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过渡时代的报人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一命呜呼，结束83天的皇帝梦。两月后，《申报》驻京特派记者邵振青从上海乘火车北上赴任。此后十年，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治波云诡谲；邵振青在京城新闻界长袖善舞，继黄远生、刘少少、丁佛年报界三杰之后，与林白水、成舍我等人一起成为舆论界新领军。

飘萍是邵振青在北京用的笔名。邵振青原名新成，又名镜清，浙江东阳人。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金华，父亲是私塾先生。邵飘萍从小聪颖好学，13岁中秀才，19岁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在新学堂读书时，开始给上海的报纸撰写杭州和金华的地方通讯；1908年毕业后回金华从教，兼任《申报》特约通信员；民国成立后，被聘为《汉民日报》主笔；1914年，东渡日本攻读法学并与同学组织东京通讯社；1916年春任上海《时事新报》主笔，半年后转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

邵飘萍在北京十年，是北洋军阀混战的十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大过渡的十年。由于政局动荡，报人容易以言论贾祸，加上各政党报纸多互相丑诋，向来为各报重视的政论声誉陡降，各报逐渐少发或不发政论，媒体间的竞争由政论转向新闻。

北京因此成为新闻竞争的高地。上海各大报争相重金礼聘优秀新闻人任北京特约通信员（相当于现在的特约记者）。特约通信员权威很大，经常可以影响编辑部编辑和主笔。黄远生是最早和最著名的特约通信员，也是中国新闻史上通讯体裁的创立人。他被暗杀后，邵飘萍接替他在《申报》的职位。邵飘萍文笔不及黄远生，但在发电讯方面则独擅胜场，无人能出其右。电讯当时已成为报纸最重要的内容。邵飘萍每天给《申报》发回的新闻专电，从一两百字到五百余字不等，多时达两三千字，常配合专电寄出详细的《特别通信》；遇有重要新闻，哪怕深夜十二点后，也要加急电甚至发密电以及时发布。

邵飘萍完全具备黄远生提倡的记者“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走、耳能听和手能写。邵飘萍风流倜傥，结交甚广，几乎夜夜有饭局，经常是夜阑人散后才回到家中，向各方要员打电话探消息。他总有办法接近各种新闻源，而且经过接触，对方往往不以为嫌，反而对他敬重有加。有一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他事先在隔壁房间安排好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觥筹交错间，要员们泄露了不少机密消息，隔壁则随写随发，宴会未结束消息就已到达上海。

当时北京的报社和通讯社有近百家，大部分靠军阀或政党出资维系，民营报刊也大都接受政府津贴，林白水、成舍我、章士钊、胡政之等名报人均未能免。邵飘萍也领过所谓“宣传费”，为此曾遭人诟病。今天看来，与其说是他个人职业操守上的污点，不如说是那一代报人在中国新闻事业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必经的不幸。事实上，正是苦于各种政治和经济势力的纠缠，邵飘萍一生都在追求新闻事业独立。1918年7月，他与潘公弼创办独立的新闻编译社；同年10月创办《京报》，立志以“《京报》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促进中国报纸向现代新闻纸转变。邵飘萍深知，他的理想未必能由一代人实现。为了培养未来“完全独立”的合格职业新闻人，他不顾《京报》创刊伊始事务繁忙，受聘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导师；除了节假日，几乎每周日上午到研究会讲新闻学。他还曾到平民大学、法政大学兼授新闻采访课，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第一本《实际应用新闻学》，该书出版后被几代中国记者奉为职场圭臬。

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看，报刊独立需要政治上有一定的新闻自由空间。邵飘萍时代的北京，恶劣的媒介环境显然不能提供这种空间。《京报》创刊词明确宣示该报的使命是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他还亲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京报》以其“道义”担当和“辛辣”特色，很快赢得读者喜爱，成为京城名报；却也招致军阀们的忌恨。1926年4月26日，张宗昌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邵飘萍捕杀。不久，林白水也殒命于军阀枪下。

萍水相逢百日间，那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百日。林白水被害不到一个月，新记《大公报》在天津出版。飘萍的老朋友张季鸾撰写《本报同人之志趣》，回顾了民国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呻吟于权力、财力两重压力之下的惨状，提出著名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方针，宣告中国独立报刊的新使命，也标志着由梁启超开启的中国政治性报刊开始走向与企业报刊合流的发展时代。在这一历史过渡中，邵飘萍一代报人与有功焉。从这个意义上说，飘萍一枝笔，又何止胜过十万兵？

摘自：《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8期 作者：曹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