处于隔绝的状态，江浙行省的部分地区，已分别为张士诚、方国珍占有，特别是兴起于淮东的盐民张士诚，在至正十六年(1356)夺取浙西很多地方，对江浙行省的首府杭州，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达识帖睦迩在这种形势下违反常规遣使与高丽联系，不会只是礼节性的问候，而应是政治、经济上的需要。政治上是为了互通信息，打破隔绝、孤立的状态，经济上则应是加强彼此的往来，增加收入。但是形势变化很快，就在江浙行省遣使的下一个月，张士诚便向元朝投降，接受了太尉的头衔，而且很快便控制了元朝的江浙行省，割据一方，达识帖睦迩成了傀儡。张士诚对于发展与高丽的联系表现了极大的兴趣，高丽恭愍王七年七月，他派遣使者与高丽通好，使者就是上一年奉江浙省之命前往高丽的实刺不花。随后，恭愍王八年四月、七月，九年三月，十年七月(二批)，十一年七月，十二年四月，十三年四月、七月，十四年四月，张士诚相继遣使向高丽王献礼物，前后共11次。此外，江浙海岛防御万户丁文彬在恭愍王七年七月，八年四月、七月，三次向高丽国王献礼物。九年七月，江浙省李右丞遣人向高丽国王献方物；十年七月，淮南省右丞王晟遣使献方物；十三年四月，淮南朱平章遣人献铠。王晟是张士诚的亲信将领之一，“江浙省李右丞”应是张士诚的另一亲信李伯升。丁文彬事迹不详，但他3次遣使都是与张士诚的使节同时，而且高丽回信中说“使王与太尉自令永以为好，未必不由执事也”。说明必然有密切关系。“淮南省朱平章”不可考，但淮南省是张士诚政权中设置的地方机构之一，此人亦应是张士诚部将。这就是说，张士诚的部属遣使与高丽联系见于记载有6次。总计起来，从恭愍王七年到十四年(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五年，1358—1365)，八年之内，张士诚及其部属先后遣使到高丽，有17次之多，高丽亦曾数次遣使回访，双方经过海道的联系，不能不说是相当密切的。张士诚与高丽的往来，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进双方的贸易，丁文彬写给高丽王的信中讲得很清楚：“傥商贾往来，以通兴贩，亦惠民之一事也。”张士诚占有浙西，控制了昆山、澉浦等海港，他迫切希望从海外贸易中得到更多的收入。

张士诚与高丽的交往频繁，有些中国人因此到了高丽，并在当地落户。李敏道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是河间人，高丽使臣“成淮得回自张士诚所，敏道请与俱来，以医、卜见称，往往有验。后来他成了朝鲜李朝的开国功臣，历官至商议中枢院事”。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高丽人流落于中国，元末诗人高启写有《朝鲜儿歌》，作者原注：“予饮周检校宅，有二高丽儿歌舞者。”诗中写道：“朝鲜儿，发绿初剪齐双眉。……主人为言曾远使，万里好风三日至。鹿走荒官乱寇过，鳷鸣废馆行人次。四月王城麦饭稀，儿行道路两啼饥。黄金掷买倾装得，白饭分餐趁舶归”，“周检校”显然是张士诚派往高丽的使者(检校为官名)。由诗中可知，两名来自高丽的舞女，是张士诚的使者去高丽出使时买得的贫苦人家的女儿。

与张士诚同时，占有浙东的方国珍，也对发展与高丽的关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高丽恭愍王七年(1358)“五月庚子，台州方国珍遣人来献方物”。比张士诚首次遣使还早两个月。此后，八年(1359)八月，十三年(1364)六月，十四年(1365)八月、十月相继遣使到高丽，总计5次。方国珍控制下的有庆元(今浙江宁波)、温州两个重要港口，他与高丽的往来显然也是为了发展贸易。

以上情况说明，元朝末年，尽管中国处于动乱之中，但是高丽与中国江浙地区之间，仍有频繁的海上交通；而在双方“通好”的政治交往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相互需要的贸易关系。

元朝海外贸易的全盛时期，曾在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七处设置市舶司，用为正式对外开放的港口。后来缩减为泉州、广州、庆元三处，此外，作为海运基地而兴起的昆山太仓，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元代与高丽联系的海港，首先是庆元(今浙江宁波)，庆元原名明州，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很自然在宋代便已成为对高丽的重要贸易港，从南宋后期的明州方志记载可以知道，这个港口大量进口来自高丽的货物，元代的方志说，庆元港口“南通闽广，东接日本，北距高丽，商舶往来，货物丰溢”。元代庆元进口的货物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高丽的，下面将会说到。方国珍与高丽的联系，应该就是通过庆元港进行的。新安海底沉船中，发现刻有“庆元路”字样铭文的秤砣，一般认为应是由庆元港起航的。

泉州是宋元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海港。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为数众多，我已有专文论述。南宋时期，仍有泉州商人前往高丽，如建炎元年(1127)两浙安抚使叶梦得委托大商柳悦、黄帅舜去高丽经商时，打听金朝的动静，“二人皆泉州人，世从本州给凭贾贩高丽”，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元代的泉州重点面向南海，但与高丽的往来并未中止。元代泉州商人孙天富、陈宝生二人长期从事海外贸易，“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阁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亡虑数十万里”。高句丽是朝鲜半岛的古国名，此处即指高丽而言。元代来中国的“马八国王子孛哈里”“居泉州”，元世祖忽必烈赐高丽女子蔡氏与他为妻。忠烈王二十四年(元大德二年，1298)，孛哈里遣使向高丽国王献礼物。关于孛哈里事迹，我已作过考证，见《元代来华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新考》。孛哈里遣使到高丽，很可能是经过海道的，一则由泉州到高丽，海道比陆道便利；二则使者是六月到的，这正是中国南方海船前来高丽的季节。

太仓(今江苏太仓)是元代海运的基地。前面已经说过，元朝海运粮食到高丽，是到中途再分驶的，也就是说，对高丽的海运是由太仓出发的。这样，太仓很自然便成为与高丽联系的一个重要港口。元末张士诚与高丽的频繁往来，从种种迹象看来，应该是通过太仓进行的。明朝初年，高丽使者前往南京，乘坐的海船也是由太仓上岸的。

元代北方没有正式的对外贸易港，但是前面已经说过，高丽的船只到过辽东，高丽国王曾派人泛海到山东，可知辽东、山东都有与高丽来往的港口，尽管根据目前已有的资料还难以确定是哪几个。此外，前面说过大都商人由海道到高丽，他们的出海港口以直沽可能性最大。

商品交换是元朝与高丽之间海上交通的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明州的地方志《宝庆四明志》中开载了“舶货”(进口货物)的清单，是按产区分类的。其中由“高句丽”进口的货物，计有“细色”(贵重精细物品)6种，“粗色”(一般商品)34种，以药材最多，其次是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等。元代庆元的地方志《至正四明续志》也有一份“舶货”的清单，但只分“细色”和“粗色”，不再按产地分类。将以上两种方志相比较，并参证其他资料，可以确定《至正四明续志》所载“舶货”中来自高丽的有高丽铜器、高丽青器、茯苓、红花、人参、麝香、松子、松花、新罗漆、黄蜡、螺头、合、杏仁、榛子等。此外，高丽的纺织品特别是苎麻织品深为中国人民所喜爱，在元代文献中常见提及。高丽国王回赠丁文彬的礼物中便有白苎布和黑麻布。见于《宝庆四明志》的来自高丽的纺织品有，“大布、小布、毛丝布、绸”，但这四种布均不见于《至正四明续志》，很可能是改用了其他名称。例如，《至正四明续志》的“舶货”中有一种“生布”，很可能就来自高丽。前面说过高丽国王曾派人泛海到山东出售麻布一万余匹，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纺织品是高丽向中国出口的重要物品之一。

至于元朝向高丽出口的货物，文献中缺乏记载。但从张士诚、方国珍等赠送的礼品中，可以绐我们以若干启示。他们赠送的礼品中多次出现的是沉香、彩缎、彩帛，其次是弓矢、书籍、玉器等。孛哈里的礼物中也有“沉香五斤十三两”。沉香是中国从南海进口的一种香料，在中国宋、元时期应用很广，除了用于医药、饮食之外，上层人物还以焚香作为一种享受和显示身份地位的标志。这种风气也对高丽社会发生影响，于是沉香又由中国转手输入到高丽。彩缎、彩帛都是丝织品，也是中国向朝鲜半岛出口的传统产品。中国的书籍历来受到高丽知识分子的重视，江南是出版业最发达的地方，宋代江南出版的书籍已成为一项重要出口商品，元代仍在继续。方国珍赠送的书籍有《玉海》、《通志》等，前面说过高丽政府曾派专人到江南购书，都是很好的例子。此外，朝鲜新安沉船上有大量中国瓷器，很可能瓷器也是当时中国对高丽的出口货物。当然，关于新安沉船的目的地问题，还存在不同意见，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海上交通有助于双方的文化交流，上面所说书籍的流传，正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内容。此外，双方的僧侣通过海道交往，这在前代已经有之，这一时期仍在继续。上面提到的绍琼是应高丽僧人的邀请前往的。高丽僧冲鉴“拂衣游诸方，口留吴楚，闻铁山琼禅师道行甚高，迎之东还。师执侍三载，琼公甚期待之。琼公辞归，师主龙泉寺，始取百丈禅师《禅门清规》行之”。后被尊称为圜明国师。《百丈清规》是中国禅宗寺院的法规，这时通过绍琼和冲鉴的努力，在高丽佛寺中推行。高丽的另一位名僧宝鉴国师混丘与中国僧人也有交往，“中吴蒙山异禅师尝作《无极说》，附海舶以寄之。师默领其意，自号无极老人”。通过海舶互寄诗文，这在宋元时期中日两国僧侣交往中是常见的一种形式，在高丽与元朝的僧侣中间，显然也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