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骨灰安放的曲折经过

含冤辞世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公然诬蔑贺龙“是个刀客，到处伸手夺权，搞颠覆活动”。8月下旬，林彪一伙炮制了一个所谓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直指贺龙。江青到清华大学等处活动，她在群众大会上鼓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此后，在不同历史时期和贺龙共过事的许多同志都遭到了审查。1967年1月，红卫兵小将疯狂地冲入东交民巷贺龙的住宅抄了贺龙的家。1月20日凌晨3时，周恩来派专车把贺龙夫妇秘密迁到了京郊西山玉泉山下的卧佛寺象鼻子沟一栋平房里住下。

2月中旬，林彪一伙指使两个人分别写了一封诬告贺龙的信，林彪、江青利用这两枚重磅炸弹蒙蔽了毛泽东，“贺龙专案组”最终成立，西山的贺宅重新处在严密的监视中。监管人员对贺龙夫妇的迫害变本加厉：他们曾被停过45天的水源，每天只定量供应一小壶水；两年中贺龙只有两套衣服可供替换；贺龙的糖尿病日益恶化却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疗。

1969年6月，在西山被监禁2年零6个月后，贺龙的健康每况愈下。6月8日，贺龙听完广播后不断呕吐，出现了糖尿病中毒现象。整个白天，在薛明的多次催促下，只有一个医生给贺龙打了一剂“止吐针”。又经过5次催促，到晚上8点才来了两个医生。他们给贺龙分别吊上葡萄糖和生理盐水药水瓶后，便匆匆地去接受“指示”去了，危害糖尿病患者生命的葡萄糖整整输了一夜，共2000CC。6月9日，医院来了医生，强制贺龙去301医院“治疗”。

贺龙8时55分入院，由于多方阻挠，医生于10时25分才开始给他进行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降到70／40。11时30分，一位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并组织抢救，但那个秉承邱会作旨意的医院负责人，不顾贺龙病情危急，拖了两个小时后，才于下午1时30分同意开始会诊。会诊只允许“背靠背”地进行，医生见不到病人，只能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单和X光片来讨论病情。由于时间一拖再拖，尽管在场的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这一切已无济于事，贺龙于1969年6月9日15时零9分含冤去世，时年73岁。

贺龙逝世后，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参谋到西山通知薛明，要她到医院核实一个材料。到了301医院，薛明才得知贺龙已经去世的消息。贺龙的3个子女也被通知来到医院，他们搀扶着薛明，经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来到第14病室，在贺龙遗体旁默哀悼念。

神秘火化

1969年6月9日晚，一辆蓝白相间的中型灵车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开出，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奔驰，车上的工作人员去执行的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灵车上只有驾驶员张克安和八宝山殡葬处的副处长彭志刚、火化厂副主任王锋，三人都是党员。那时，凡是执行此类政治任务的人，首先政治上要绝对可靠，组织观念要强，嘴要严，同时业务上也要熟练。

灵车开到西单路口，向北拐弯后经甘石桥来到缸瓦市，最后开进了兵马司胡同。执勤战土查验了三人证件后，彭志刚和王锋从车上取了担架和张克安一起迈进了大门。进了西屋，贺龙遗体已用白布单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两头用绳子扎得紧紧的。三个人谁也没说话，把贺龙的遗体轻轻地从床上抬到担架上，向屋外走去。他们把贺龙遗体送入灵车后部，随即进了车，几个军人也跟着坐进了灵车。灵车在前后两辆军用吉普车的“保护”下向八宝山开去。

已近子夜12时，灵车刚在八宝山火化车间的门口停下来，吉普车便一左—右“保护”在两旁。在军人命令下，彭志刚等三人把贺龙遗体抬进车间，放在运送尸体的轨道车上，军人随即下了逐客令，三人退出。这类政治任务为了保密起见，各业务环节的人是不让互相照面的，接尸的、火化的、收骨灰的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不准互通信息。火化的人不知道是谁接的尸，烧的是谁；收骨灰的人不知道是谁的骨灰，什么时候烧的；接尸的人不知道是谁烧的，骨灰存放在哪里——负责安排的人可谓用心良苦。

火化车间的刘占海（党员）已在岗位上等了好几个小时。他在几个军人十几只眼睛的注视下，按动电钮把轨道车调到炉口后，回头看了看负责的军人，那人肯定地点点头。刘占海就把轨道车送人炉内，车子自动打开，尸体落在坑面上。由于炉子白天烧了—天尸体，这时炉温还很高，尸体一进去便燃起烈焰，裹着尸体的白布燃起了桔黄色的火苗。火焰严实地包围了贺龙遗体，刘占海根本看不清炉内是何人。凌晨1点多钟，刘占海打开炉子的出灰门，把一块块雪白的骨灰放入了军人们提供的白色骨灰袋中。军人把骨灰袋扎好放入车内，驱车消失在夜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