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勃列日涅夫：为什么朱可夫不歌颂我

勃列日涅夫是一面镜子，是二十世纪以至人类历史上一面灰蒙蒙的镜子，一面可以照出因为坚持僵化、倒退、反对改革而终于导致国家完全崩溃的镜子。

当一个国家民族处在既可以走向复兴，也可以走向崩溃的大转折时期，勃列日涅夫选择的是后者，于是历史也就毫不客气地把这个政权淘汰了。

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的十八年，是一个很长的关键转折时期。在这个长时期内，把苏联变好、变坏的两种可能性都有。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小群走的是后者的道路。他们最终成了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制造者。

任何改革者在这面历史镜子面前，都应当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是屈服于反对改革者，还是同反改革者斗争到底，走上复兴的道路。

本文当然不可能去研究勃列日捏夫统治时期的种种重大问题，只是从一些零星现象来看看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的统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统治。

赫鲁晓夫的十年做了一些改革，至少纠正了斯大林直到临终前两周还在继续制造的大恐怖政策。据莫洛托夫证实，政治人物中，副外长、前长期驻英大使、中央委员、老资格的著名外交家迈斯基被捕已开其端(见丘耶夫著《莫洛托夫访谈录》)。而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由他亲自主持逮捕的呻大批第一流医学家们，这时正在被加紧刑讯中(其中一个是从中国急调回去的，一进入苏联国门就被捕了。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斯大林本人的主治医师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则已经在狱中被非刑逼供致死(见《莫洛托夫访谈录》)。而所谓“医生案件”，从来都是白日见鬼的事，从来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事。因为医生是不会故意“医”死人的，医生“谋害”人总是受他人指使的。因此，真正的镇压对象并不是这些医生，而是在借此搞出若干上层人物的“帝国主义间谍恐怖中心来；这二次可能主要是莫洛托夫、米高扬，甚至贝利亚都在内(因为镇压医生事件未让贝利亚参与)。斯大林于逝世前三个月在苏共十九大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就集中攻击了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而这两人这次采取的态度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辩诬而死，于是竟当场起来反驳斯大林。这可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大逆不道的巨变。中国俗话说，权力不可用尽。斯大林这回就是太把权力用尽了，没有想到他也会当众被人反驳的。(此事多书均有记载，而以《西蒙诺夫回忆录》记载最详，因为西氏本人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一句话，斯大林逝世前，一次可能是空前规模的大镇压的序幕已经揭开了。从那么多大医学家(多是克里姆林宫医生)的突然被捕，就可推测后文将是如何的不堪设想了。可是斯大林逝世了，医生们随即被全部释放，一个可能的空前大恐怖夭折了。

赫鲁晓夫统治的十年，应该说，最大的改革就是停止了大恐怖政策。但赫鲁晓夫有不少政策和做法是心血来潮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胡来，从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如果认真总结历史得失经验，痛改斯大林、赫鲁晓夫两朝的弊病，那么，原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扭转前朝的衰败，并使苏联逐步转入复兴轨道的。

但是勃氏根本没有这么去做。除经济上作了一些非本质的改革外，他根本上实行的是大规模倒退的政策。十八年的专制、守旧、倒退的新斯大林主义或半斯大林主义统治，使国家处于外强中干的危险状态。他和他的主要助手苏斯洛夫忙于搞的是绝对的思想专制，全国只需要有一个头脑，即勃列日涅夫、实际是苏斯洛夫的头脑就行了。举个典型例子看看：前述那本《莫洛托夫访谈录》的作者丘耶夫，是一个历史教授，是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他在书中对莫洛托夫说(因莫洛托夫强调他做外交工作必须随机应变，临时答对，来不及请示等)：“我在共青团中央全会上发言，发言稿要提前三个月送交党中央审查、修改……”。在勃列日涅夫一苏斯洛夫这样的思想专制下，不把全国的空气都凝成一块铁板才怪，还谈得上什么总结历史经验，什么开动脑筋，什么改革进步呢?

勃列日涅夫时期，又由他的主要依靠者和总顾问(其实已经是“国师”的地位了)苏斯洛夫等，炮制出了一套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欺骗理论。这表面上似乎比赫鲁晓夫的夸张后退了一些(赫鲁晓夫吹他在建设共产主义。其实这是个老提法，创自1939年春斯大林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后来却把它戴到赫鲁晓夫的头上了。这个问题在斯大林报告中是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日丹诺夫在这次大会上作关于修订党章的报告时一开始强调的就是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制定了与苏联逐渐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任务相关联的伟大工作纲领”)，但在实际上却是更荒唐。因为赫鲁晓夫是穷过渡、硬过渡，并未吹他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而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则硬吹已建成并在加强“发达社会主义”了。这在实际上不是比赫鲁晓夫更乱吹牛皮，更加不顾现实么？这个“发达社会主义”的事可以介绍一下。有一个叫阿法纳西耶夫的人，当了20年《真理报》的正副总编辑，他写了一本近似20年回忆的小册子，中文把它译作《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这个人同时是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文件的重要起草人之一，常在郊外一些豪华别墅制作文章(其中一处，勃列日涅夫也常去住，并在那里审阅文稿)，可是就在这一批御用的高级翰林学士面前却没有一滴酒喝。有一次，这位总编辑和他的一位同事，不知怎么弄到了一瓶伏特加，粥少僧多，二人不得不跑到远远的一个大草堆里偷偷地把酒喝完才出来，因为一旦公开，那就一人一口也不够了。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的一个写照!

勃列日涅夫掌权时所遇到的困难，其实远不比中国在“文革”结束时所遇到的困难更为严重。但是勃列旧涅夫等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正视危机，一味盲目夸大成就，继续搞腐败专制统治，其结果就是：在走向复兴还是走向崩溃的交叉路口上，竟毫不迟疑地沿着崩溃的路走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