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1935年1月，胡适来到了广州。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曾在当时的青年中留下很大影响，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来到广州，却受到当时主政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的冷遇，使颇负盛名的胡适广州之行，显得灰溜溜的。
1935年元旦，作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因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从上海乘船南下，4日早晨便到了香港。这是他第一次南游，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接受的第一个名誉博士(胡适一生中得到过35个名誉博士头衔)，故他心情特别好。到岸后受到香港港督、华侨教育会主席陈铁一等人的欢迎。胡适喜欢演说，熟悉他的朋友笑他爱“卖膏药”，在香港五天，他作了近十次的演讲。1月6日，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欢迎会上，胡适作了半个小时题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的演讲，说着说着，就说到广州了。他说道：“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
胡适在港的活动，穗港两地的报纸多有报道，他的那番讲话，使广东当局大为不满，因为读经是陈济棠提倡的，这无疑给胡适下一站的广州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此次南下，胡适原已托吴康代为安排在广州的活动，准备到几家大学里进行演讲；中山大学已预早发出布告，停课两天，让学生听胡适的演讲，卖出听讲券2000多张；另外，还安排了在岭南大学、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处进行演讲。1月9日早晨，还在兴头上的胡适，一路春风地踏上广州码头。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教授朱谦之，地方法院院长陈达材等老朋友和一些闻讯而来的记者前往迎接。此时，一位老朋友托人送来一封信，要胡适立即拆看，上面写道：“兄此次来粤，诸须谨慎。”
1929年和1931年，陈济棠凭着拥蒋反蒋的一正一反，取得广东的军政大权，其时正值国民党新兴大大小小军阀各据一方，四分五裂，连年混战。陈济棠为了稳固其地方统治，他一边用重刑以治乱世，一边以忠孝伦理文化统治人们的思想。陈济棠重用一班所谓“忧时之士”的旧文人、政客，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以“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为理由，提出读经应先读《孝经》，极力鼓吹、宣传“忠君”思想；在编订初小各年级学生的《经训读本》稿本上，第一课便是“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在这场读经运动中，陈济棠的胞兄陈维周和一些趋炎附势的文人更是推波助澜，从中渔利，投机编经，以谋取进身之阶。这股读经潮流，使当时广州出售的四书五经莫不利市百倍。
胡适在新亚酒店住下后，看了广州当天的报纸，得知在西南政务会议上，有人指责胡适公然反对广东主张读经……随后，吴康也派人送了一信来，信上说：“适晤邹海滨(邹鲁)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胡适心想，此次第一回来穗，演讲不成，尚可游玩、观光一下，颇不愿一走了之。他由陈达材陪同去省政府拜会了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林云陔，林云陔大谈广东省政府的三年建设规划……林问胡适要不要见陈总司令，胡适说：见一下好呀!陈达材去电话联系回来说：陈司令本来今早要给出发剿匪的军队作训话的，为了与胡适谈话特意推迟出发。
胡适与陈达材进了在省政府隔壁的总司令部，在会客室坐了一会，陈济棠出来了，开始了军阀与学阀的对话。陈济棠操着广东口音的官腔，很不客气地说：“读经是我的主张，祀孔是我的主张，拜关(羽)岳(飞)也是我的主张。我的两大政纲：一是生产建设；二是做人……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代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我主张读经祀孔的根据。”
胡适等陈济棠说完，答道：“我和伯南(陈济棠字)先生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先生的‘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说。至于说到读经，我并不反对对古经典的研究，只是不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假借经典来做复古的运动。”
胡适还特意谈到他原想在中山大学演讲的事。这时，陈济棠侧过面去看着陈达材，脸上露出冷笑。胡适还是硬着头皮说下去：“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知道做人的。但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个浅显的例子说罢，女人裹小脚，裹到把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惨酷风俗。然而我们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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