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自杀前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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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1版下半版通栏刊登了（转2版整个上版）戚本禹的“大批判”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点名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社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鹅毛扇的人物。”

经历过波澜起伏的党内斗争，又担任过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的邓拓，当然懂得这篇文章的“定性”含义，明了文中杀机。在整个国家滑向疯狂的“文革”轨道之时，戚本禹深有背景的点名批判文章必然是杀身之祸的前奏。

邓拓疲惫了，戚文的发表使他失去了最后的精神依托。

自从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邓拓竭力抗争，期望挽回颓局。现在看来，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奏效了。

早在1965年11月底北京各大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邓拓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几次表态说：“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1月30日，邓拓召开高等院校会议，布置对姚文的讨论，要求以《北京日报》按语为准，展开学术讨论。

他哪里知道，布置这些事务，是他一生工作的终点。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

回首往事，早在1958年8月，邓拓就被批准离开人民日报，但交接工作却是到1959年2月才完成的。人民日报编辑为此举行全体人员大会，为邓拓送别。面对满场同事，邓拓吟咏了自己充满激情的古典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从1949年7月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到1959年2月离去，10年风雨同舟，他和人民日报有着特殊的感情。即使此时离开，又怎能断得了他和人民日报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7年4月，毛泽东当面斥责邓拓，1958年3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以批评那篇“反冒进”社论为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邓拓。从南宁回到北京，邓拓即正式递交了自己的辞职报告。

对邓拓的境遇，他在战争年代的老首长彭真很了解，也很同情，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这时，北京市委正好要办一个理论刊物，需要有人来负责，邓拓就是彭真想到的理想人选。1958年7月14日，彭真听取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办刊和刊名的报告，他当场说：“邓拓来了就好办了。”

由彭真安排，邓拓于1959年2月到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依照分工，按说邓拓应该负责《北京日报》，但这样一来就会和他原先工作的《人民日报》发生密切的关系，颇有微妙之处。因此彭真将《北京日报》的工作划归郑天翔负责。而北京市委的书记们都很尊重邓拓，知道他是办报行家，所以有关《北京日报》的事情经常与邓拓沟通。

从1961年起，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做法。对这些实事求是的方针，邓拓积极拥护。年初的1月11日，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这是与提倡人们与灾难斗争有关的。

听到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邓拓答应在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并于1961年3月19日刊登了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倡导读书之风。

《燕山夜话》受到了读者欢迎，使得《前线》杂志编辑不甘落后，他们认为邓拓是《前线》主编，更应给本刊写稿，于是多次提出，请他在《前线》开设专栏。邓拓有心答应，又觉得靠一个人写稿恐误了编辑截稿期，就提出请人合作，结果将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拉着一起上马了。

1961年9月20日，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四川饭店吃饭，一边商议为《前线》写稿。邓拓提议，3个人合开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名字。

关于署名，邓拓提出效仿“马铁丁”，参与者从每人名字中取一个字。在场者都同意，吴晗取吴字，邓拓笔名马南邨，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叫“吴南沙”。后来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约定文章以《前线》杂志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选，每期一篇，轮流撰稿。他们当场指定李筠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总共刊登了198篇文章（其中有5篇不是邓、廖、吴写的）。在这期间，邓拓之所以能够连续写作《燕山夜话》和参与写作《三家村札记》，很重要的条件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党内民主空气有所发扬。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抓阶级斗争”的空气越来越浓，活跃的思想气氛逐渐消失。反映活跃思想的《三家村札记》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怀疑。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5月，江青到上海，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批判戏剧《李慧娘》的文章，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即受到批判。这是对“三家村”的当头一棒。廖沫沙不得不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内作了检讨。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讨刊登在《北京晚报》上。当时彭真认为，用这个方式就可以为廖沫沙“还账”了，他表态说：“廖沫沙关于《有鬼无害论》的检查作得不错，别人要再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了。”廖沫沙作了这番表态后，就到北京郊区搞“四清”去了。

吴晗感到环境险恶，给邓拓写信说题目难找，工作也忙，建议不再参加“三家村”写文章了。邓拓、廖沫沙心照不宣，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