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茅盾电贺红军：根本不存在的革命史实

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中流传着一件事：鲁迅茅盾曾发电报（又一说为信函）到陕北，祝贺红军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记述鲁迅发电报庆贺红军胜利的是冯雪峰。“文革”后，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茅盾，也曾在回忆录中提及“贺信”的有关往事。但一直以来，这封信的真实性始终受到鲁迅研究界的质疑。1995年，此信被全文发现，但文字风格与鲁迅手笔完全不同，有关“贺信”的学界争论更是成为新闻热点。去年出版的第四版《鲁迅全集》首次将该信收入其中，“贺信”问题再次受到关注，专家学者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本文作者是鲁迅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他所撰写的这篇文章或许可以为我们揭开这封信的“庐山真面目”。

——编者

扑朔迷离中，鲁迅茅盾致红军的一封贺电（信）像经典似地流传开来

关于鲁迅茅盾祝贺红军胜利的传闻，解放后第一个用文字记述此事的是冯雪峰。他在1951年发表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中说：“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和茅盾先生共同转转折折地送去过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祝胜利的电报。”他在1952年出版的《回忆鲁迅》中又说：“我在1936年4月间从陕北瓦窑堡，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上海”，“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共同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也正在我动身的前几天才转到瓦窑堡的”。他后来还对人说：“这是史沫特莱搞的。”据1956年《文艺报》第19期上一篇短文介绍，在1947年7月太行版《新华日报》上刊载的《大事记》中说：“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红军，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之所以只提鲁迅不提茅盾，人们可以理解，因茅盾还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生活。虽然冯雪峰的说法和《大事记》所载并不一致，但在扑朔迷离中，“祝贺长征胜利”和“在你们身上”那一句话，却像经典似地流传开来了。

半个世纪后，学者们终于在当年的红色报刊中找到了“贺信”

为了能了解这封信的真实内容，不少研究者在当年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报刊中寻找着。1995年，西北大学教授阎愈新在中共中央西北局1936年4月出版的油印《斗争》报上，发现了《中国文化领袖××××来信》（以下简称《来信》），并将它重新发表于1996年7月的《鲁迅研究月刊》上。它的全文如下：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一九三六、三、廿九

在看到鲁迅茅盾贺红军的《来信》后，就可发现冯雪峰和《大事记》所说的情况，与事实出入很大：（1）它是信，不是冯雪峰所说的电报。（2）此信不是“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而是没有收信人抬头的。（3）不是“庆贺长征胜利”而是祝贺“红军在山区的胜利”。（4）这是一封不长不短的信，不是《大事记》中所说的一句话，而且这句话恰恰是《来信》中所说的一句话，而且这句话恰恰是《来信》中所没有的。

可见，冯雪峰和《大事记》作者所写的恐怕都是耳食之言。冯雪峰也曾承认：“我没有看到原件。”

不争的共识，鲁迅茅盾联名致红军的“贺信”不可能是鲁迅执笔的

我读了《来信》后，初时也认为这确是我们半个世纪来希望找到的信。当时鲁迅茅盾生活在上海，为防反动派的迫害，用“××××”代替两人的姓名，是十分必要的。不必因署名“××××”而产生怀疑。称鲁迅、茅盾为“中国文化界领袖”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细读之后，我又觉得它不可能出自于鲁迅的手笔：（1）此信文风和鲁迅一贯的文字风格大相径庭。（2）将中国苏维埃政府简称为“中苏”，会多次出现在鲁迅笔下，简直不可思议。（3）在鲁迅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已一年多、中共江苏省委被破坏尚未重建组织的情况下，鲁迅怎么可能看到信中涉及的那么多党中央的文件？（4）鲁迅虽然天天看报，但也不可能如此了解各地民众运动的情况和红军动向。我的“不可能出自鲁迅手笔”的看法发表后，不见异议。后丁尔纲教授在1997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一文，认为此信信末呼几句“万岁”口号，“在鲁迅一生中从无先例”，也说得很对。总之，此信不可能出自鲁迅手笔，已是学术界不争的共识。

关于鲁迅是否能看到中共中央的几种文件，可能有人会想当然地以为：可到史沫特莱那里去看呀！对此我在最近出版的拙作《鲁迅的社会活动》中，有进一步的论证。史沫特莱是第三国际直接联系的党员，公开身份是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她在上海法租界的信箱可免遭国民党当局的检查而收到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以及海外寄来的外文报刊。但她当时也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也收不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既然如此，鲁迅倒知道，而且还“读了”，这可能吗？显然，《来信》不可能是鲁迅执笔的。

茅盾自始至终坚持底线，心底坦诚，令会人起敬

关于庆贺红军胜利的事，茅盾有两段回忆文是值得注意的。他在1976年定稿的《我和鲁迅的接触》（见《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中说；“一天我到鲁迅那里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来告知，红军长征胜利，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祝贺。我当时说这很好，却因为还有约会，只问电报如何发出去。鲁迅说，我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又说电文只要短短几句话。当时我实未见电文原稿，因为鲁迅还没起草，以后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没有再问过鲁迅，也没有问过史沫特莱。不知史沫特莱如何把这个电报拍出去的，现在相传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这只是猜想而已。”

“文革”后，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茅盾又一次回忆道：“一九三六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告辞时，鲁迅送我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我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我也停住脚步道：‘好呀！’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我点着头，转会又问道：‘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说：‘交给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

茅盾这两段回忆文的内容，显然是根据冯雪峰和《大事记》的说法编写的，而和《来信》反映的情况不符（1）冯雪峰说是电报，茅盾也一直以为是电报，现在却明摆着是一封信。（2）冯雪峰说是“庆祝长征胜利”，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是“庆贺长征胜利”，而《来信》却明明写着是祝贺“红军在山西的胜利”。（3）《大事记》中所说祝词只一句话，而这句话却传之久远，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不料《来信》却是一封不长不短的信。（4）因为冯雪峰说过“这是史沫特莱搞的”，茅盾就说成是史沫特莱策划和拍发电报；由于冯雪峰说电报是“转转折折地送出去”的，茅盾就想象电报“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而事实上史沫特莱没有插手这件事，这在本文后面还得谈到。（5）由于《大事记》中把鲁迅祝贺信列在“一九三六、二、二十”的项下，不少人误把这日期理解为祝贺电报收到日期，因而茅盾把鲁迅和他商量此事定在“春节后的某一天”，现在看到《来信》所署日期是“三、廿九”，都快清明节了，怎么还“拜年”呢？从（1）~（5）看来，茅盾的两段回忆文不是出自他原始的记忆，而是参考冯雪峰和《大事记》的说法虚构的。

在盛传鲁迅茅盾打电报或写信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情况下，茅盾对此电报（他一直以为是电报）的来龙去脉却不清楚。他是唯一健在的当事人，他能声明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吗？或者他能对此事始终保持沉默吗？他必须顾全大局，他也必须尊重鲁迅，或许鲁迅当年确实打过电报并把他的名字也一起署上了呢？或许这是史沫特莱策划的，事后没有告诉他？在这样的思考下，根据权威的冯雪峰的回忆和权威的《大事记》的记载，编写了有关回忆录，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每当他谈起此事时，他都坚持两条底线：一、电报是鲁迅起草的。他把这份光荣、这份功劳，归之于鲁迅，决不往自己身上拉；二、他也没有过目。“我实在未见电文原稿”。事后也从未有人告诉过他电报的内容，直到他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坚持这两条底线，说明他写这件事的回忆录，在最关键的地方，他是实事求是的，是没有私心的，是心底坦诚的。他在回忆录中还说，“在我看来那早已是历史陈迹了。”他对有人把此事“成为鲁迅研究的一大节目”很不以为然。这都表明他在此事上，决无哪怕是很轻微的居功的想法。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令人起敬。

所谓“贺信”由他人代写再经鲁迅过目，纯属子虚乌有

现在发现的《来信》，学术界已公认不可能出自鲁迅手笔，那是否可能别人代写，鲁迅过目呢？也决不可能。

首先，根本不会发生“别人代写，鲁迅过目”的事，试想，在反动派虎视眈眈的统治下，写这么一封信，是可能会遭到杀身之祸的。这是十分机密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为什么鲁迅茅盾不写，却要扩大范围去另找一个人来代写呢？1936年3月，鲁迅没有卧床生病，茅盾没有离沪去外地，更无“别人代写”的道理。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别人代写了，请鲁迅过目，以鲁迅一贯为人的态度和他与茅盾的关系，也必然要请茅盾过目，岂有既要茅盾署名又不让他过目的道理！再退一步说，或许史沫特莱要此信要得很急，鲁迅过目后必须拿走，那事后鲁迅或史沫特莱总要向茅盾打个招呼，总要向他说一说写了什么内容，而且他们三人是经常见面的，何况史沫特莱和茅盾还可以在电话里用英语交谈，但茅盾从不提史、鲁与他谈此事。

再次，既然有了《来信》，但鲁迅、茅盾都不写，于是有人想出“有人代写，鲁迅过目”这一招。于是就像“拉郎配”似地到处找人，有人就拉来了萧军。说《来信》是由萧军代写的，实在不值一提：难道萧军写信的本领比鲁、茅强？难道史沫特莱特别看中萧军能行？难道萧军平时称“中国苏维埃政府”为“中苏”？难道萧军能看到不少党内文件？难道萧军对各地民众运动和红军动向十分熟悉？萧军“代写”后为什么不告诉茅盾？萧军是1988年去世的，他生前已知道此信是“重大节目”，为什么不说出他“代写”的真相？有那么两三个“研究者”说是萧军“忘记”了，又说是萧军“谦虚”。这哪里是在搞学术研究，简直是在当儿戏！关于萧军不可能代写《来信》，拙著《鲁迅的社会活动》中有较详细分析，在此不赘。总之，“别人代写鲁迅过目”，可以肯定地说，是子虚乌有的事！

一则虚构的革命文献，“代写”者究竟是何方神圣

既然《来信》不是鲁、茅所写，那当然有“代写”者，但他不可能在上海。从《来信》的整体内容来看，我们不难勾勒出这位“代写”同志的轮廓来：（1）他在日常生活中已习惯把“中国苏维埃政府”简称为“中苏”。（2）他熟悉党的各种文件，由于接触文件多了，就对种种文件有种种不规范的叫法，如“快邮代电”之类。（3）熟悉各地民众运动和红军动向。（4）习惯于在文件末尾写上几句“中国红军万岁”等一类口号。（5）所用词汇，细细品味，也和当年上海革命者的用语不同，具有苏区、红军中用语的特点。

那么，代写《来信》的同志，会不会就在瓦窑堡，就在红军中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脑子霍然开朗了。关于鲁迅茅盾贺红军信的种种疑问都迎刃而解了。

《来信》代写的同志在瓦窑堡，那当然也就不存在“鲁迅过目”的问题。它是在鲁迅、茅盾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的。必须说明的是，鲁、茅联名庆贺红军是大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事件 ，我们是在研究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使我们的认识合乎历史原貌，此外并无别的目的。还必须说明的是，《来信》在总体上说，是合乎鲁迅、茅盾的精神的，是合乎他们俩的思想感情的。东渡黄河出兵东征民族敌人，历史已经证明，是我党成功伟大的战略转移，鲁迅茅盾当然是持赞颂、庆贺的态度的。更必须说明的是，在战争动乱的年代，为鲁、茅“代笔”的行动是革命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展示：这封信曾在苏区的党、政、军界和广大的民众中，起到了重大的鼓舞作用。

摘自：《档案春秋》2006年第7期 作者：倪墨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