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时代落选了胡适，胡适输掉了青年

“一九二五年我应韦莲司教授的邀请，到他家里茶叙,曾与这位奇女子相见。她恳切地向我探问胡先生的近况。我就我所知道的报告她。她听了赞美地说：‘他正在创造历史’。”

这是留美博士萧公权晚年关于康乃尔大学的一段回忆。他提到的那位“奇女子”，正是胡适留学时的美国女友韦莲司。韦莲司并非不知道胡适回国后的情况，因为胡适在书信中对自己在国内的表现并不避讳。韦莲司只是从一个中国学生那里获得了证实。她的赞美是由衷的。问题是，情况真的如此吗？

胡适“正在创造历史”吗

1923年3月12日，胡适信致韦莲司，他这样向她汇报回国几年的“业绩”：

说到中国文学革命，我是一个催生者。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件事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所遭遇到最危险的敌人竟是这个轻易的成果。我似乎一觉醒过来就成了一个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人物。去年一月在一个由上海周报所举办的一次公众投票中，我获选为‘中国十二个最伟大人物’之一。很少有人能理解到：与暴得的大名斗远比与反对的意见斗更艰难！（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

从1917到1925，胡适回国后的声望经历了一个由上往下的大幅曲线。当韦莲司1925年称赞胡适“正在创造历史”时，她其实不知道，这不但是胡适声望下降到最低的年份，而且胡适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已经走向反面。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也是在这一年，一个曾经的北大学生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声称，胡适从“百尺竿头掉下来”。

这一年，胡适到底是“正在创造历史”，还是“百尺竿头掉下来”？如果远在北美的韦莲司无从知道，胡适自己是知道的。问题是，短短几年间便发生逆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回望胡适回国之初，是借新文化运动之势崛起。尚未回国之前，《新青年》就发表了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看起来，这是新文化运动之始，但真正蔚然成势的，却是后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及北大教授钱玄同的支持和介入，甚至包括钱玄同和刘半农假借莫须有的王敬轩而自编自演的那场苦肉计。所谓时势造英雄，是那个时代需要一个胡适，如果没有胡适，也会制造出一个张适或李适，并非胡适本人在实力上一定拔了头筹。话虽如此，但毕竟，新文化运动造成声势的起点，就是胡适的“改良刍议”，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节。

胡适在新文化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新文化主体的白话文运动，一是新文化运动中传播西学的思想启蒙。这两个方面都能满足当时年轻人求新求变的精神需要，因此获得声誉。另外，在公共领域之外，胡适以不到三十的年龄荣膺北大教授，而他的弟子傅斯年、顾颉刚等在国学功底上非但不亚于他，甚至有些超出。更何况那些实力派的同事，更是用眼睛盯着盛名之下的他。环境的压力，迫使胡适发奋著述。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商务出版，又使北大的胡适在学术上站住了脚。这时的胡适，得尽天时地利人和，可谓如日中天。

胡适回国之始，曾自发其誓：20年不谈政治。他和鲁迅一样，试图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改造国民，改造社会。假如他能够恪守其言，仅仅在思想、文化、学术上着力，不逾矩、不出位，其声望或许低落，但毕竟可以维持。然而胡适按捺不住早在美国形成的“舆论家”的志愿，开始想在政治舆论乃至政治运作上发言。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于1922年开始主编《努力周刊》。办刊的直接动因，便是陈独秀被捕，胡适接办《每周评论》后旋即被封，这使胡适产生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这样一个政论刊物，刚打出旗帜，就遭到一些青年人的质疑，比如鲁迅的同乡弟子孙伏园致信胡适，表示的意思是：文化比政治更重要，从大多数没有知识的人当中，不可能产生好政治。胡适抛弃思想文化上的事业，来写《政论家与政党》之类，实在是不值。信的最后，孙恳切表示，他要替文化史夺回被政治史拉去了的胡适。此时的胡适，以“我的歧路”为题，慨叹自己来到了一个和以前不同的歧路上。这是一个三岔口：“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但这种“新努力”却成了胡适的“不归路”。哲学，胡适终于没能做下去，学术史上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中国哲学史的“半卷遗恨”。至于文学，胡适自知缺乏这方面的才质，他曾借重龚自珍的句子自我调侃“但开风气不为师”。只有政治（同时包括思想文化）成了胡适的终身关怀（但并非唯一关怀）。胡适渴望他在美国习得的自由民主在中国制度化，并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努力。然而，历史似乎和人开玩笑。胡适不但生前没有看到自由民主在中国成为一种制度，而且，恰恰是在政治上，胡适被年轻人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潮流视为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