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史上 小事件的大影响（二）

斯大林的两封电报：毛赴渝谈判的背后力量

蒋介石摆出的重庆和谈是场做给天下人看的鸿门宴，毛泽东自然心知肚明，所以蒋三次电邀，前两次均予以拒绝。但第三次答应了，并于8月24日，复电表示同意赴渝谈判。这背后是斯大林的压力。

斯大林应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于8月20日、22日，连发两份电报给延安，要求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紧急会晤”。电报说：“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电报还警告说：“不能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

毛泽东对斯大林要求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在当时是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还向党内其他领导人做解释工作，但是内心是十分气愤的。后来，每说及此事，毛泽东都抑制不住胸中的怨气。1956年，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共（布）名义发来的密电，密电中坚持要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

后来斯大林对访苏的刘少奇说：“去重庆对毛泽东来说曾是很危险的，他可能被杀害。”接着以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和改正的。”

苏共二十大：解除“紧箍咒”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实行“非斯大林化”的政策，在所做的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说他毁灭了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对毛泽东来说非斯大林化如同解除了“紧箍咒”，这一点长久以来不被人重视。

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的电波遥控着中国革命（比如上文提到的事件），而且苏方的态度很傲慢，中苏领导人会谈从来不许中方做记录，由此多年来积累了许多矛盾和怨愤。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咒”也被苏共自己解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毛泽东有理由高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对于毫无管理国家经验的中共来说，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毛泽东才创造出了斯大林没有的人民公社模式。

当然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当苏联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时，中国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很自然就联想到国内问题。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看到这些材料，不由得毛泽东不考虑。

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炮轰金门

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不是“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而是中共的炮轰金门。当时钟指向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毛泽东一声令下，驻扎在福建厦门——泉州一线三十余公里海岸线上的解放军炮兵同时向台湾海峡的金门开火， 历时60天的“炮轰金门”事件开始了。此举使台湾海峡两岸的军民都大感意外。在炮轰金门最激烈的时刻，蒋经国被派到金门督战。蒋介石对蒋经国说：“金门必须确保无虞，那里的事情办不好，你就不要回来。”“炮轰金门”一开始，美国政府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几天后，台湾海峡附近集结了六艘航空母舰（当时美国只有12艘）、三艘巡洋舰、四十艘驱逐舰、一个潜艇集群和二十多艘后勤补给船只。艾森豪威尔对毛泽东选择这样的时机发动大规模炮击绞尽脑汁。他怀疑毛背后有苏联人撑腰，但是他想错了。炮轰金门之后，赫鲁晓夫非常恼火，他对此毫无准备，事前中国没有向“老大哥”透露这显然早已谋划的行动。当时中国的人民公社正红火，共产国际中逐渐流传起这样的话：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翅膀硬了这个事实，在他眼中毛泽东这是有意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炮击行动本身更是与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唱反调，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

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对此不能容忍，但毛泽东对炮击金门的效果颇为欣赏，“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 。

核能合作失败的蚁穴：“响尾蛇”导弹

中国早就知道苏联在研制原子弹，毛泽东曾回忆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不过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只有依靠苏联的帮助，赫鲁晓夫打开了这扇大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主动问中方还有甚么要求，毛泽东趁此机会提出原子能、核武器，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稍做迟疑后最后建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两国政府在同年10月15日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但是到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禁止核试验、赫鲁晓夫正在准备同艾森豪威尔会晤为由，提出暂缓提供。同时，苏联专家也藉故回国休假，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

导致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核帮助的原因，可以从当时中苏从内政、外交到社会主义理论探索方面的重重分歧去找，不过就赫鲁晓夫的个性而言，台海危机中发生的一件事情，极大地伤害了赫鲁晓夫的个人感情，同盟的千里长堤是从千疮百孔的蚁穴开始溃烂的。1958年9月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几枚很先进的美国“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其中一枚坠地未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这个答覆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甚至拒绝向中国提供已经答应给的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中国才把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响尾蛇”导弹交给苏联，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这件事使赫鲁晓夫很后悔答应援助中国进行核武器研究。为此，赫鲁晓夫与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决定P-12导弹资料可以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