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我的学生溥仪

摘自《紫禁城的黄昏》（英）庄士敦/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原标题：羽翼未丰的龙

在皇上的青少年时期，他每天要到毓庆宫（祈祷、祝福的地方)来。多少年来，那里一直作为皇帝学习的地方。嘉庆帝被立为皇嗣以后，那儿就从他的寝宫，闹此，那里仍然保存了许多嘉庆亲自署名的字画和书轴。毓庆宫是一座工字型的宫殿，中间有个门通往小庭院，门的左边有一个专为教师备用的客厅，那里有一个仆人侍候他们，给他们斟茶。毓庆宫坐北朝南。教帅由神武门进入紫禁城，如果方便的话，也可由东华门或西华门进入。他们在门外下车然后换成官轿抬入宫中。我是教师中唯一愿坐汽车而不愿坐马车的人我也是教师中唯一享有骑马进紫禁城特权的人，通常我一直到这里面的一个门一景云门，然后下马，步行到毓庆宫。众所用知，当教师进宫时，侍卫要向他们敬礼。

教师到达客厅以后，在那细细品茶，等侯皇帝到来。皇帝来时一般乘坐12个轿夫抬的黄色大轿，轿子进入庭院时，礼节要求老师不能走出客厅来见皇帝，但他们必须起立，站在客厅里，直到皇帝走进教室，尽管皇帝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一切。听到门旁的太监高喊一声“嗻”——这是表示皇帝召集传唤的词，教师才重新坐下。接着，太监又高喊“嗻”这表示皇帝开始学习了。

教师立即走进教室，向他的学生一鞠躬，这时他的学生正站在书桌的北面，然后同时坐下。皇帝面南而坐，教师就坐在他的右对角。

他的学习时间是这样安排的。陈宝琛每天第一个进入宫中，夏天早晨5点半，冬天早晨6点半。根据祖宗的规矩，学习在拂晓开始。大约在7点半左右，陈宝琛才能离开。有时，他也愿意留下来和同事交谈并共近早餐。应该提到，早餐是免费提供的，内御膳房准备。教师们就在客厅用餐。早餐有极其丰盛、美味精致的中国风味的食物，它们出自精通烹技的厨师之手。

大约8点半，由皇帝的满族老师伊克坦上课。10至11点，由朱益藩执教。下午l点半钟轮到我，一般得上2个小时。

宫中的假日是很少的，假期一般有夏天一个月、春节三个星期、正月十三皇帝的生日、端午节、中秋节以及本朝先帝逝世的周年纪念日。只有在这些日子，皇帝才不必上课。大概无须说明，作为节假日的星期天和西方国家的其它节日，无论如何在皇宫中是得不到承认的。

我任教的最初几个星期是不能单独和皇帝在一起的。平时总有一个太监在场，中文教师朱益藩或管家大臣耆龄也来陪伴。太监没精打来地靠着墙边站着。之所以作这种安排，可能是皇帝感到在外国人面前有点紧张不安，可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神经质的迹象。陀件的其他老师一坐就是老半天，在他们打瞌睡的时候，皇帝也不想唤醒他们，以使他们想起他们的职责就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外洋的“蛮夷人”，这个“洋人”天真纯洁的外表下可能包藏着祸心。

还未等到第二个月结束，皇帝就消除了在“洋人”面前可能存在的紧张和不安。中国的老师和大臣也不再来作伴，可太监依然在场。但我发现，皇帝和他的中国老师在一起学习时，根本就没有一个太监在场。再清楚不过，内务府仍然不准备让天子听任一个可怕的洋人的摆布。据说，中国人相信外国人喜欢吃小孩的心肝，并用小孩的眼睛做药。

太监总是不声不响地站在门的里边，隔半个小时就换一次班，周而复始。还未等到第二年夏天，我的学生就不让太监在场了。在此以前，我荫发这样一个想法：如果皇帝有一个同学，无疑会促进他英语学习。我选择的这个学生是他的一位党兄、一个比他小两岁的男孩，名叫溥佳这个男孩是皇帝叔叔载涛亲王的长子。邀请皇族成员作为皇帝的“陪读”，是早就存在的好习惯，所以我的建议并不使人感到惊讶。当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好比是茶杯中的风暴。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醇亲王和裁涛亲王之间长期存在嫉妒。醇亲王正为我这个建议生气，因为老师如果喜欢载涛的儿子，那就会对他自己的儿子漠不关心。后来我们采用两个孩子“陪读”的办法，很快解决了这个麻烦。裁涛的儿于陪读英语，皇帝的弟弟陪读中文。

实际上，皇帝已有了一个中文陪读，他是溥伦亲王的一个14岁的儿子，名叫毓祟。也许记得，溥伦正是光绪帝死时觊覦皇位的人，并受到袁世凯热烈的拥护。如果袁世凯鼓吹成功的话，毫无疑问，毓祟将成为皇位继承人。如果不发生革命，那他已成为当今的中国皇帝．田为他的父亲溥伦几年前去世了。

共同分享陪读这一特权的三个年轻人是溥杰、溥佳和毓祟，其中唯有毓祟陪读英语。由于他们的这种身份，皇帝赏他们“紫禁城骑马”的特权。

大约在皇上学习英语两年后，他请我的他起个英文名字，以便他和欧洲人通讯或其它没有汉字的公文中用。他在我列出的一系列高贵的英国名字中选用了“亨利”。他根本不打算将“亨利”和溥仪连用，即使溥仪的名字不存在任何忌讳。因为他和我一样不喜欢“摩登”的作法，而“摩登”正是学生中普遍流行的——在中国姓氏前加上西方“基督徒”的名字。可是后来新闻界在提到他时总习惯用“亨利溥仪”这个不雅的混合称呼，达不仅令人感到不舒服。而且也和“溥先生”这种称呼一样不确切。溥仪很少使用“亨利”这个名字，他决不在官方场合使用这个名字，而且也不加在别的名字前面。

从一开始，我和我的学生的关系就是友好而融洽的，并随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加强。我觉得他最吸引人的优点是他深造的理解力，他的坦率，他的慷慨与宽容，他的艺术天赋，他的仁慈，他的和善及侧隐之心，临乱处世的勇气和他那幽默的神情。在我最初给他上课时，他对英语一无所知，实际上他根本没努力来掌握这门语言。他对纯粹语言学的研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当代变幻的国际形势（包括在欧洲签署并生效的《凡尔赛和约》)、各国政体国情、世界各地风光、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天文学)、政治科学、英国历史以及近来我们亲历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幕幕“戏剧”。我们常用汉语自由地谈论这些问题，无疑这占据了他学习英语的很多时间。

皇帝思维敏捷，但他的性格中既有持重的一面，又有轻飘的一面。我把这种轻飘的表现归因于青年人缺乏责任感，也许他长大成熟后，会和这种孩子气告别。然而，我似乎觉得他身上体现出“两种对立的性格”。

他能虚心地接受我对他性格缺点的批评以及我幽默的劝告，哪怕是不能获得我所期望的结果。确实，他耐心倾听我发牢骚而不显出不满的好脾气，正是他性格中最突出和最诱人的地方。壳我的中国同事告诉我，皇帝很少愿意听取和采纳他们的意见。我渐渐明白，皇帝听英语课比听其他任何人的课更有耐心。由于这个缘故，皇帝的父亲和叔叔以及他的中国老师常常恳求我向皇上陈述这样成那样的建议，而这恰恰是他们无能为力的。

我不能完全理解皇上性格中的“轻飘”方面，而我中国的同事们对此认识倒很深刻。特别是陈宝琛，皇上6岁始，他就一直是皇上的教师。他常用中国字“浮”来形容皇上的这个弱点。有时我联想到，皇帝大多数好的品质，大概来自他的母亲，她是满洲总督荣禄的女儿，他性格中“浮”的特征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我总倾向于把他在—‘些小事情上的过分固执归因于他父亲的遗传。不过，我们应该搞清他性格中的缺点是来自遗传，还是由于有害他身心腔康的宫廷气氛。如果说他的先辈的这些弱点已无法根除的话，那么对于他至少还有一个逐渐摆脱不良的环境而选择一个有利身心健康环境的机会。

我已说过，他极富有幽默感。在我们讨论和解释君主专制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面有的区别时，这种令人喜欢的特征偶尔也会表现出来。我认为“专制主义是不负责任”的，其证明之一就是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布命令，而强迫人们执行，甚至还可从中取乐，他还拥有对有功之臣生死予夺的权力。皇帝有一次也对我说，“我的先辈都是不负责任的暴君”。可两三天后的一天，正当我在自己家中的花园里休息时，一个仆人告诉我，说是一个宫廷太监在门外，他是来转达皇帝的重要消息。他一进来就告诉我．说皇帝已命令将他送进监狱。他还递给我一件寒光闪烁的东西，原来是一把带剑的手杖。太监表情严肃地说：“这把剑是万岁爷送给你的，他要我票告你，他授权你杀死你愿意杀的任何人——随便杀人”

等我一到宫中，皇帝就急不可耐地问我太监是否执行了他的命令。我让他相信太监完全按照他的旨意做了。大约10午后，皇带(这时已成为新满洲政府的首脑)在想起这件小事时，还问我是怎样运用他授予我的这种权力，我告诉他直到那时这把剑都从未沾污人血。

也许我有把握说，皇帝对自己真实地位并没有产生错觉。他头脑中绝不会有龙的家族赋予他不同凡人的想法。他很不情愿参加那些不得不参加的重大典礼，因此，他一离开乾清官的宝座，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脱去他的龙袍。事实上他强烈反对外人看到他穿龙袍，尤其是被外国人看到。

我已提到过，皇上的中国书法可谓技艺娴熟。中国的教育制度要求花费他一生中相当大的时间来练习这种艺术。他的几位祖先在这方面是很出色的。中国皇帝把手迹赐给有功的官员、寺院和其他重要的建筑，是司空见惯的。御笔真迹往往放大并摹写在深漆铀金的木块上。

皇帝的幽默感常在漫画间流露出来。我保存了许多他这种风格的作品，且都是他当着我的面，用手头的零纸即兴画出的。漫画通常是描述一件轶事、报纸中的某个章节或日常生活中有趣的事情。

他的中文老师都是诗人。皇上早年就学会了赋诗的技能，并熟练地运用了这方面的知识。1921年至1922年间，他就用笔名“邓麒麟”向北京几家杂志投寄诗稿。“邓”是个国一个普通的姓，“麒麟”也许是“发光的独角兽”。——家杂志发表了署名邓麒麟所送去的作品。编辑完全不知道他的身份，编辑几次设法打听他的身份，都没有成功。当然，我意识到他写了许多诗，几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是如此，但直到1922年7月，他才合诉我这个秘密，并把自己已发表的作品给我看。这时北京报界仍不知道“麒麟”其人就是大清的显帝。

尽管他对新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但他并没有为中国流行的白话诗吸引。他的诗总是效仿古典诗词的风格。他喜欢的诗人有唐朝的白居易、韩愈、李白，对本朝先帝乾隆的诗也推崇备至。

读者在了解我的皇帝学生有吸引人的可爱个性，以及了解我在他们中间度过的岁月现在回想起来仍使我感到惬意之后，将不会感到惊奇。但是，如果以为他具有的一切品质是任何一位独裁类型的人必须具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多年来他一直对使意大利获得新生的大政治家非常敬佩，并为在北京的意大利公使送给他的来自罗马的签名像片而感到荣幸。但我认为，他完全清楚，他自己和墨素里尼的气质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