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阳奉阴违蒋介石:明剿共暗谈判

1934年春天，蒋介石打垮了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福建政府”，红军领袖备感唇亡齿寒，追悔莫及。与红军领袖同感唇亡齿寒的，还有红军的劲敌、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剿共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此时，人称“南天王”的粤系军阀首领陈济棠更是兔死狐悲，余悸在心，惶恐不安。

陈济棠，广东人，字伯南。早年入同盟会，在粤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8年任粤军第四军军长，后官至一级陆军上将。这一军阶，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平坐。

陈济棠满脑子封建迷信意识，自信他之所以飞黄腾达，全是命里注定。陈的哥哥陈维周更是到处看风水，总想找一穴龙眠吉地来移葬他的母亲，以保佑陈济棠能取得蒋介石的天下。陈济棠很信他命带妻财，因为当连长时与莫秀英结婚以来，就一直官运亨通，说这完全是莫秀英的“八字相夫旺子”的体现。所以，陈很听莫秀英的话，连他修建的炮台，也要取名“秀英炮台”，取其吉利意头。

1929年春，陈济棠任第八路军总指挥，自打退了张发奎和桂系联军进犯后，统一了广东全省，并占据了梧州，扼制了广西唯一出海的咽喉。

1930年夏，蒋、冯、阎大战中原。陈济棠命部下蒋光鼐、蔡廷锴率两师之众，开进津浦线，帮助蒋介石，与阎锡山部作战。不久，又出平汉线，与冯玉祥大战。结果，两战皆胜。战事结束后，陈济棠部下又全部开往江西与红军对阵。蒋介石为笼络陈济棠替他牵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指定中央政府将粤税收入全部拨给陈济棠作军费。这样，“南天王”与蒋介石既有相互利用、相互勾结之时，又有相互猜疑、反目成仇之日。

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汤山，陈济棠等人愤慨万分。因为胡汉民和李济深本有师生之谊，而粤军将领，包括陈济棠等实权人物，多系李之旧部，与胡感情较深。不久，广州等地便掀起了反蒋高潮。

陈济棠于5月份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

5月27日，广州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李烈钧、唐生智等16人为国府委员，成立国民政府。第二天发表宣言，并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限其24小时内引退。后来，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下台。

蒋介石下台后，陈济棠等虽然宣布撤消广州的国民政府，但又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军事委员会”等机构，以“均权分治”为幌子，而行军阀割据之实，将广东搞成半独立状态。陈济棠的目的是控制这些机构，守住广东地盘，永踞“南天王”的“宝座”。

陈济棠自知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实力都不如蒋介石，又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居心叵测，对广东的“分庭抗礼”绝不会轻易放过。

因此，陈济棠对蒋介石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此时，蒋介石正倾尽全力对付赣南红军，无暇与陈对阵，便采取安抚政策，封陈济棠为“围剿”红军的“南路军总司令”。但陈并不愿替蒋介石卖命，只想保存实力。蒋因此骂陈“借寇自重”，但又无可奈何，广东局面于是得以暂时偏安。

自第五次“围剿”开始，蒋介石曾数次派员来粤央陈济棠出兵赣南围攻红军。陈意识到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用红军力量削弱甚或消灭粤军，实现“一石两鸟”的阴谋。

陈济棠的如意算盘是：赣南红军能拖住蒋介石的主力和隔断蒋介石从江西进攻广东之路，因此，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拥兵自重，保住地盘。但他又不能明目张胆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否则，蒋介石翻脸也不好惹，于是，只好对蒋耍起了阳奉阴违的策略。

陈济棠表面上“服从”蒋介石的调动，勉强派余汉谋军从粤北入赣南，独一师派一部出闽西，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蒋介石的饷械；暗地里又给红军送去一批子弹、药品、食盐、布匹等，对红军作出友好姿态。

1934年春，蒋介石嫡系部队李玉棠等部陈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构成威胁。尽管陈济棠撕破脸皮，连蔡廷锴最后一点血本——十九路军残部黄春和旅也缴了械，绝了蔡廷锴最后希望，但由于和蔡过去是上下级关系，犹觉隔墙有耳，芒刺在背。陈济棠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对蒋介石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恭顺表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