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查封《益世报》
1919年5月24日凌晨两点，京师警察厅外右二区警署会同侦缉队突然包围了南新华街《益世报》北京馆，逮捕了刚刚从通县家中乘车返回报馆的总编潘云超（蕴巢），并将报馆查封。《益世报》成为“五四”时期第一家遭封禁的新闻报纸。此前，由北京学生联合会出版的《五七日刊》、《救国》已被京师警察厅以未经呈报立案为由查禁，还有些秘密刊物如《进化杂志》、《民声》等也都被查禁没收，但对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下手，《益世报》当属第一家。
《益世报》 创刊于１９１５年１０月，是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在天津创办的一份中文日报，为民国时期四大报纸之一（另外三报是《大公报》、《申报》和《民国日报》）。1916年，它又创办了《益世报》北京版，经理为杜竹轩，潘云超为总编辑。
那么，京师警察厅究竟为何要查封《益世报》呢？
《益世报》被查封的表面原因，是5月23日转载了上海《新闻报》的“山东第五师全体士兵敬告全国同胞电”一则，该电文充溢着爱国军人对外交失败的忧心如焚和对曹汝霖等卖国贼的愤恨。通电见报后，京畿警备总司令部（司令段芝贵）立即致函京师警察厅，称：“该报所载显系煽惑军队，鼓荡风潮”，要求警察厅按《戒严法》将《益世报》“即行封闭，并将该报负责人查传送究，以杜煽惑而示惩儆。”
《益世报》被查封的深层原因，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该报一直站在为学生辩护和支持学生运动的一方，尤其对亲日的安福俱乐部的政客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批判。如报刊5月7日所载“对外怒潮影响之扩大”、13日所载“正告曹汝霖”、16日所载“劝告军警”等，都令北洋政府十分恼火。5月23日当天，《益世报》还登载了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成舍我所写的社论“安福与强盗”，直指安福系“哪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祸国殃民的勾当。”安福政客恼怒不已，自然出手报复。“安福与强盗”一文，应当是《益世报》遭查封的没被明说的又一个导火线。
《益世报》被查封还有着更深层的内幕，就是日本公使小幡酉吉于5月21日提交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他代表日本政府再三要求中国实行言论管制：“贵国政府对此等行动毫无取缔，宁是不可解也。”“而对此荒唐无稽无政府主义之主张与阻害友邦邦交、挑拨两国国民恶感之言动，不加何等之取缔，是本公使之甚感遗憾者也。”亲日的北洋政府果然谨遵旨意，向报界下手，《益世报》便沦为其刀下第一报。《益世报》被封事件与6月发生的陈独秀被捕事件，被当时的《申报》一针见血地揭示：“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
由于《益世报》的创办人雷鸣远是比利时传教士，《益世报》京版又曾在美国使馆注册，在美国方面的干涉下，《益世报》在停刊3日后复刊。但政府当局为了达到钳制舆论、震慑报界的目的，依然将《益世报》总编潘云超送审，潘云超终究没能躲过牢狱之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田尚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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