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欣：揭露叶群历史问题惹来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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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开始的那场动乱初期，我就遭到江青和林彪一伙的迫害：先有效忠江青的某红学家给她写小报告造谣诬蔑我“辱骂江青，破坏京剧革命”；继有林彪死党吴法宪诬陷我是搜集叶群“黑材料”的后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将我拘捕，冤狱8年，亲属受到株连，弄得家破人亡。(我和张卉中两个家庭共有12人被关押过、4人致死——张卉中和她的母亲被关致死，我的父母因受惊吓病死，2人逼疯，1人致残。)如今，这两个害人精和林彪、吴法宪都已死了，他们的滔天罪行却留下难忘的记忆。

转送群众来信被林彪下令密查

叶群的心病和江青一样，都是怕人知道她们三十年代的历史问题。既要遮掩私生活的放荡堕落，尤想抹掉政治上的朝秦暮楚，在她窃夺权利的时候，唯恐自己的丑恶历史在社会上曝光，成为夺取更高权力的障碍，依仗林彪手中的权势，毫不手软地除掉一切了解她的丑恶历史的人。十年浩劫开始，江青就私下对叶群说：“乘这次文化大革命，你有什么仇人告诉我，我替你报仇。”她们滥用窃夺到手的权势，彼此勾结，狼狈为奸，务将其所有“仇人”置之死地而后快，残酷地迫害了无数无辜的人。

这场动乱开始的时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规定：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社负责转送群众来信。那时我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凡属托由转送中央负责同志的信件，我都顺便带到钓鱼台，由中央文革的收发室转发。1966年7月，我弟弟杜保同(当时在第七机械工业部设于内蒙呼和浩特市的一个研究院作政治工作)交给我一批信件，内系《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报告。这是他所在的群众组织“新红联”外调组刚从长沙回来写成的，我把这份材料带回钓鱼台，当即交收发室分送给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份材料中涉及到在那个“青训班”受过训练、当时正在党、政、军领导机关任职的10多人的名单，其中一人叫“叶宜敬”(是叶群当时用的名字)。其实杜保同和所有参加调查的人员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在头脑中留下什么记忆。

当时这类群众来信数量很多，送到林彪那里的一份，他们大概根本没有看过。

不久，原在这个“青训班”担任教官的欧阳敏纳，在长沙向“新红联”外调组提供了上述材料之后，又向林彪通风报信，提醒林彪“注意”。叶群看到欧阳敏纳这封告密信后十分紧张，让林彪拿主意。林彪说：“搞倒你，目的是要搞倒我。”随即亲笔写信给被人们称作“草包司令”，死心塌地效忠“林副统帅”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要他迅速查清涉及此事的有关人员和“后台”。信的原文是：

吴法宪同志：

叶群同志的历史情况，从延安整风起已多次查明，作过结论，无问题。现在有人整她的黑材料，目的在反对我。现在请你派人到长沙找写信的，设法抓住这只黑手，很可能从中发现重大的政治线索，也许可以破获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具体办法，请酌定。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

吴法宪一接到林彪这封信，马上就把何汝珍等人召去说：“现在我派一架专机，送你们到长沙去完成一项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任务。据可靠的报告，有人在长沙搜集叶群同志在‘青训班’的材料，凡是接触过这个材料的人，都把他们抓回北京。”

被诬为幕后“黑手”竟遭牢狱之灾

他们在追查中发现，笔者曾为杜保同转送这份材料，认为我是林彪说的那个“黑手”。以后林彪就下令将我和我妻子张卉中、弟弟杜保同拘留审查。吴法宪在“调查”此案中，为了讨好林彪，故意制造伪证，给叶群涂脂抹粉，掩盖她的历史问题。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说道：

为了彻底粉碎这帮坏蛋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我派了四个同志，除了把长沙的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获以外，也顺便了解了叶群同志这段历史情况。大量材料和事实证明，叶群同志的这段历史，是清清楚楚的，是白璧无瑕的。她在北平、天津上学时，就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在政治上接受党和教育较早，十六岁就入党……

在我被送到秦城监狱以前，就被关在吴法宪在空军司令部私设的监狱里面。那时候，我对转送的信件中含有叶群历史问题的事还不知道。有一天，曾被他们拉到牢房对面一个小房间里“过堂”。在场的有空军司令部三个人，一个是林立果心腹何汝珍，另两个是空军军官，前者是主要审讯人。他们一上来就正颜厉色地、如连珠炮似地问我：“由杜保同经手送来的外调材料转送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交给了萧华?”“还送给了什么人?”当时我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为什么要追问这些?那些材料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使得他们这样紧张害怕?我稍稍地回忆了一下，只记得，经我转送过两份由杜保同交来的材料都是分送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等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至于具体是什么材料，内容如何，我则难以记起。为免继续纠缠，我干脆回答“不记得”。第一次“过堂”没能“通过”，接着又来第二次，依然毫无结果。因为我已打定主意，不管他们怎样暴跳如雷，我都不再改口。不过我心里很纳闷，他们到底为什么这样逼我?杜保同曾经向我说过，他们送的材料，主要是反映他们单位当权派的情况。既是这样，这些“审判官”何急之有?以后才晓得，他们是在追问7月间转送的、其中揭露了叶群反动历史的那份“黑材料”的去向，他们最担心的怕还不是萧华，而是担心这份材料是不是落到周恩来的手里了。(这从以后他们对杜保同的诱供中得到证实。)

妻子被迫害而死竟不准开追悼会

张卉中是光明日报社文艺部的编辑，因为受到我的株连，曾被报社“造反联合总部”勾结清华大学蒯大富派来的“造反派”打成重伤，因怕再被揪斗，接受医生的劝告，携带药品逃往外地治疗。她先回到家乡江西九江，以后又到武汉、黄石、南昌，先后在江西、湖北躲过十七处地方。林彪一伙造谣说她带有两箱叶群的“黑材料”，先由中央专案小组的张宏学派光明日报的金春霖(又名金涛)前去追捕，报社“造反联合总部”又勾结谢富治委派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此人在“四人帮”垮台后已畏罪自杀)对她通缉，最后林彪集团又派于新野前往江西追捕。1968年2月23日，于新野在南昌附近的丰城县太阳公社南河大队第一生产队任福国家里找到她，24日被押解南昌，26日又押到九江。因她身患重病，这时被视作“重犯”，怕她死掉，2月26日特用飞机押回北京。先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了几天，2月29日也被关进秦城监狱，和我一样冤狱8年，饱受折磨，1976年4月2日终被迫害而死。姚文元派到光明日报社的那个负责人莫艾，当时跑到我家里说：不准开追悼会。到1980年2月21日“四人帮”垮台以后，光明日报才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弟弟杜保同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

我的弟弟杜保同是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所属第四研究院(代号河西公司，地址在呼和浩特市)的一般政治工作干部，只因参与本单位群众组织外调工作中无意间撞击了叶群历史，1966年12月2日被空军司令部宋城、何汝珍等四人在北京天桥红星旅馆里将他绑架，押回单位对他实行“群众专攻”，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因受残酷折磨曾经两度神经失常。

1966年12月2日夜里杜保同被绑架后，即被关押到北京东城西杨威胡同吴法宪私设的监牢里八九天，由宋城、何汝珍等采取车轮战，昼夜审讯，反复逼问整他们的“中央首长”叶群“黑材料”的问题：“穆欣怎么向你们布置的?你们通过穆欣送过几次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穆欣都送给了谁?”逼他承认穆欣是整‘中央首长’材料的后台，还造谣说“穆欣都交待了，你还顽固。”杜保同拒绝回答，逼供没有结果。他们决定把他押回内蒙实行“群众专攻”，继续审问。吴法宪向这帮人“指示”：“杜保同不是好人，是危险人物，押回去后要长期关押，要看管好，不许跑掉，不许打死，留着这个人有用。”

杜保同被押送回内蒙的情形，在他向党组织写的控诉信中说：“在押送我上北京站那天，真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宋城、宋焕阁、何汝珍指挥，在押送我的汽车到火车站前，他们已早派人站好了岗，监视和押送我下汽车、上火车。在呼市和四院‘迎接’我的是满市、满院的大标语。大标语写的是‘北京专攻机关依法逮捕(笔者按：算得是什么法?完全是‘无法无天’)现行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杜保同，经内蒙专政机关押送我公司革命群众专政批斗!’并将这一内容每天广播三次，连续广播了三天。”

“我被关押在一进四院门口里边岗楼的后边那三间大房子里，里边没有住人，没有生火，看押我的同志找来一个火炉子。可是，就只门外一堆碎煤，也没有木材，我实在没有本事生着火，就靠着给我的皮大衣、皮褥子和一床被子坐坐、躺躺、躺躺、坐坐。我这个‘反革命’‘五一六’分子就是这样熬过了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每天黑夜我总盼着天明，夜间屋里冷冰冰的，全靠自身的热量温暖着身子，夜实在是难熬呀!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熬过了一个多月。把我关押在那里的第一天晚上，警卫连长、排长、带班的都去看我，给我规定了纪律，去厕所必须先大声报告，得到站岗的同志许可后，方可去厕所，夜间不准出门，如果不听命令，岗哨有权开枪，因此晚上解手只好在屋里。由于长时间挨冻，我被冻病了，也不准我找医生治疗。脚被冻坏了，腿冻成了关节炎。现在一到冬天脚就冻，关节炎也一直治不好。

“把我押回来不几天，大概12月20日左右，宋城、宋焕阁、何汝珍又亲自来呼市看了我和邢鉴等10几个同志的档案材料，又进一步策划、布置对我们进行迫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不久就发生了抄查整叶群‘黑材料’的‘1·20’事件。那天晚上把邢鉴五位同志毒打后，送进了监狱，打伤了许多同志，有的打伤致残，又抄了150多个同志的家，以后又继续对邢鉴同志专政11个月，抄了5次家。”

“以后，吴法宪就来电话和信指示要对我严惩，叫狠狠的整我。结果有半个来月时间(这时我在东门十四单元三楼五号关押)，每天晚上10点以后把我拉到办公楼，推到一个小房间里，摘去我的眼镜，先是审问，然后就是七八个人上来拳打脚踢，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时打得我满脸是血(走时还逼我去厕所把血洗掉才准走)。腰被打坏了，直到现在还经常腰痛。头被打得脑震荡，搞得我头痛脑胀，精神时常错乱。当时搞得我实在受不了啦，曾想到过自杀。但在关押我这个房子里我找不到机会，因薛伟民、梁贵全同志每天都在屋里不出去。外屋还有看押我们的人。有一次让我替薛伟民去打扫大楼，打扫大楼的用具都放在办公楼一楼西头梯楼底下那间小屋里。我进去以后，看到这个小屋很背，没有人来，多少天产生的自杀念头又来了。仔细看了一遍，就决定电死，我就把灯打开，把灯泡摘下。在我就要伸手去触电时，思想上复杂极了，斗争非常激烈。我想要是就这样死了，不就是叛党，成了反革命吗?我家里还有一个多病年迈的老父亲，还有4个孩子，我这样死了，他们不就成了反革命家属了吗?同时我想到我又没有干什么坏事，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问题再大也会搞清楚的，死了反而复杂了。我还想一个共产党员死要重如泰山，不能轻如鸿毛。我这样自杀不是比鸿毛还轻吗?结果我在那哭了一个来小时，下定决心不死了。不能死，再大的痛苦再大的折磨也要咬牙挺过去。”

他们把杜保同押回呼和浩特市，继续对他逼供，残酷迫害。“九大”以后，有一次追问杜保同有关叶群的材料送给了谁的时候，竟然诱供说：“他们现在还是中央常委嘛，穆欣把材料送给他，你讲了也不要紧嘛!”九届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十分明显，他们明目张胆地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

前引林彪给吴法宪的信中说：“现在有人整她(作者按：指叶群)的黑材料，目的在反对我。”“设法抓住这只黑手，很可能从中发现重大的政治线索，也许可以破获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在吴法宪给宋城等人的“指示”中，最耐人寻味的，就是“留着这个人有用”这句话。杜保同只是一般干部，他们从北京押送他回内蒙，竟然如此“戒备森严”，联系林彪一伙指示于新野这样的“大人物”亲自跑到南昌追捕张卉中这样的一般干部，还破格用专机并配备医生(因张有重病，怕死掉了)押送她回北京的情景，以及当时于新野等林立果“联合舰队”的人马不断地在光明日报社对面北京劳动保护馆，同报社“造反联合总部”某些造反派头头频繁开会密谋的情形，固然显示他们对于叶群历史问题曝光的恐惧，同时也可看出他们准备借题发挥，正在暗中酝酿、策划着某种重大阴谋。只因突然发生“九一三”事件，致使这一阴谋流于破产。

因杜保同受迫害的“罪行”，就是说他整了叶群这个“中央首长”的“黑材料”，是由林彪死党吴法宪挂帅、林立果“联合舰队”四员大将逼供，是众所周知的。林彪、叶群叛国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后，叶群已经折戟沉沙，吴法宪那一伙都已被囚，‘河西公司’那批一直迫害杜保同的“造反派”已经成了“职业杀手”，他们整人成癖，一个个都变成了迫害狂，到这时候，对杜保同还不甘心撒手，妄图继续把枷锁套在他的头上。在吴法宪已被抓起来后，他们还去北京找他“调查”杜保同的“罪行”，结果被空军司令部顶了回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假错案才得以平反

八年冤狱结束，1975年5月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张宏学们那个中央专案小组跟踪又追到医院里纠缠。时间又过了四年半，专案组换了三茬，最后转到报社。1978年末中共中央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三令五审，严令各级党委立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但我的平反结论仍然一拖再拖，直到1979年12月中旬，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在参加一次会议听到了党中央的指示：“如对本单位冤假错案顶着不办，不予平反，将要追究该单位负责人的责任。”才匆匆忙忙地立刻从会场里打电话回报社来，叫专案组迅速给我作出平反结论，这才于1979年12月15日为我和张卉中作出了彻底平反的结论。

这份题作《关于穆欣同志的复查结论》中，推倒江青对我的诬陷，“撤销中央专案组办公室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结论”，给予彻底平反。其中写明了林彪对我进行迫害的情形：“一九六七年七月间，穆欣同志的弟弟杜保同，曾通过穆欣同志转送过七机部四院一派组织‘新红联’外调组《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材料。十月份，训练班教官欧阳敏纳给林彪写信，说有人调查叶群在青训班的历史，林彪要吴法宪派人追查此事，追查中发现杜保同转送过材料，怀疑穆欣是‘黑手’，因而将杜保同、穆欣、张卉中同志拘留审查，进行迫害。穆欣同志在被关押期间，政治上受到迫害，精神上身体上受到摧残，家属、子女及亲友也受到株连。”“所谓整叶群黑材料等，均系林彪，‘四人帮’妄加罪名，蓄意迫害。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穆欣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罪名统统推倒，予以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对因穆欣同志问题而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和干部应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有关材料，按中央规定办理。”

同时，也给张卉中作出彻底平反的结论。结论里面写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张卉中同志被殴打重伤，九月一日回原籍治疗，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叶群妄加穆欣同志整叶群的‘黑材料’，张卉中回原籍是替穆欣转移‘黑材料’的罪名予以追捕。”张卉中没有看到这个彻底平反的结论，已经含冤病逝。1980年2月21日，光明日报社为张卉中举行了追悼会。

杜保同只是无意间揭了叶群的疮疤而蒙冤多年，迟至1979年11月14日，中共七机局党组才作出《关于杜保同同志的决定》，对杜保同的冤案给予彻底平反。结论中写明了杜保同被迫害的经过：“杜保同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为群众组织通过其兄穆欣向党中央递送过在调查四院一位领导干部的问题时，无意中发现林彪死党叶群在国民党‘战地青训班’受特务训练的情况的材料，竟被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以及‘四人帮’在内蒙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吴某等人给扣上‘反革命坏头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五·一六分子’等罪名，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夜，由林彪‘联合舰队’何汝珍等人，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在北京抓捕了杜保同同志，并押送回河西公司继续审查。……”

1971年“九一三”，叶群随林彪一伙乘飞机叛国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后又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已将这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和“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叶群永远开除党籍。(江青则在1980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终以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林彪死党吴法宪也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1980年12月18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公诉人孙树峰在《对被告人吴法宪所犯罪行》发言中揭露：

一九六六年十月，为了掩盖叶群在国民党青训班的丑恶历史，林彪亲笔写信指使吴法宪组织假调查。制造伪证，美化叶群的历史是“白璧无瑕”……

吴法宪被判处了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被永远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切作恶的坏人都逃不脱国法的惩处。历史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