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死因之谜：慈禧太后秘密赐死

一百年前的戊戌维新以及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遭受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乘的大事变、大悲剧。其事变过程之复杂翻覆、人物关系之扑朔迷离、文本资料之若实若虚，至今尚有未得其真相者。湖南是变法维新的发祥地，巡抚陈宝箴所领导而由其子陈三立襄助赞画的湖南新政，可以说是清季改革的模范域区。正因为如此，政变后湖南新政以及义宁父子所受之打击格外沉重。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国上年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通缉康梁，杀“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10月6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发出：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

戊戌披难的“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谭嗣同是倡导湖南新政的先进，而梁启超则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与陈氏父子的关系不比寻常。“滥保匪人”、“招引奸邪”云云，良有以也。同时革职的有义宁之湘政同事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罪名是“庇护奸党，暗通消息”(纯系构陷)；还有原湖南按察使、新擢三品卿黄遵宪。对湖南新政的改革设施也毫不容情，责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差别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着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闻名中外的湖南新政，就这样悲惨地被停止了、被裁处了、被毁坏了。

陈三立极为沉痛，隔年叙及此事，还有不能己于言者：

二十四年八月，康梁难作，皇太后训政，弹章遂蜂起。会朝廷所诛四章京，而府君所荐杨锐、刘光弟在其列。招坐府君滥保匪人，遂斥废。既去官，言者中伤周内犹不绝。于是府君所立法，次第寝罢。凡累年所腐心焦思废眠忘餐艰苦曲折经营缔造者，荡然俱尽。独矿物已取优利，得不废。保卫局仅立数月，有奇效，市巷尚私延其法，编丁役自卫，然非其初矣。

义宁父子所痛心者，并不是己身的去职丢官，主要是使得改革图强、“营—隅为天下昌”的愿望化为泡影。但这个家族的悲剧还在后面。

1898年冬天，被罢免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携家眷，离开湖南巡抚任所，迁往江西老家。一年前逝世的陈宝箴的夫人的灵柩，也一同迁回，全家老幼扶柩而行。当时陈寅恪九岁，其兄隆恪十二岁、弟方恪七岁、登恪不到两岁、妹新午五岁。不是回江西的修水县竹乡，而是在南昌磨子巷赁屋暂居。第二年筑庐南昌的西山(今新建县境内)，陈宝箴即住西山之岘庐，陈三立陪侍左右，眷属仍住南昌市里。经济状态极端拮据，罢职后以及从湖南返回江西的途中，陈三立大病，第二年又病，险些病死。年底，陈宝箴胞弟之女德龄死。未几，宝箴长孙陈师曾之妻范孝嫦亦逝。而德龄几乎是反常地痛哭而死。戊戌政变对陈氏一家的打击是沉重的。

然而尤其让人不敢置信的是，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南昌西山只住了一年多时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间，陈宝箴便突然逝世了。陈三立的记载是：“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而在逝世的前几天，还曾写过《鹤冢诗》二章：前五天还在给陈三立写信。何以患“微疾”，便会遽尔而逝?再看陈三立呼天呛地、迸发血泪的陈词，一则曰：“不孝不及侍疾，仅乃及袭敛。通天之罪，断魂锉骨，莫之能赎。天乎!痛哉!”继则曰：“不孝既为天地神鬼所当诛灭，忍死苟活，盖有所待。”语意之间似有未便明言的隐情。这是作于同年八月的《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里边的话，距宝箴之逝仅一个多月。而在《岘庐记》中，又深情愤抒：“孰意天重罚其孤，不使吾父得少延旦暮之乐。葬母仅岁余，又继葬吾父于是邪。而岘庐者，盖遂永永为不孝子烦冤茹憾、呼天泣血之所矣。”透漏出宝箴之死含蕴有不可排解的冤情。试想，“断魂锉骨”、“烦冤茹憾、呼天泣血”，这是何等严重而深切的情绪表达。如果是正常的患病死亡，陈三立的精神状态以及所使用的语言断不致如是深重激昂。

那末陈宝箴究竟是怎样死的呢?

江西的宗九奇先生于十七年前，曾刊布过一条鲜为人知的材料，即近人载明震先父远传翁(字普之)《文录》手稿，有如下的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文录》手稿系孤证，发表后未引起太大注意。笔者当时的态度，也是将信而有疑。但近来细审《文录》手稿之记载，可信度相当之高，因为这样的假是不容易造出来的，事实上也没有造假的必要。如是，则陈宝箴实系那拉氏密旨赐死，且被害场面之惨毒，实有不可言传者。难怪陈三立要呼“痛哉，天乎!”如果参之以陈三立的有关诗作及相关材料，循陈寅恪提出的释证古籍需结合古典与今典的诠释学原则，破解散原布下的重重迷障，就知道载氏《文录》之记载不是孤立无助之属，而是完全可以得到证实的历史故实。

陈宝箴冤死后的第二年，即1901年春天，陈三立到岘庐扫墓。此时三立已挈妇将雏搬到南京居住。从南京到江西南昌西山，可以乘船，经九江到达。《散原精舍诗集》上卷的一系列诗作记此次行程甚详。开始一首是《二月十日还南昌西山上冢，取城北驰道，至下关，待船作》，标题即注明了时间、地点、路线。接下支为《侵晓舟发金陵》、《江上三首》、《江上读王义门黄孟乐赠答诗因次韵寄和》、《由江入彭蠡次黄鲁直宫亭湖韵》、《夜舟泊吴城》一路行来，次第分明。再接下去，隔一首，就是需要我们着意阐发的《岘庐述哀诗五首》了。

《述哀诗》五首之一，写自己茫茫然、昏昏然，越荒穿径，来到岘庐，在屋中徘徊扶服，已是气结泪凝。这个平时与父亲感时忧国的地方，原来存放的棺木再也看不到了。真怀疑是一场梦，好象父亲并没有死，只不过他躺在那里，没有看到他听不到他说话的声音而已。可是摇撼他的睡床，不管怎样呼叫，也不答应一声。再去看他日常读书为防蚊挂的帷帐，只剩下灯和蛛网。庭院里面，也只有荒芜的路径和东倒西歪的陶盆瓦罐。哎，父亲到哪里去了?我的不孝之罪，深得和吞食父母的恶鸟差不多了。神明作证，我将永远成为“孤儿”。

《述哀诗》五首之二，回忆当初选择此地建屋为庐，主要考虑离母亲的墓很近，而且景色很美，抬头就可以看到西山。回环起伏的山岚，既象翱翔天空的龙凤，又象排列整齐的豹子和大象，灵光散射，气象森严。特别是山上的萧仙峰，形态高雅娴静，雨天望去象个戴笠的老翁，晴天则宛然一身材妖娆的少女，云霞缭绕，光翠拂面。父亲见此景观颇欢悦，旦夕留连其间。然而如今他抛开人间的一切，怀着冤情永远不能回来了。我在这里追思往事，不禁泪洒阑干。

《述哀诗》五首之三，回忆父亲在世之时，岘庐这里墙边有竹十数竿，还有桃树、李树、杏树，以及梅花、牡丹，都是父亲手栽。到了夏日，池里的莲花、院中的海棠，花开烂漫。父亲一个人在琉璃窗前，咳嗽着，来回度步。有时松树的大片树阴，和古槐连在一起，绿荫迭翠。两只鹤的羽翅大张着，走起来如同跳舞；并且鸣叫，似乎担心有什么意外将要发生。其中一只后来死了，父亲挖冢而葬，还曾立石写诗凭吊。上天欲降凶灾的不祥兆头，鹤死这件事，已露端倪。想起此事，我悲伧无尽，万种悔恨谁也说不清楚。

《述哀诗》五首之四，写作者来到父母的墓前，跪拜祭妇，哀痛万分。虽然带来了酒盏，涌出的却是血泪。不由想起去年的寒食节，诸孙来到这里，父亲那时腿脚轻健，大家扶携抱拥，孩子们的头上插着野花，互相追逐奔跑。有的骑母亲墓门的石狮，而年幼者尤其勇敢。父亲见此景笑说，真象一群小鸡子。没有多久，挥戈呼叫者便来了，父亲因而蒙难。我这个儿子简直是个累赘，到南京竟没有很快回来。

《述哀诗》五首之五，三立的情绪由深哀而激昂。回想当时埋葬母亲的时候，父亲曾拔下一只牙齿，包好置于墓穴左侧，以示将来同穴之意。同时埋下碑石作为纪念，石上所刻悼词，阐述生死之理非常明通。哪里想到一年之后，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人世。他一生的报国之心，现在换来的是攻讦和诋毁。不过到底如何评价，我相信历史的公正。都是那些不切实际的人，亲附朝廷，破坏纲纪，结果得罪了太后，致使变法受阻，神州际沉。其实父亲对此早有警惕，九泉之下他也会为此而悲痛。如今我迫于祸变，蒙愧苟活，又不能直接表达我的见解，纵置身山川之美，仍局促难安。连松涛的声音都象是在悲泣，三立昏倒了。

这五首诗的下列诗句尤为关键：

终天作孤儿，鬼神下为证。(第一首)

渺然遗万物，浩荡遂不还。(第二首)

天乎兆不祥，微鸟生祸胎。(第三首)

儿拜携酒浆，但有血泪涌

惊飙吹几何，宿草同蓊茸。(第四首)

维彼夸夺徒，浸淫坏天纪。

唐突蛟蛇官，陆沉不移晷。

朝夕履霜占，九幽益痛此。(第五首)

先看第一首“终天作孤儿，鬼神下为证”句，主要是“孤儿”一词该如何解释。越翼《陔下丛考》“孤哀子”条释“孤子”、“哀子”之义甚详【14】。按古礼，父母之丧，其子皆可称为“哀子”，后来母丧称“哀子”，父丧称“孤子”，但也常混淆。宋以后，界说趋严格，并相沿成习，必父死，才能称“孤子”。且《礼注》明文规定：“三十以内，未有室而无父母者，谓之孤子当室。”陈三立生于1853年(清咸丰三年)，至1902年作《述哀诗》五首时，已满四十九岁，又有家室，自然不应称为“孤子”。因此可以断言，诗里面的“孤儿”一词，散原取的并不是“孤子”之意。那么“孤儿”究何所取义?“孤儿”一词的明典，首推《史记》“赵世家”中的“赵孤儿”、“赵氏孤儿”。史家每每提及的“赵盾弑其君”的那位越盾，有子名朔，娶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后来屠岸贾发动变乱，杀赵朔并灭其族。赵朔妻有遗腹，是一男婴，为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友人程婴所救。两人商议的办法是从别处换一个婴儿，由公孙杵臼抱往山中藏匿。然后程婴引诱屠岸贾的人马到山中搜捕，公孙杵臼假意骂程婴卖友，抱着假赵氏孤儿大声呼叫：“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假孤儿和公孙杵臼都被杀害，真赵孤儿留了下来。十五年后，这位名叫赵武的赵氏孤儿又被立为侯【15】。故事曲折悲壮，元纪君祥写成杂剧，全名作《冤报冤赵氏孤儿》或《赵氏孤儿大报仇》，传播中外，为世所重。

好了，陈三立第一首《述哀诗》中的“孤儿”一词，其用典之处，可以肯定是来自太史公《史记》的“赵世家”，即赵武之父赵朔被宫廷的变乱者屠岸贾所杀害，遂使赵武成为“孤儿”。同样，散原的父亲陈宝箴，也是被变乱中的朝廷所枉杀，所以他才自称“孤儿”。甚至散原撰写的《先府君行状》里，也有“天乎，痛哉”的字样，与公孙杵臼被害前所呼“天乎，天乎”如出一辙。如果还要寻找例证，《汉书》“百官公卿表”里也有一处关于“孤儿”的记载：“羽林掌送从，交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16】父执辈从军被杀而死，子孙称“孤儿”。以散原为诗法度之严谨，断不会在悼念父亲的《述哀诗》中用错典故。不，他是明用“孤儿”之典，暗寓陈宝箴不是病死，而是被戊戌政变后的变乱无序的朝廷所杀害。

再看第二首《述哀诗》中的“渺然遗万物，浩荡遂不还”句。屈原《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妒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应是“浩荡”一典的出处。《词源》释“浩荡”一词，标出二义：一为“水势汹涌、壮阔貌”；二为“放肆纵恣、心无所主貌”【17】。陈宝箴被害，是天大的冤案，散原当然不会以“浩荡”一词，取“汹涌壮阔”的拟于不伦之义，来比喻乃父之死。而应该是第二义，即“放肆纵恣、心无所主”这一层意思。但这八个字显然不是指陈宝箴。右铭一向稳健，从不曾“放肆纵恣”，更没有“心无所主”的时候。即使有，为亲子者也绝无形诸文字的可能。呵呵，我不该如此推论反证，散原何等样人，即便欲使释义准确无遗，也不该作此推演。那末“浩荡”一词所蕴涵的“放肆纵恣、心无所主”之义，只有指加害于散原之父的慈禧才若合符契。这位发动戊戌政变、残酷镇压维新人士的皇太后，其性格中恰好有“放肆纵恣，心无所主”的特征。因此根据第二首《述哀诗》中“浩荡”一词的用典，可再次证实陈宝箴之死是被慈禧所杀害无疑。

第三首“天乎兆不祥，微鸟生祸胎”句，“天乎”二字应为特指，前已论及，不再重复。值得注意的是“祸胎”一词。白居易《闲卧有所思二首》之二：“权门要路足身灾，散地闲居少祸胎。”颇有合于陈宝箴戊戌政变之后避居南昌西山的情境，且西山也称散原山，自可谓“散地”，陈三立以散原为号即本此。以此应是《述哀诗》中“祸胎”一词的出典。而白诗的“祸胎”，明显指政治上的祸变而言，即认为远离“权门要路”、“散地闲居”，可以安全少祸。三立《述哀诗》同一取义，“微鸟生祸胎”之“祸胎”，也是指政治变故。陈宝箴遇害的前数天，养于岘庐的两只鸣舞可爱的鹤，突然有一只死去，宝箴且为之埋冢书碣，作《鹤冢诗》二章。散原把此只，即一只鹤的羽化，看作将要产生政治祸变的不祥之兆，故云“微鸟一祸胎”。这第三首《述哀诗》中的“天乎兆不祥，微鸟生祸胎”句，也在明示陈宝箴是死于突然降临的政治祸变，而不是正常的因患病而逝世(陈三立《先府君行状》衣“以微疾卒”，自是掩饰之词)。

第四首《述哀诗》的“但有血泪涌”句，其中“血泪”一词非寻常之用语。《韩非子》“和氏”篇讲述和氏璧的故事：“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历王，历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历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氏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非也。”毫无疑问散原诗中的“血泪”一词，用的是和氏泣血楚山的典故，寓宝箴之死系受朝廷之刑罚所致。

另外《文选》卷四十一李陵《答苏武书》亦写道：“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先府君行状》叙写陈宝箴的特点：“盖府君虽勇于任事，义不反顾，不择毁誉祸福，然观理审而虑患深，务在救国持平，安生人之情，以消弭天下之气。尝称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造端图大，自任怨始。要以止至善，为归自然之势也’。论者谓府君之于湖南，使得稍假岁月，势完志通，事立效著，徐当自定。时即有老学拘生怨家仇人，且无所置喙。而今为何世耶?俯仰之间，君父家国无可复问。此尤不孝所攀天斫地、椎心血者也。”这里的“攀天斫地、椎心血”八字，以及《岘庐记》中的“烦冤茹憾，呼天泣血”之句，显然都用的是李陵《答苏武书》的原典愿意。同时也可以与《述哀诗》的“但有血泪涌”句对观。史载李陵致书苏武，时间在其母亲、兄弟、妻子被斩杀之后，故有“骨肉受刑”的句子。这与陈宝箴被刑(割去喉骨)而互为同一义谛。且李陵《答苏武书》中的“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实际上完全可以为陈宝箴和湖南新政及其结局写照。而“泣血”、“血泪”的另一出典，和氏悲痛至此的原因是：“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虽然不便于象红学索隐派那样，认为散原引此典，意在用“宝玉”二字来影射陈宝箴，但“贞士”一词的特殊意涵，使《行状》作者不可能不与乃父的风范联系起来。可见散原用典之准确严密，不仅见于典所出处的直接语词，连带文章的背景及相关字句，也无不相合相契。

第四首《述哀诗》中“血泪”一词的出典及其意涵已如上述。此诗的结尾四句：“惊飙吹几何，宿草同蓊茸。有儿亦赘耳，来去不旋踵。”也直接关涉陈宝箴的死因。“宿草”指墓地，有时也比喻死亡，典出《礼记·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蓊茸”直接为繁密茂盛的意思，但散原用此词，实有具体而祥的出处。柳宗元《吊苌弘文》有句：“松柏之”被“斩刈”一样，是残害国之“贞士”(松柏喻贞士”的大冤案。然则右铭到底是怎样被残害而死的?换言之，置死的方式为何?让我们来看“惊飙吹几何”的“惊飙”一词。按“惊飙”即“飙骇”，直接出典为《抱朴子》外篇的《君道》。《抱朴子》为晋朝葛洪所作，分内外篇，《内篇》二十，讲道教及丹铅等科技史事；《外篇》九十六(存五十二)，内容颇驳杂。其《君道》一篇，论为君之道至为详博，包括不偏党私、赏罚分明、激发清流多提建议、切勿玩物丧志等等；但最重要的是记取三代以来帝座兴亡的教训，吉凶祸福莫不由自己所造。如果“肆情纵欲，而不与天下共其乐”，就会有极危险的后果等在那里：“削基憎峻而不觉，下坠则上崩，故倾溃莫之扶也。于是辔策去于我手，神物假而不还。力勤财匮，民不堪命。众怨天下，天怒于上。田成盗全齐于帷由于，姬昌取有二于西邻。陈吴之徒，奋剑而大呼：刘项之伦，挥戈而飙骇。”这就是散原所用“惊飙”一词的最原始出典，寓“奋剑”、“挥戈”总之是以兵器斩杀之义。《述哀诗》描写的陈宝箴被杀害于南昌西山岘庐的具体情景昭然可睹。

至于第五首《述哀诗》，由回忆埋葬母亲之时，父亲拔一齿埋墓的左侧，预示将来同穴之意，并撰写一篇阐述生死之理的短文，刻石埋地下，写到父亲被害的突然，以及认为现今的毁誉并不作数，相信历史的公正。然后情绪转为激昂：“维彼夸夺徒，浸淫坏天纪，唐突蛟蛇宫，陆沉不移晷。”这四句诗中，“夸夺徒”指康有为等激进变法者，应没有问题。由于他们亲附(“浸淫”有“亲附”之义)光绪皇帝，破坏天纲朝纪，得罪了慈禧皇太后，终酿成大祸。“蛟蛇”，古代传说中一种似龙犹蛇的动物，恰合慈禧的身份。而“蛟蛇”与“宫”连在一起，也可视作“蛟妾”。任肪《述异记》载：“夏桀之末，宫中有女子化为龙，不可近，俄而复为妇人，甚丽而食人。桀命为蛟妾，告桀吉凶之事。”“蛟妾”的性格、功能及所为(告桀吉凶)，与慈禧发动政变前后之情景非常相似。何况以字面解，“蛟蛇宫”，散原的意思是指激进的变革得罪了慈禧太后，这样来诠释这句诗，绝无穿凿之嫌。

如其不信，兹还有一力证。散原在后来写的一篇《祭刘忠诚公文》中，提到戊戌政变和此后不久的庚子事变，还曾直接称慈禧为“蛇龙”，与《述哀诗》中的“蛟蛇”为同一义。请看祭文中的有关文字：

维公之兴，始率偏旅，儒素奋扬，建威边鄙，遂领名疆为国藩辅。坐镇东南，前后持节，垂直二十年，有炜其烈。戊戌首难，朝野危疑，公矢精诚，抒义陈规，匡于未形，天日回移。亦越庚子，中外骚然，蛇龙之孽，吹沫掀末，海沸江翻，声戒垓埏。几几我公，不衍不恫，阴阖阳开，以施驭控，卒为旋斡，肆灵伛俯，天地再清，咸有宁宇。

刘忠诚不是别人，就是庚子之乱之时倡东南互保、稳住政局、洋人亦不得不仰视的鼎鼎大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是也。宜乎在祭文中提到戊戌和庚子两大变乱，而首凶则是一会听政一会还朝的那拉氏皇太后。也就是散原所说的：“蛇龙之孽，吹沫掀天，海绋江翻，声戒垓埏。”此处之“蛇龙”，和《述哀诗》中的“蛟蛇”一样，都指的是慈禧，不应该有任何问题。而且用在这里，可以说只此一义，绝无他解。因此笔者有十分把握认为，散原的《岘庐述哀诗》五首，不仅写明陈宝箴之死不是由于患病，而是被残酷杀害，同时最后一首还直接点出杀害陈宝箴的真凶是狠毒如蛟蛇的慈禧太后。

至此陈宝箴之死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

问题是戊戌政变一年多之后，何以还要对已经给予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的陈宝箴另下密旨赐死?就中原因何在?

中国历史上的1898年是一极具戏剧性的年份。从天下莫不争言变法维新，到慈禧发动政变，把变法维新人士绑赴北京菜市口，砍头正法，天下翻了一个过。天真的梁任公，在陈宝箴为巡抚的湖南时务学堂答生徒问之时，至有“皇帝不过是杂货铺的决管”的极端自由化的言论。政变之后，他随同其老师康有为逃亡海外，得免一死。但受其株连者，京城以及外省，不可记数。

湖南是为法维新的先进域区，尤为反对变法者所嫉恨。义宁父子八月二十一日获惩(革职、永不叙用)，第二天，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钧就上奏慈禧，认为处分太轻，提出：“如陈宝箴之保谭嗣同、杨锐，王锡蕃之保林旭，适以增长逆焰，助成奸谋。此当与发往新疆之李端一例重惩，仅予革职，不足蔽辜。”十月十四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荀鹤又奏陈宝箴巡抚湖南时所设之南学会、湘报馆等虽已裁撤，但保卫局还继续存在，并枉词为说：“闻保卫局皆陈宝箴所用邪党劣绅，希图薪水，而后选道左孝同把持尤甚，不顾虐民敛怨，酿成乱端，且捏称商民情愿捐资，办有成效。”甚至还捏造证据，指责陈三立贪脏受贿：

臣访闻湖南统领营官内阁中书黄忠浩，与已革立部主事陈三立交契最厚，以银六千两贿送陈三立，夤缘其父巡抚陈宝箴，派充毅安营统领，住扎辰州。该营勇上年在辰州抢劫客船行李财物，杀死客船八人，余一人凫水逃出赴县禀控。当时地方百姓亲见者，知为该营勇丁。后经黄忠浩拿获四名，捏禀陈宝箴，言土匪抢劫，业已拿获，请正法。黄忠浩身为统领，纵勇殃民，形同盗贼，事后复捏词掩饰。陈宝箴徇庇劣员，并不奏参檄调回省，仍令统领洋操三营。又后选郎中蒋德钧前任四川知府，与已革主事陈三立，已革庶吉士熊希龄在湖南省城朋比为奸，复捐升道员，钻营刘坤一，派充上海机器局总办，谬妄更张，两江物议哗然。刘坤一自知误用，旋即撤换。嗣户部以新章捐道员议驳，复改捐郎中，回湖南，陈宝箴派充营务处，又委在省城统领新练洋操三营，此二员皆不知兵，不胜统领之任而为陈宝箴所任用。

如此张所奏都是事实，则陈氏父子的问题自然非常严重。可惜没有一条有事实根据。幸得接替陈宝箴的新任湖南巡抚俞三据实一一辨证，诬陷未能得逞。但也可见泼水投石者不乏其人以及对陈氏父子攻击之烈。

促使慈禧动杀机的直接导火线，我以为与文廷式有关。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而慈禧最恨仍妃。早在八月政变之前，就已将文廷式驱逐出宫。政变后不久，八月十三日，慈禧发下谕旨：“江西巡抚并江苏、湖北督抚密拿文廷式解京。”随后又有拿获就地正法的密旨。此时文潜逃在湘，文的江西同乡彭恭为邀功买赏，将其出卖，报告给当时尚未去职的陈宝箴，宝箴假意捕人，其实陈三立已选行派人通消息，令其逃匿。后来日本人出面保护文廷式，致使慈禧捕杀文的计划一时落空。当时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曾有一专函给日本的外务次官，叙述文廷式其人与陈宝箴的特殊关系至为祥切，特摘抄片段以饷读者。

清国江西省萍乡人文廷式以学问精深见闻，而为该国士林所推重。入仕以来，官升至翰林院侍读学士，被任命为皇帝(后)的师傅。其时，日清战争爆发，与同僚联名上奏皇帝，弹劾李鸿章、盛宣怀等，名声一时大振。随后，呈交上奏文，称皇太后干预国政，不啻牝鸡司晨，非国家之美事。此事忽触皇太后之怒，发谕旨将其罢官，返回原籍。文返回故乡后，时常往来于上海、湖北、湖南等地，与内外官吏、志士相互交往，议论时势。风传俄国政府欲品用该人。实在此时。自去年以来，小官与该人结为朋友，来往不断。今年夏日，清浦法相、松平内务次官游历清国时，也曾披露胸襟，畅谈时事。当前不久政变消息传至我国时，据电报所称，该人也被列入捕拿之列，故心中暗居忧虑。返回上海总领事馆后，经多方探索，得知确有捕拿该人的密旨，其罪名是曾秘密出入官禁，并潜伏于湖南禁地。该人安全无恙，令人高兴。至于该人曾秘密出入宫禁之事无论有无事实，皇太后力主捕拿该人，是在报复多年来的私怨。怩近皇太后的人物，必然迎合太后之意。该人一旦被捕，纵令未与谭嗣同等一同问斩于菜市口，恐怕也会和张荫桓一样，同尝北国霜雪之艰辛。倘若如此，出于人道之大义，不可漠视不救。由于该人之存亡，事关将来清国之气运，故小官试图运用智谋，以将其从当地救出。或者该人由湖南隐身之处派出密使，或者发出密电，委托于小官，在做出种种考虑后，又密瞩旅居汉口的东肥洋行主任绪放方二三，筹划救助该人之策。联络中出现误差，该人与其递廷揩突然来到汉口。于是，绪方根据小官内嘱的意见，使其更换服装，登上大阪商船会社轮船天龙川丸，并特派人员加以保护。途中平安无事，于19日抵达当地。据该人所言，北京政变时，政滞留在湖南长沙府。巡抚孙宝箴忽然向文提出忠告，劝其尽快逃遁。因此文急忙躲避在长沙府附近偏僻之地。但当时居何地，发生了何事等，一概不知。其后，逐渐明白了北京发生的事情，益感身处危险之中，进退维谷。此时，陈巡抚正值回籍接办事务，命地方官让文乘坐官船，送至汉口，有幸免于被捕。该人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前任湖南巡抚陈宝箴被公认为清国渐进派的首领人物，与张、陈两员交往亲密。举一例而言，今年夏日，张总督自上海驶往武昌时，特邀文乘坐其所乘之楚材号，同行之镇江。另外，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器重该人，此前下达捕拿密旨时，答称文目前在海外漫游，待其回国后再行各种处分，对该人加以保护。此次该总督早已耳闻已自湖南经湖北，来至当地，却故作未曾闻知之态。由此可见文确实是位人物。该人最初的考虑是，平安逃脱后，立即来我国漫游，但眼下急进党失败者康有为在我国，该人一派与康多少有过反目的历史，不愿意与康同时旅居我国。否则，将加深北京政府的疑心，或怀疑该人与康党暗通，而鱼目混珠则难以区分。如此一来，对该人将来非常不利。眼下，暂观察形势以相机劝告其漫游我国。认为前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康有为暗通声气的看法，完全是误会。陈巡抚以为康之所以欠妥当，以致曾弹劾康。只是陈巡抚在奏荐末流官吏们从事政事改革方面，与康的意见相同，不过相互提携而已。

日人小田氏这封函件的重要性在于，不仅透漏出日本人为什么要保护文廷式以及为保护文所用的种种手段，而且说明陈宝箴救免文确有其事，不只是事先通风报信，还命令地方官用官船把文送至汉口。已经被革职、永不叙用的陈宝箴，对慈禧最痛恨的已通公拘捕文廷式(八月政变后文成为最敏感的政治人物)，居然做出这样重大的保护举动，知情者必不在少数，耳目灵通之慈禧，事后不可能不知情。文廷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在日人保护下去日本，三月中旬回到上海。当时沪上就有公开逮捕他的传说。文的胆子也实在够大，处此险境，还参与了康才常在上海发起的旨在反对清廷的“中国国会”的筹备活动。何况，当时的报章如《天南新报》、《中外日报》等，对文的事情也多有报道，并且都是关于洋人如何看重文廷式的流品才干一类消息。然而此类舆情慈禧是决不会放在眼里的。当时她正醉心于利用义和团反对列强，越是外国人夸赞保护的人物，她必欲置之死地的决心越大。当事人抓不到手，相关的人就要倒霉。

湖南维新人士的动向尤为慈禧所关注。已经是政变后第二年的正月二十五日(1899年3月6日)，醇厚如皮锡瑞者还遭到了惩处：“举人皮锡瑞离经畔道，于康有为之学心悦诚服，若令流毒江西、湖南两省，必致贻害无穷。着松寿严饬地方各员，确查该举人现在江西何处，迅速驱逐回籍，到籍后即由俞廉三饬令地方官严加管束，毋行滋生事端。”可以想见，一定是有人举报并送到朝廷，才会有这类发布惩处令的谕旨。届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半年，义和团的活动更趋猖獗，至有烧教堂、杀教民、杀洋人的事情发生，中外关系紧张到极点。昏聩之慈禧对拳民施以镇压之余，复异想天开利用其排外，同时对维新党人的惩处更趋严厉。

1900年2月，下令铲平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墓。

同月，悬赏十万两，缉拿康梁；呈验尸身，也一体给赏；愿得官阶者，予破格之赏。

同月，编修陈鼎因所注《校庐抗议》“多主逆说”，命严拿监禁。

同月，以“沈鹏丧心病狂，自甘悖谬”罪，严拿监禁。

6月，义和团在北京杀教民、焚掠教民房舍。

同月，各国联军与义和团在京、津间大战。慈禧决定宣战。

7月，慈禧下令，将已遣戍新疆的张荫桓就地正法。

同月，杀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

同月，处死率自立军起义的唐才常。

8月，杀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

同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抢掠烧杀。两宫出奔。

同月，杀珍妃，推入井中。

九月初一(公历10月23日)，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得到朱批特旨：“文廷式著严拿务获，即行正法。”

庚子年的夏天，是一个血腥杀戮的夏天。义和团杀洋人、杀教民；洋人杀中国人；朝廷杀内臣、杀志士仁人。陈宝箴被害于1900年7月22日(农历六月二十六)，应列入上面所列的7月的“同月”里面。下令处死张荫桓的时间是7月3日(农历六月初八)，实际处死的日期为8月20日(农在七月二十六)。新疆路途遥远，处死令的到达需较多的时间。江西相对地域较近，谕令传到比新疆要快。也许杀张与杀陈的密旨是同时发出的，路程远近不同，行刑的时间因而没有一致起来。6月25日(农历五月二十九)载漪、载勋率义和团扰及宫室，准备杀死光绪，慈禧没同意。但我敢说，此时慈禧已决心杀珍妃，应无任何问题。

陈宝箴是在仇洋的狂潮中被密旨赐死的，为陈宝箴放走而被洋人严加保护的文廷式在此案中所起的导火索的作用，应可想见。六月初，文廷式抵长沙，湘抚俞廉三下令密拿未获(杀陈宝箴即在此时)。直到九月初一，慈禧还密令湖南巡抚一定要拿获文廷式就地正法。文参与唐才常的反朝廷活动，也是急于密拿处死的原因之一。而唐才常是湖南新政推行时《湘学报》的主笔，实际上是陈宝箴的湘政同事，文、唐二人都与陈宝箴有重大牵连。1906年文廷式逝世，散原挽词有“祸衅机先伏，烟涛梦自孤”积压，就是明指因救免文廷式致使乃父遭祸一事。

剩下的问题是，陈寅恪是否知道他的祖父陈宝箴之死的历史真相?笔者的看法，他应该知道。我有充分证据证明寅恪曾熟读《散原精舍诗》(笔者另有文专论，此不具)。如是则散原诗中关于陈宝箴之死的一连串用典，以寅恪之博学通识，岂有不洞明之理?这里只举一列，即晚年寅老所撰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六节“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有这样一段附记：“慈有可附言者，即先君救免文芸阁廷式一事。戊戌政变未发，即先祖先君尚未革职以前之短时间，军机处廷寄两江总督，谓文氏当在上海一带。又寄江西巡抚，谓文氏或在江西原籍萍乡，迅速拿解来京。其实文丈既不在上海，又不在江西，而与其夫人同寓长沙。先君既探知密旨，以三百银赠文丈，属其速赴上海。而先祖发令，命长沙县绢捕。长沙县至其家，不见踪迹。复以为文丈在妓院宴席，遂围妓院搜索之，亦不获。”所记陈宝箴和陈三立救免文廷式的事实经过，至为详剀，不爽分毫。接着又引乃父《文芸阁学士同年挽词》六首之四：

元礼终亡命，卿辱大儒。

孰传钟室语，几索酒家胡。

祸兴机先伏，烟涛梦自孤。

光芒接三岛，留得口中珠。

陈三立挽文廷式诗共有六首，陈寅恪独引其第四首，而在引录之后写道：“其第一联(应为第二联——笔者注)上句用《史记》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下句指长沙县搜妓院事。末未句指传播同光用流之学于东瀛也。”请注意，诗中第二联上句、下句，全诗的末二句，其所涉之古典、今典，寅恪都一一拈出。那么第三联的首句就不涉取典用事么?寅恪先生何以置之不提?按“祸兴机先伏”之“祸兴”，《散原精舍诗》原作“祸衅”，是正确的；“祸兴”词义不伦，应为出版者所误植。《孟子·梁惠王上》：“臣闻之胡欹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君不忍其彀觫，若无罪而就地死。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将以衅钟。曰：何以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赵歧注“衅钟”云：“新铸钟，杀牲以血涂其衅郗，因以祭之。”焦循《孟子正义》也说：“衅本间隙之名，故杀牲以血涂器物之隙，即名为衅。”可见“祸衅”一词，就是杀戮的意思。而“机”，则是机兆、祸根之意。因此“祸衅机先伏”这句诗，可以解释为：遭受杀戮之祸的关键因由事先已经埋伏下了。那么散原所谓“祸衅”究系何指?是谁后来(相对于“机先伏”)遭到了杀戮?是指文廷式么?不，不!文已经在义宁父子救助下逃掉了，“钟室”(策划杀人的地方)虽传下谕旨，却没有能够将文廷式正法。按上下文连接解读，这位遭受杀戮者，必定与此诗的下一句“烟涛梦自孤”的主体有关。“烟涛”即烟波(用的是常典——崔颢《黄鹤楼》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寓愁绝之意。“梦自孤”言自身之孤单，慨叹已经没有人与自己共同实现梦想了。因此这个主体不应该是别人，正是父亲死后孤独无依的陈三立自己。右铭遇害之后，散原一直有“烟涛梦自孤”之感。所谓“祸衅”，自然指的是陈宝箴蒙冤被杀戮之事。而招祸之“机”，即根由，则是因为救免文廷式(“机先伏”)而预先种下。散原的《文芸阁学士同年挽词》，主要是其中的第四首，已经明明白白地把慈禧密旨赐死陈宝箴的因由讲出来了。

陈寅恪引散原的《文芸阁学士同年挽词》六首之四，相关诗句的用典都予标出，独独最关键的“祸衅机先伏，烟涛梦自孤”句置之不顾，恰好说明他深明此诗句的含意，只是站在宝箴之孙、三立之子的特殊立场，他不愿也深知不应该把祖父遇害的历史真相直接注出。事实上陈三立也是把密码藏在诗里，并没有直白地讲述陈宝箴之死的经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高贵如义宁陈氏一族，自己的有那等显赫地位的尊人被行刑处死，场面那样惨毒，当然不可亦不必向后人以及外人道也。但这件事，瞒不过史学家陈寅恪的眼睛。我敢说，他是知道的。兹还有一旁证，就是寅恪作于1965年冬天的《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

昔日曾传班氏贤，如今沧海已桑田。

伤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党锢年。

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

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

第三句后有作者注：“玉溪生诗悼文宗杨贤妃云：‘金舆不城返倾色，下苑犹翻太液波。’云起轩词‘闻说太液波翻’即用李句。”云起轩是文廷式的号。李(商隐)、文之“翻太液波”及“太液波翻”之句，都指的是宫廷的斗争或朝政之乱局。寅恪由文、李的“太液波翻句”，回忆起戊戌年的党锢之祸。而隐含的思维路径则是：读清史后妃传，想到珍妃的被害；由珍妃事想到珍妃的老师文廷式的被逐以及戊戌政变后的密旨追捕；由此又想到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对文廷式的救免；由救免文廷式自然想到祖父陈宝箴的被密旨处死。因而才感到“伤心”，并写下“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这样的极具个人感情色彩的句子。请注意“遗恨”二字，岂能无指而妄说?

我认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附记其先祖先君救免文廷式的具体经过，并引散原《文芸阁学士同年挽词》六首之四注而预留空白，以及这首《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可以证实陈寅恪必定知晓其祖父陈宝箴之死的历史真相。

摘自：《百年潮》2001年第2期 作者：刘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