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
作者简介
陈高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1938年3月生。1955年至196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历史所宋辽金元研究室副主任、所长(1988-1991),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元史、辽史,西夏史,少数民族史。主要著作:《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陈高华、吴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中国史稿》第5册(合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合著),北京出版社,1983年。《元上都》(陈高华、史卫民),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陈高华、史卫民),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国海外交通史》(陈高华、陈尚胜),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古代中国对外关系
中国幅员广大,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中国已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政权。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往,开始萌生。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不断深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逐渐增多。
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先秦时期;(2)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3)隋唐宋元时期;(4)明清(鸦片战争以前)时期。下面分别作简要的叙述。
(1)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开始萌生
这一时期,包括夏、商、周、春秋、战国几个阶段。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国与周边一些地区(如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等)已有某些联系,中国的丝绸已经传到波斯甚至更远的地区。但是,总的说来,这一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只是间接的、偶发的,中国文献中关于外部世界的记载,大多是传闻和不准确的。
(2)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格局基本形成
秦汉时期,中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逐渐展开。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秦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境地相接。传说殷朝灭亡以后,宗室箕子移居朝鲜。秦、汉之际,中国动乱,移居朝鲜半岛者甚多。西汉前期,朝鲜半岛北部出现了卫氏朝鲜政权,其创始者是燕人卫满。汉武帝时,曾经对朝鲜用兵,并在其地设置郡县。后来朝鲜半岛上逐渐形成了高句丽(北部)、百济(西南部)和新罗(东南部)三个国家。他们都与中国境内的诸政权有频繁的往来。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通,有陆路,有海道。海道是沿渤海湾和辽东半岛海岸线航行的。
日本列岛位于中国之东。秦始皇时,派遣徐市(徐福)率童男女数千出海求仙,一去不返,传说到了日本。秦汉时期,有不少中国居民移居日本,被称为“归化人”。汉代,日本列岛上分成许多小国。汉武帝时,已有一些小国与汉朝建立联系。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日本倭奴国遣使来贺,汉朝赐以“汉委奴国王”印,此印至今尚存,是这一时期中日友好关系的见证。3世纪起,日本先后出现了邪马台国和大和国,邪马台国与曹魏,大和国与东晋南朝都有一定的联系。大批中国人继续移居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以及中国人的移居,对日本的经济、文化起了推动作用。当时日本与中国的交往,较多是经过朝鲜半岛作为中介,也有乘海船到朝鲜半岛南部港口,再沿海岸线(或横渡黄海)南下,直到中国南方。
汉武帝(前156一前87)时,张骞出使西域,连接中国与中亚、西南亚、印度北部的陆上丝绸之路,自此正式开通。张骞通西域,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汉朝建立联系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国家有月氏(都城在今阿富汗北部)、贵霜(继月氏而起的王朝)、大宛(都城贵山城,即今塔吉克斯坦的列宁纳巴德)、康居(在大宛西北,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安息(今伊朗境内)、身毒(今印度北部,又称天竺)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动乱分裂,与葱岭以西地区的来往有所减弱。这一时期葱岭西地区以粟特人建立的昭武九姓国(主要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嚈哒(都城拔诋延,即贵霜蓝氏城)和波斯(即今伊朗)最为强大,它们与中国北方的王朝有一定的联系,与南方诸王朝来往很少。
中国古代把南方广大海域,称为南海。汉武帝时期,不少南海国家遣使前来中国。另一方面,汉朝也派遣使臣,带着各种礼物,由海道访问各国。当时汉朝使节所经历的,主要是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和印尼列岛的一些国家,也有可能已到达印度洋地区。秦汉时期曾在今越南北部设置郡县,越南中南部则由林邑政权统治。到了东汉时期,林邑和东南亚地区的叶调(今印尼爪哇岛)、掸国(今缅甸)、究不事(今柬埔寨)等国,都派遣使者由海道前来中国。印度南部的国家也由海道与汉朝建立联系。由海道与汉朝交往的,还有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中国的丝绸,经过漫长的路程,运到了罗马,引起罗马人的强烈兴趣。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由海道向汉朝献礼物。这是见于中国历史记载的古代世界两大帝国发生联系的正式记录。中国文献中记载的大秦王安敦,就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里路.安东尼(MarcusAurelieusAntoninus)。这件事很可能是罗马商人借用皇帝的名义。即使如此,也足以说明两者之间已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到了三国时期,吴国统治者积极开展对南海诸国的交往,派遣康泰、朱应二人由海道出使,“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吴王孙权接见来自大秦的商人,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此后在南方立国的东晋、宋、齐、梁、陈,都注意发展与南海诸国的关系。这一时期与中国往来较多的国家有林邑(越南中南部)、扶南(包括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泰国南部部分地区)、盘盘(今马来西亚北部)、狼牙修(今泰国北大年一带)、丹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干陀利(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婆利(今印尼巴厘岛)、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和天竺等。南海国家中有一部分与中国境地相接,除了海上交通以外,还有陆路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