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陈高华文集》
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联系,有陆路,也有海道。海上交通对于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不少论著对此作过探讨。20世纪70年代新安海底沉船的发现,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探讨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海上交通的兴趣。
元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往,以陆道为主,海上交通相对来说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常常被忽视。实际上,当时两国之间海道往来仍是相当频繁的。本文试图以中国和朝鲜的有关文献相互参证,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12世纪,中国处于宋、金对峙的局面,由于金朝势力强大,高丽断绝了与南宋的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双方经过海道的贸易活动仍是存在的,来到高丽经商的南宋商人,往往带有政府的使命,刺探金朝的动静,沟通双方政府的关系。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1211年开始发动对金战争。1218年对高丽用兵,高丽请和。1231年,蒙古窝阔台汗发军攻高丽,高丽降。1234年,金朝灭亡,出现了蒙、宋对峙的局面,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蒙古国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国号大元(1271)。到13世纪70年代末,南宋为元朝所灭。
当蒙(元)、宋处于敌对状态,高丽归附于蒙古(元)的情况下,南宋与高丽的交往受到蒙古(元)的干涉和阻挠。蒙古(元)还曾设想以高丽作为基地,通过海道对南宋发动进攻。尽管如此,南宋与高丽之间通过海道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止。南宋开庆元年(高丽高宗四十六年,1259)四月,中国商人范彦华的船只从高丽返回,船上带回了三名被蒙古俘虏的南宋居民。他们是在被迫参加蒙古对高丽战争时逃出的,高丽政府将他们送回本国,高丽的礼宾省还为此向南宋地方当局发出了正式的牒文。范彦华等的商船是在上一年去高丽的。高丽元宗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十月,“宋商陈文广等不堪大府寺、内侍院侵夺,道诉金仁俊曰:‘不豫直而取绫罗丝绢六千余匹,我等将垂橐而归。’仁俊等不能禁”。从“侵夺”的货物数量,可知这一年前来的南宋商船装载的货物是相当可观的。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因为官方机构“侵夺”造成的不良影响,南宋商船不再到高丽。高丽元宗十一年(南宋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元世祖忽必烈遣使责问,为什么“南宋商船来”,高丽政府“私地发遣?”次年正月,高丽国王写信回答说:“豫有宋商舶往返,距今十年,未曾见来”;但“年前有一舶到于我境”。以上所说,便是根据现有文献可以考知的13世纪中期高丽与南宋的几次海道交往。
当蒙(元)、宋对峙之际,高丽与南宋继续通过海道保持联系,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原因。从经济上来说,海道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事业,这是显而易见的。从政治上来说,高丽归附蒙古是为武力所迫,并非本意,高丽政府并不想和南宋断绝关系,南宋方面也充分估计到这一点,鼓励商人前往高丽贸易,顺便审探蒙古的动向。但尽管如此,由于高丽—宋的关系要受到其他两方面关系(蒙古—高丽,蒙古—宋)的制约,只能是有限的、时断时续的。只有在元朝统一以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海上交通,才会有新的面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