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治史：我可以成为一个明史专家

张学良自青年时代起就统兵作战，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在他前期的历史中，有关读书治学的记载很少，他自己也曾对人说，生平不喜读书。此言虽是一句谦词，但可说明他年轻时对读书的兴趣。张学良生性好动不好静，坐下来读书颇为难得。1935年底，当他率领东北军进入潼关，“围剿”陕北红军时，蒋介石为激励张学良的“剿共”决心，要求他阅读记载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史书《绥寇纪略》。1937年1月，他被囚禁溪口时，蒋介石要他精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阅读《完人模范》和《明儒学案》，意在强化张学良的三民主义信仰和传统礼教的意识，“修养身心，善自检束”，这就为日后张学良研究明史埋下了伏笔。蒋在召见东北军代表时说：“汉卿……他年轻，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只因读书太少之故。我留他在这里多读些书。” 那时，张学良还有很多书籍，如《吕氏春秋》、《五朝名臣言行录》、《圣经》等，但这些主要是为了观赏消遣，打发时光。蒋介石还派来几位老先生帮其读书，他也只是敷衍了事，应付差事。

贵州八载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不断命令张学良向后方转移。1937年9月底，在特务队长刘乙光等人的“陪同”下，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离开溪口，一直在江南各地辗转播迁，从安徽黄山、江西萍乡，到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再到贵州修文、贵阳、开阳、桐梓等地。其中在贵州时间最长，达八年之久，并处于相对稳定时期。 1938年11月，张学良等人来到了贵州修文县阳明洞。修文县就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王守仁（人称阳明先生，谥号文成公）被贬的龙场驿。阳明洞在一座独立的小山龙岗山上，这里距修文县城约三四华里，是王守仁聚众讲学、修身养性、著书立说的地方，为贵州名胜古迹之一。洞旁还建有一座纪念王阳明的大祠堂，房舍整齐宽敞，院落很大，张学良就住在这里。

张学良幽居阳明洞，耳濡目染皆为阳明遗迹，他有感于自己和王阳明一样的遭遇，便对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情况十分关心。他向当地政府要来了一部修文县志，想从中了解王阳明的事迹。王阳明被贬龙场驿那一年是37岁，而他在西安事变后被拘禁也是37岁。王阳明的经历和学识开始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王阳明不为强权所屈的往事及其“龙场悟道”的经历也为张学良提供了精神动力，这就成为他研究明史的导因。由研究阳明学说，到进一步研究明史。

在阳明洞，张学良所看书报，已远没有溪口时那么多。所不同的是，他所看的书籍，很快集中于王阳明和明史。他开始专心研究这些问题，并很有心得。 1939年9月27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人家都在那里打仗，咱‘国难家仇’的人，静坐池塘边来钓鱼，‘戎马半生’已竟二十年！年近四十，再来干一干‘蠹书虫儿’。”这时，张学良一般在下午看书，晚饭后为写作时间。他阅读阳明学说和明史，写了大量的笔记，摘录了许多卡片。

因为于凤至患了乳腺癌，赴美就医，1940年6月，赵一荻从香港来到阳明洞照顾张学良。赵一荻不仅经常陪同张学良进行体育活动，更成为张学良研究明史的得力助手。她为张购买书籍，查找资料，整理读书札记和卡片，并从不厌烦。在赵一荻的帮助下，张学良读书更加勤奋，对明史的研究也更加努力。

1941年春，重庆宪兵营营长卓建安奉命到修文去检查监视情况，就了解到张学良在专心研读明史。他后来写道：“张专心研究明史，据说写了大量笔记，摘记了不少卡片。有时与人交谈，颇有创见……张每月向蒋介石写一份研读明史的心得，需用什么参考资料，就写信向宋美龄要。”

1941年7月，张学良得了急性阑尾炎，住进贵阳中央医院治疗。出院后，移居到贵阳附近的黔灵山麒麟洞休养。就在这时，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在花溪举行诗会，邀请了贵阳的几位教授和报社社长，张学良也应邀参加。与会者纷纷以诗词劝慰张学良，张学良也作七律一首以为酬答：

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余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

这是张学良被幽禁以后，第一次以诗词的形式，将王阳明和明史写入诗中以言志，含蓄而公开地表明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纯正动机和不计恩怨的豁达胸怀。

此后，张学良虽然又搬迁了好几个地方，但始终没有中断对明史的研究。1944年12月，军统局又把张学良迁移到贵州北部的桐梓县天门洞，张学良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居住了近两年时间。这时，正是豫湘桂战役紧张的时候，日军占领了独山并准备向贵阳进犯，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与军统局长戴笠一同去贵阳抢运物资，他经常去查看张学良。据沈醉回忆说，1945年初，张学良曾告诉他，他搜集到的野史和民间传说手抄本之类的东西相当多。他认为他可能成为一个研究明史的专家。他希望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家经常和他去谈谈。但刘乙光得到戴笠的暗示，推说不易办到，张学良便没有正式提出请求，只是向沈醉说过，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和这方面的专家们多多接触。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后，蒋介石决定派遣东北耆老、国民参政会主席莫德惠（字柳忱）前往探视张学良。东北军旧部和一些亲朋听到消息后，纷纷写信托莫带去。4月15日，莫德惠风尘仆仆地来到桐梓天门洞，这是抗战胜利后莫德惠第一次探视，张学良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在短短几天内，他向许多人写了回信。4月19日，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张学良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及读书情形”作了汇报：介公钧鉴：莫柳忱先生奉命来山，述及钧座爱护良之深情，一如往昔。刘秘书乙光前由渝返，转致均意，嘱良静养。并告读书要有系统层序，聆听之下，使良感愧莫名。除将良一切日常生活及读书情形详告莫先生外，兹略为钧座一陈：十年以来，良涉猎书籍门类甚广，自从病后，专以明史为目标，一切文艺掌故，皆以明代为着眼。本想研究明清两代史，又恐涉及过广，先未敢存此奢望。因前读《明儒学案》、《王文成公集》等等，对明代事小有印象，故先就明史着手，以后如有成就，再进一步研究清史，此良研究明史之大概由来也，兹特秉明。

莫德惠回到重庆后，向蒋介石汇报了张的情况并转交了张学良的信，蒋对张研究明史感到满意。这时，莫德惠还接受了《大公报》记者的采访，介绍了张学良的读书生活。他说：“三年前是战争到达最艰苦的年头。他从报纸的舆论上看得出国运的险恶，根据他所知道的事物变化的道理，他开始研读中外历史，希望在历史上找出一些解答现实问题的道理。他更注意到明朝是怎样兴盛起来，及后又为什么亡给清朝的前因后果。这之后到现在，他一直在从事明史的研究，最近又读些民族学的材料。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关于明代史实的资料，使能作更深一层的探讨，并想从事于历史著作。”莫德惠还给记者提供了一张张学良读过的书单，其中包括《中国通史》、《国史大纲》、《东北通史》、《明儒学案》、《船山哲学》、《明武宗外纪》、《明季政治与社会》、《南明忠烈传》、《张居正评传》、《王文成文集》、《船山遗书》、《明季北略》、《明季南略》、《三朝野纪》、《东林始末》、《清代通史》、《清代文献纪略》等。4月下旬，重庆版和沪版的《大公报》上，均刊登了《张学良的生活——莫德惠由黔归来谈》一文，并配有张的个人照片和张与莫垂钓的合影，这是张学良被囚十年后第一次有消息和照片传出。5月11日，刘乙光接到莫德惠来函，告诉张学良，“主席（蒋介石）已嘱彼代为延请明史专家。”张得知这些消息，十分高兴，也增加了他研究明史的勇气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