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人有人格，报有报格”

史量才

提起民国间的报纸，影响面最大的应该是《申报》了。《申报》不仅是我国第一张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而且持续时间长。在其鼎盛时期，《申报》几乎成为当时所有报纸的代名词。

史量才是《申报》的总经理，称得上是一位超级富翁。更因为《申报》的影响，史量才实际上掌握着旁人无法比拟的发言权。这一发言权，势必要与政治发生牵扯。对此，史量才的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他毅然决然地为“言论救国”而不惜得罪最高统治者的时候，民间也广泛传播开他的事迹。

最有名的一则故事，是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对话。

蒋介石特地召见史量才，要求《申报》发表言论时要注意影响，并不无威胁地说：“我手下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非常反感，回答：“《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总有数十万！我也不敢得罪他们。”蒋介石盯着史量才，说：“史先生，我有什么缺点，你报上尽管发表。”史量才不卑不亢地回答：“委员长！你如有不对的地方，我照登，绝不会客气。”二人不欢而散。

此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其中一则是这样的：史量才接受某国民党政府要人的邀请，参加盛宴。席间，此要人故意宣传蒋介石的军威，称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量才听后，很不以为然，当着众人的面嘲弄道：“我没有雄兵千万，但约莫估计，总有数千万读者拥护！”

史量才这种性格，势必会引起独裁者的嫉恨。

1934年11月13日，沪杭公路翁家埠地段发生命案，六个黑色短衣打扮的特务拦路刺杀了史量才。这是一起周密部署的行动，组织者是戴笠，下达命令的正是蒋介石。

那么，史量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

史量才，原名家修，字量才，1880年生于江苏省松江县泗泾镇。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投身教育界，先后在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中、南洋中学等校任教。1904年，史量才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堂，开我国女子教育之先河。同时，他还到苏州等地开拓蚕桑事业。1905年，史量才与黄炎培发起江苏学务总会。三年后，史量才的目光开始转向报业，兼任起《时报》的主笔。《时报》创办人狄楚青特在报馆辟出一个房间，供报馆同仁和教育界、学术界、金融界等各界人士广泛交流，展开讨论。史量才积极参与，认为兴教育、办报纸、开民智是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他还积极参加江、浙两省收回路权运动，社会声望得以提高。辛亥革命爆发后，史量才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和南北议和会议等重要政治活动，曾被委任主持上海海关清理处及松江盐务局工作，以办事精干而获好评。然而，史量才好直言，嫉恶如仇，“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这种性格使他遭到了一些挫折，也因此看到了政界的黑暗，遂退出仕途，全身心投入到新闻事业当中，与实业家张謇合资12万元购进了《申报》。

《申报》创刊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初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办，以华人席子眉为经理，蒋芷湘为主笔。席子眉去世后，其弟席子佩继任经理。后来，美查返回英国，席子佩购得《申报》全部股权，使《申报》得以转入国人手中。但由于经营不善，《申报》并未得到发展，反而连年亏损，销售量仅7000多份。史量才接办后，聘请了得力人才，努力提高报纸的吸引力；他还争取到江浙财团的大力支持，购置了新式机器，并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低价购入大量纸张，积极开展广告业务，拓宽发行渠道……最终使《申报》成为经济独立、无党派关系、完全商业化的报纸。由于其经营有道，《申报》发行量从民初的7000余份发展到民国17年公开宣布的15万份，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

1916年，张謇等退股，《申报》报社成为史量才独家经营的企业，他自任总经理，并进一步向外扩展。1927年，史量才买下了《时事新报》部分股权。1929年又从美国人福开森手中购得《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30年代，史量才又创办《申报月刊》，编印《申报年鉴》，开办“量才业余补习学校”、“量才流通图书馆”等机构，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报业大王，而且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社会活动家和实业家。

不过，史量才毕竟是一位民族资本家，在其发展的道路上，不免要受到官僚当局的压制。购买《新闻报》就是一例。

1929年，雄心勃勃的史量才想要收购上海另一家报纸《新闻报》的股权，进一步实现自己的报业梦想，组建自己庞大的报业集团。当时，美国人福开森为《新闻报》的老板，拥有65%的股权。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怀疑，福开森害怕自己的产业流产，所以在《新闻报》正蒸蒸日上的时候，决定卖掉股权，以获取高额利润。史量才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绝不能失之交臂。他与福开森多次秘密谈判，最终以70万元的价位达成协议，并签订了让股合同。但是，福开森暗中出卖股权的行为遭到了该报总经理汪伯奇的极大不满。汪伯奇不仅组织报社职工抵制史量才派人接收，而且联合虞洽卿等人一起反对史量才。此事越闹越大，为国民党当局插手此事提供了条件。

国民党当局早就注意上史量才了。他们认为《申报》本来就实力雄厚，影响力大；如果再加上《新闻报》，极有可能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所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一边警告《新闻报》持股人不得出卖股权，一边呈请国民党中央收买福开森的所有股权。他们还发表致《新闻报》的公开信，说该报的大量股票被反动分子购买，一定要在两星期内将之收回。史量才本人也受到了恐吓，处境非常恶劣。这种情况下，史量才派出了与蒋介石有过交往的总主笔陈景韩活动，再加上邵力子也劝说蒋介石，认为政府不宜直接插手民间股权纠纷，蒋介石这才打消收买意图，但仍然给史量才以压力。史量才不得不撤回对《新闻报》接收人员的任命，转而将《新闻报》改组为华商有限公司，仍由汪伯奇任总经理。史量才只得将到手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上海的工商界人士。最后的结果，史量才虽然仍持有50%以上的股份，但是他既不能担任董事长，也不能干涉报馆事务，以前的设想基本泡汤。

接着，史量才经历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