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红卫兵南下 兵团在上海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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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卫兵南下

1966年9月11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人员到达上海，上海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一路风风光光地进入位于市中心，紧靠人民广场的市体育宫安营扎寨(今上海大剧院的位置)。当天，南下兵团即以“全体战士”的名义在上海散发《宣言》，一方面声称这次是“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期望，首都革命人民的战斗友谊”而来的；一方面表态：第一，我们是战斗队，是旧世界天生的造反者，要造一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反。第二，我们是学习队，要向上海的工农兵、红卫兵，向赴沪的其他红卫兵学习，永远做群众最恭谨的小学生。第三，我们是宣传队，要让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9月13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分别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杨富珍、王林鹤、程德旺等40多名劳模座谈；在市学联，与上海学生代表举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提出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被抄对象是否反抗、报复?抄家物资如何处理?)，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依据统一的口径)——作了介绍。最后，北京红卫兵对打人作了解释，强调北京的“阶级报复”很厉害，确实打死过一些“坏人”等。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开始正式介入上海的“文革”运动。

应该承认，首都红卫兵因受“派遣”而具有政治的优势；因人员众多，队伍整齐而具有组织的优势(其下属十六个纵队，分散在杨浦、虹口、静安、卢湾、黄浦、徐汇、长宁等区域)；因初来乍到就领受上海有关方面的关照而具有行动的优势。

现场之一：面上的行动

9月13日，就在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与上海劳模、学联代表举行座谈会，声称“是来上海学习的”时候，北京语言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南下红卫兵奔走呼号，在上海的大街上散发铅印版传单《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倡议》指出“现在，上海存在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即一些“黑帮分子”仍然“养尊处优，逍遥法外”。所以向上海市全体红卫兵、广大工农兵群众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高级公寓、别墅一律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代；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以至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②。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各路纵队主动与各区联系，广泛查摸“敌情”，反复询问有关人员“抄了多少户?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甚至提出查看档案和大字报底稿，交出此前搜查的清单等。当晚，南下兵团即以徐汇区为重点，分别在卢湾、虹口、静安、黄浦、闸北等区实施抄家，约查抄五十多户。起初，北京红卫兵还“注意调查研究，组织得比较严密”，如徐汇区的行动组成了“训话组(对家属)、“讯问组”(对本人)、搜查组、记录组、登记组(对搜查的东西进行登记)等。当发现原单位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便一边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一边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

但北京红卫兵的这种克制只保持了一天。

第二天(14日晚)，在卢湾区，130多名南下红卫兵分头搜查了三户。其中资本家虞某某(虞洽卿之子)夫妇被剪了头发。当时，红卫兵问其女儿，你站稳立场吗?答：站稳的。红卫兵就叫她用皮带抽打其父亲，她不肯，也被剃了发。一户被称为“洋奴”的是个八十多岁的瘫痪老头，北京红卫兵将其儿子、媳妇、女儿绑在浴室里，儿子被鞭打、搜查以后，将东西装了三卡车运到体育宫。在徐汇区，30多个北京南下兵团红卫兵在永福路某号陈某家搜查(原三青团分队长)，将搜查对象的兄妹，其父的大小老婆等五人剃光头，并用皮带、长柄伞、火钳、拐杖等打抽。陈某说：“十六条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说“没有打死就是文斗”，把陈打得头部、胸部、背部皮肉裂开，处于昏迷状态。当时，红卫兵在门口把守着，街道干部和群众都不准入内，邻居则在屋外喊叫“要文斗，不要武斗”。据统计，至9月15日以前，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十个区共搜查了九十户左右，其中徐汇区搜查了五十八户，并在徐汇区、静安区举办了“资本家剥削罪证展览会”。其间共发生武斗48起，98个对象中82人被殴打，其余的是被剃阴阳头、罚跪、涂漆的。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广泛介绍北京对黑六类的武斗，认为上海太强调文斗。例如第十纵队在黄浦区的各个活动点上制造舆论，大肆宣扬“文斗是没斗”、“敌我矛盾就是用武斗”、“打死人没关系，花八元钱”(指火葬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第七纵队在静安区活动时也宣传，北京已杀许多人，“就是要红色恐怖!”，“要乱，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乱出一个铁打的江山，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是具有这般强烈的意识，这般强烈的情绪，据9月15日至17日的三天统计，北京红卫兵打人30起，被打达百人以上。武斗往往利用晚上关门殴打，打后不准被打对象去医院，被打人有血迹的衣服要洗过，而且被打人天天换房间。由此可见，仅仅数天之间，北京红卫兵的武斗涉及面已经从“四类分子”、“资本家”，扩展到被认为有“问题”的“社会青年”、“游民”等；武斗方式已经从抄家现场的殴打，演变成私设刑室的摧残。这种归趋的必然性决定了北京红卫兵一定要在上海制造骚动和事端。

下面请看来自“面”上的数例行动报告：

9月15日，南下兵团红卫兵第五纵队进入龙华医院妇科主任陈某家搜查，中医学院“文革”组织闻讯赶到，说明陈家已抄过五六次，为此双方发生争执。17日，北京红卫兵破门搜查，第二天又借陕西路小学开斗争会，将陈的老婆、子女、孙子一家均揪去，全家不分老小一概罚站、抄身、鞭打，还要吃柏油泥丸，其中陈多次被缚住手脚，口中塞布，推到在地用皮带、棍子抽打。经医检，陈腰以下及臀部皮肤呈青紫色，有肿痛，肩部、两肋、脸部、颈部也有伤痕。

9月17日下午4时，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天马电影制片厂广场台上揪斗了厂领导丁一，陪斗的有谢晋、徐昌霖、汤晓丹、顾而已、黄宗英、蒋天流等13人。北京红卫兵给丁一挂上“黑帮大红伞”的牌子，责令陪斗者“一个个交代罪行”。

9月21日上午8时至夜11时多，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听见隔壁中苏友谊馆传来叫喊救命的声音。从楼上窗口望去，看见被打的是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当晚，上图工作人员邀请中苏友谊馆、上海体育宫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属南下兵团十六纵队。被捉的人有“被抄家态度不好者”、“流氓阿飞”、“无执照小商贩”、“说北京红卫兵坏话”等。这批北京红卫兵从17日开始，打的人已有十四、五个。23日晚上，十六纵队红卫兵拉上窗帘(从缝隙中看到一白衬衫者跪在地上)，继续在陈设毛主席半身塑像的房间里审讯打人，他们打他耳光，有七、八人用束腰的皮带抽打。当晚12时，上图群众请来师大七、八十个红卫兵，不仅派出代表与南下兵团指挥部交涉，还强行察看了十六纵队的打人场所，看到在押的6人已被打得躺在地下。

9月25日晚八时，北京红卫兵查抄徐汇区永福路某号肖某家(肖某72岁，曾任国民党驻法使馆参赞、外交部秘书。时任市人委参事)，责令交出手枪(因其儿子单位抄家时抄出子弹)，肖交代“手枪留在法国”。北京红卫兵将他脱光衣服，只剩一条短裤，用皮带抽打得很厉害。凌晨三时，肖死亡。

应该承认，恰如北京红卫兵所宣称的：“在上海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现象”，那就是通过“革命”(武斗)，清晰阶级阵线，教训阶级敌人。其实，这些“恐怖现象”在一些重点单位的发生，则更加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