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锁千嶂夜未央,众星拱月斗寒霜。 万佛洞内机喷瀑,宝塔山前骡列行。
出版唯嫌时日短,发行偏喜路途长。 由知巨手指航向,决胜非徒在战场。
这首诗为延安时期担任过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秘书长兼党总支书记,解放后曾任中组部统计室主任、辽宁大学代校长等职的苏生所作。这首诗是当年我党出版发行工作的真实写照,它为我们展示出一幅战争年代我党出版发行工作者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舍生忘死,艰苦奋斗的生动画卷。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兼任了发行部部长。内部投寄只能靠几头毛驴来完成
建立和发展出版发行工作是党的一项紧迫任务。1936年8月5日,在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保安不久,毛泽东、杨尚昆便向各部队发出电示:为在国内外扩大红军的影响,拟定出版一部反映万里长征中所历战斗及奇闻轶事、民情风俗的《长征记》,并为该书发电征稿。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又亲自致电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周扬,将自己办公室秘书李六加、和培元所著的《陕甘宁边区实况录》一书初稿送到周扬处,劳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指示周扬,争取2月15日前完稿,2月底出版。其重视之意,切切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周扬等人很快完成了书稿修改任务。该书出版后,被认为是陕甘宁边区向中外人士作的忠实、全面的介绍,批驳了当时少数人攻击边区是“封建制度”、“破坏统一”等颠倒黑白的邪说,使边区这一抗击日军最坚决的地方为世人瞩目。
毛泽东当时还函告周扬:“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给你与李、和三同志,以表酬劳之意。”
1939年3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出版发行工作领导的决定,任命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兼任发行部部长,王林为副部长。同一天,发行部召开会议,任弼时也赶来参加。会上,大家明确了党的出版发行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和马列主义理论,通过书报、杂志等多种形式,迅速地、不断地传播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大后方,切实有效地扩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影响,教育、发动、组织全国人民,壮大抗日队伍。
李富春、王林立即着手出版发行机构的筹建工作。他们以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中央印刷厂、党的各地交通组织及军队兵站为基础,吸收和调动了一大批爱好这项工作的同志,迅速建起了有关机构。6月1日,中央发行部正式宣告成立。9月,中央发行部进一步充实了人员,扩展了业务,改为中央出版发行部。下设秘书处(处长为苏生),出版处(处长为孙萍、副处长臧剑秋),发行处(处长向叔保、副处长成文宪),印刷处(处长由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兼任)。9月1日,作为党对外公开发行实体的新华书店也正式成立,毛泽东亲笔为新华书店题写了店名。
出版发行部的发行任务异常艰巨。新华书店直属中央出版发行部,负责对外发行。对内发行的材料都是党的重要文件和马列理论书籍,属党的机密,必须秘密进行,由秘书处直接负责。发行范围首先是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其次是中共北方局、南方局、中原局、陕甘宁边区党委、山东分局、晋察冀分局、南方工作委员会及各省区的党委;再次是八路军各师、旅,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等。内部投寄全靠秘书处、运输科专设的骡马大队来完成。这个骡马大队起初并无骡马,只能靠几个交通员和几头毛驴,向各地定点分送。交通员赶着毛驴,昼夜兼程,穿插迂回,通过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才能到达目的地。
毛泽东十分清楚远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以及国统区的党组织,非常需要及时掌握来自延安的精神食粮。同时,他也了解中央出版发行部同志的困难和急切心情。毛泽东指示王林设计几个运输方案,画出运输线路图,然后直接向他汇报,共同研究改进运输的办法。为了确定新的运输方案,毛泽东与中央出版发行部的负责同志多次在煤油灯下勾勒运输线路,找出最近、最快、最安全的运输线,研讨和确定切实可行的运输办法。
不久,出版发行部的同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首先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兴县设立了新华书店的第一个分店,从那里把出版物运往晋察冀、太行山、冀鲁豫和山东各地。同时,他们还在西安设立了一个转运点,与《新华日报》西安营业所一起办公。凡八路军总部和各部队的汽车去西安时,便由总部后勤部长叶季壮电话通知出版发行部,把材料用汽车捎运西安。然后再由西安负责转运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留守处,转发新四军各支队。对国统区的发行由各转运站点送往地下交通站秘密发出。
从延安开赴到敌后的一批批同志,也有携带文件和书籍的任务,成为出版发行部的义务运输员。这些同志宁肯少带些衣物、被褥等生活必需品,也愿意背着沉甸甸的印刷品奔赴抗日前线。这样一来,运输工作比起初有了很大进步,加快了周转,提高了时效。许多运输队员、交通员都说:“咱们走的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
1940年新春伊始,中央出版发行部派发行处处长向叔保及运输科长许光庭由延安出发,沿路建立通往晋察冀根据地的发行网点。经过千难万险,在敌人的封锁线上,终于完成了建立由延安通往晋察冀发行网点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