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那个艳阳天呀咦唉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吹得风车转啊,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每当人们听到这首优美动听的《九九艳阳天》时,不禁会想起军事爱情题材影片《柳堡的故事》。
新中国军事题材的影片中很少有涉及爱情故事的,《柳堡的故事》显然是一个例外。这部风格清新优美,恰似一首抒情诗的影片在严酷的战争生活中展现一对青年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并通过这个故事展现了军民之间鱼水关系。这在建国以来的银幕上还是第一次。
关键时刻,周扬作出批示:军队作品并非不能表现爱情,而在于如何表现
《柳堡的故事》的诞生来源于一则真实的故事,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某连队驻扎在江南的一个村子里,那时的军人在姑娘心目中地位特别高,找军人做伴侣是许多姑娘的愿望。这个连队一个战士被房东姑娘相上了,但粗心的战士对此却浑然不知。这也难怪,因为那时连队战士们与老百姓关系相处得非常好,房东姑娘经常抢着洗战士的脏衣服,干了以后又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各人的铺上,房东姑娘的一些细微情感的表露在他们眼中完全是一种正常的交往,更何况军队还有纪律:军人不许与地方姑娘谈恋爱。直到有一天,那个战士发现自已军装口袋里有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才感到姑娘对自已的心思,但囿于军队纪律,他没敢吭声。不久,他又相继在自己口袋里发现了第二张、第三张纸条,上面分别写着“你真好”“你实在好”。战士的心被姑娘打动了,他俩暗暗地相爱了。不料,此事被人发现了,连长狠狠地批评了这个战士,并不许他再和姑娘有任何来往。不久,部队开往前线,战士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战斗结束后,部队又返回原来村庄。姑娘得知心爱的恋人牺牲了,她觉得战士是为她死的,心里充满了愧疚,便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那位连长觉得这对情人的死与自己当初的批评有关,非常内疚,并用一辈子不结婚来惩罚自己。
这是战争年代特有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它深深地打动了军旅作家石言的心,他决定以此为原型写一篇小说。他觉得这个故事过于凄悲,决定给这个故事增添一些亮色。毕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永远的祝愿。于是,在石言的笔下,这个凄美的故事改变了它原来的发展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进驻一个名叫柳堡的村子,村里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叫二妹子。新四军一位名叫李进的副班长住进她家后与二妹子渐渐地产生了感情,后被领导发现。按照部队纪律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副班长在指导员的开导下只好服从命令,暂时中断了与二妹子的联系。不久,部队上前线,副班长与二妹子将爱深深地埋在心底,忍痛分别。几年后副班长所在部队又经此地,已经升为连长的副班长去找二妹子,得知二妹子自部队走后参加了游击队,还入了党,成为一名干部,并且一直在等着他。两人在当年约会的地方又重逢了,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柳堡的故事》最初发表在南京一家刊物上,并获得读者的好评。南京军管会文艺处长赖少其、剧作家沈西蒙以及作家黄宗江看了后都感到这个小说是拍电影的好本子,便找到石言核计将它改成剧本,并由黄宗江与石言完成这一改编。
在改编过程中,有人提出在战斗生活中,军人与地方姑娘之间谈恋爱,这是违反了军队纪律,应当予以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军事影片中不应当出现谈恋爱的镜头。其实,在小说发表后,这种批评就已经开始了。上述种种意见使石言和黄宗江对小说的改编陷入困境,好在当时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周扬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他们。周扬在看了小说后很是欣赏,同时也指出了小说立意的不足之处,即单纯描写了军人与地方姑娘的爱情。周扬认为,小说经过改编应该是可以搬上银幕的。他在批示中表示:军队作品并非不能表现爱情,而在于如何表现,“戏中最最关键的一点是部队的纪律,特别是军民关系方面的纪律问题,如果这恋爱既发生在部队和驻地居民之间,同时又是在紧张的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像恋爱这类属于个人情感个人幸福的事,就不能不退到生活的极不重要的地位中去。因此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不要只表现一种纯洁的、真正的、高尚的爱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的适当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摆上,那就要成为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了。”
周扬的指示使黄宗江和石言茅塞顿开,并为作品确立了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利益,必要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但归根结底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是互相结合的构想。于是他们让二妹子的命运与新四军的来去、对敌斗争和胜败,始终紧密相连,使之与李进的爱情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李进也被塑造成一个在党的帮助下用集体主义一步步克服个人主义,在对敌斗争和自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
剧本完成后,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立即投入拍摄,并指定由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来执导这部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