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理解1957年的“毛罗对话”（二）

二、“毛罗对话”三种版本的比较

如前所述，自2001年“毛罗对话”披露以来，至今先后出现过三个直接版本，内容如下：

陈煜版本：“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罗稷南的侄子陈焜转述)

贺圣谟版本：“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罗稷南的学生贺圣谟转述)

黄宗英版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毛罗对话”现场聆听者黄宗英回忆)

从内容上看，三个版本中陈煜与黄宗英的版本最为接近，都有“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要么不说话”的意思，但在毛泽东回答的态度上却截然不同：陈焜强调“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毛泽东的态度比较谨慎；而黄宗英回忆“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其态度显得十分轻松随便，甚至有些轻谩。贺圣谟没有描绘毛泽东回答时的态度，但在回答的内容上比陈煜、黄宗英两种版本多了非常关键的四个字——“顾全大局”。

笔者认为，作为一名政治家，毛泽东在有36名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在场的公众场合，在回答“鲁迅若是还活在反右期间会怎样”这么敏感的问题时，不会随便开口就答，并且一生都对鲁迅高度评价的毛泽东在回答时的态度也不会那么“爽朗”，以至使人有轻谩之感。因此，黄宗英在描述毛泽东回答时的态度上主观渲染太过浓厚。而在毛泽东回答的内容方面，贺圣谟提供的“顾全大局”四个字至关重要，最能体现出毛泽东当时对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的一种期盼。在毛泽东看来，“顾全大局”是要求如果还活着的鲁迅在反右派斗争这一“节骨眼”上“不说话”的真正原因，而非他一贯反对的像国民党当局和中共党内教条主义者那样简单粗暴的“思想压制”。

就“毛罗对话”三个版本相比较而言，陈焜描述毛泽东回答时的态度最为客观可信，贺圣谟记述毛泽东回答的内容最为完整准确。据此，笔者综合两个版本的优长，认为针对罗稷南提出的“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的问题，毛泽东的态度和回答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应当是这样的：

毛泽东听后没有马上回答，想了一下以后才说(据陈焜版本)：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据贺圣谟版本)。

经过对比综合出的这一版本，在毛泽东回答的态度上采取了慎重的客观描述，在毛泽东回答的内容上突出了贺圣谟提到的“顾全大局”这四个至关重要的字，因为它最能体现出毛泽东 对作为左翼进步作家的鲁迅的立场和原则的深刻了解，以及在反右派斗争期间对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政治态度的一种深切期盼。

三、以“凡事有经有权”的政治思维解读“毛罗对话”

毛泽东从整风动员期间认为鲁迅式的批评性文章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到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认为鲁迅若在世“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其间的巨大转变，客观原因是整风运动进行一个月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从而使原本鼓励畅所欲言的开门整风转向了统一思想一致对敌的反右派斗争；主观原因则在于毛泽东作为一名杰出政治家的“经权”政治思维。

“凡事有经有权”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一句话。胡乔木回忆延安文艺界整风时曾说：“座谈会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主席跟我讲，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这话是毛主席直接跟我讲的，他对‘有经有权’的说法很欣赏，觉得得到了知音。郭沫若的意思是说文艺本身‘有经有权’，当然可以引申一下，说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的。……毛主席说，这道理是对的。他说的时候很高兴。”“凡事有经有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在决策中善于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不墨守成规的政治思维特点。

“权”的本义是秤锤，即衡量轻重的器具。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权”引申为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为“权变”，二为“权势”。前者是儒家的思想，后者是法家的观念，都是由衡量轻重之义推衍出来。所谓“经”和“权”，“用现代的名词来说，经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有经有权”是讲“既要遵守原则性，也要注意灵活性”。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里，“凡事有经有权”就是指“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某一阶段提出的革命或建设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是坚定的和严肃的，不能随意变动；但另一方面，随着客观形势的急速变化，在每一时期应当善于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策略和当前的任务，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就使得他在一生的政治实践中能够将儒家学说的“经权”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策略原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凡事有经有权”即“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的政治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