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慰安妇”：校正战败日军心理的工具

2007年3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为了回应美国国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议案，多次矢口否认日本政府与“慰安妇”的关联，宣称“慰安妇”并非强迫。安倍的言论使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日本政府出尔反尔的举动，激起各国人民的愤怒，也给正在回暖之中的中日关系，吹入一股寒流。在美国及世界各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3月下旬，安倍晋三不得不承认“慰安妇”问题，并在4月访问美国时，再次在美国国会确认其道歉立场。安倍晋三的否认风波至今余波不断。

“慰安妇”问题的由来

所谓“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之命令，被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军专属的性奴隶。在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的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朝鲜半岛的受害者不下14—16万人，“慰安妇”遭受了旷古未闻的苦难。

1931年，日本海军在其最大的海外基地——上海开始推行军队性服务措施，设立4个海军指定慰安所。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设在上海东宝兴路125弄。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电请长崎县知事，迅速征召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日军占领区建立慰安所。于是日军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陆军作战区域建立慰安所。由此可知，上海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慰安妇”制度最完善的城市之一。根据调查，上海现已发现的日军慰安所达149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有计划地掳掠中国良家妇女、朝鲜妇女等充当“慰安妇”，并按一定比例配备给部队，广泛地设立慰安所，这标志着“慰安妇”制度的正式确立。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其用意不仅在于为日军士兵提供性服务以提升其日益衰减的战斗士气，更是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本军方认为“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只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慰安妇”制度在中国被普遍推行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慰安妇”制度又推广到东南亚各地。

在战后的审判中，妇女遭受日军暴力侵害虽然曾作为日本的侵略罪行受到审判，但是只限于强奸、轮奸的案例。可以说，“慰安妇”问题与南京大屠杀、强制劳工以及细菌战等问题一样，也是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之一。首先，日本国家没有向广大遭受迫害和奴役的“慰安妇”给予赔偿和正式道歉，“慰安妇”的尊严没有得到恢复，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她们始终背负着战争的伤害，战后还要承受社会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包括日本政要的肆意歪曲与诬蔑。其次，战后“慰安妇”问题长期被忽视，许多人并不知道或者矢口否认这是极其野蛮且违反人道的侵略行为，在本质上是践踏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类的罪行。

战后“慰安妇”问题逐渐被人们所淡忘。20世纪 90年代初，在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和相关女权团体、人权团体的协助下，“慰安妇”问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曾经深受“慰安妇”制度伤害的韩国，首先就战争期间的韩国妇女挺身队问题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并赔偿。1992年8月，曾经被强征为“慰安妇”的韩国妇女金学顺第一个冲破重重的社会压力，讲出了自己的证言。此后受害者们纷纷出来作证。接着在各国学者的努力下，日军设立并管理慰安所的相关档案资料也相继被发现，这些资料为揭开“慰安妇”问题的真相注入了新的动力。一个追究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战争罪行的国际运动在亚洲开展起来。

日本政府的立场

随着事实真相逐渐为世人所知晓，要求日本公开谢罪并予以赔偿的国际集会和相关研讨会不断举行，国际社会敦促日本政府承担不容推卸的国家责任。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朝野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产生了极大的争议。进步学者荒井信一、吉见义明等教授于1993年正式建立了“日本战争责任中心”，并进行艰苦的调查。同年开始，日本学者与韩国学者联合举办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研讨会，还建立了共同研究的组织，且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进行了互访，定期就“慰安妇”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交流。

在韩国和日本有关人士的积极活动下，“慰安妇”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92年2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来自日本民间团体的代表报告了日军在战争期间强征“慰安妇”的情况。同年5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现代奴隶制讨论会通过了致联合国秘书长的文件，要求基于国际法的立场关注日军的“慰安妇”问题。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废除对女性暴力的宣言》。宣言谴责侵犯女性人权的行为，并提出有效追究的原则。宣言还认为日军“慰安妇”问题是“战争中对女性的奴隶制”，应该予以谴责。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政府在民间调查的基础上，分别于1992年7月和1993年8月，两次公布了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的结果，承认在日本仍然存有关于“慰安妇”的档案资料。这些历史资料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本政府和军队与“慰安妇”问题的直接关系，从而证明了“慰安妇”的强迫性质。

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即“河野谈话”。河野表示要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记住“慰安妇”这些事。他承认，日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慰安所设置、管理以及运送“慰安妇”，“慰安妇”的“募集、移送和管理都是在有违本人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在当时军队的参与下，给很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带来严重伤害的问题”，并表示要“从内心加以谢罪和反省”。

对“河野谈话”，日本方面的解读是这样的，即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和慰安所是存在的，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并没有直接从东京（中央）下令强制招募“慰安妇”，而是分布在日本占领区的日军要求私人交易商设立这样的慰安场所。也因此，日本接受“慰安妇”历史的“道德责任”，并对此表示遗憾，但不接受赔偿（“慰安妇”）的“法律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政府始终拒绝向仍幸存的受害妇女做出正式道歉、赔偿，并否认它应负的法律责任。其理由在于，第一，最新国际法的发展和进步不能追溯适用。第二，奴役不能准确描述慰安所的体制，根据二战时适用的国际法，禁止奴役尚不构成习惯性规范。第三，根据1907年第4号《海牙条约》或二战时期生效的国际法可以援用的习惯规范，武装冲突中的强奸行为并不在禁止之列。第四，战争法规只适用于日军针对交战国国民的行为，而不能涵盖日军针对日本和朝鲜国民的行为，因为朝鲜在二战期间是日本的属地。第五，关于赔偿问题，日本政府认为战后所缔结的双边条约已予解决；“慰安妇”等个人的赔偿要求已经涵盖在二战后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签订的和平条约或国际协议之中了。第六，二战时涉及“慰安妇”的所有民事或刑事案件现在已经超过了20年的追诉时限。

因此，日本政府于1995年设立了亚洲妇女基金，希望依靠私人捐款的方式来给这些“慰安妇”提供补偿。很明显，日本政府试图鱼目混珠，逃避其应负的国家责任和法律责任。更令人遗憾的是，在“河野谈话”后，日本政府中某些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官员在种种场合发表奇谈怪论，对“慰安妇”等历史事实予以否认。例如，1998年8月，时任小渊惠三内阁农林水产相的中川昭一发表过“从军‘慰安妇’并不带有强制性”的言论。日本政府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包括“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不时发出噪音，扭曲、否认历史事实，致使“慰安妇”问题成了困扰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

国际社会关注“慰安妇”问题

早在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专门对“慰安妇”问题进行独立调查，并发表了报告。是年4月1日，联合国法律专家库马拉斯瓦米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战时军事性奴隶》的报告，认定日本政府需要负起相关责任。就在报告公布后不久，同年6月1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登载了一篇名为《慰安妇：日本卸不掉的历史包袱》的报道，首次向西方读者揭示了日军“慰安妇”事件的真相，对“慰安妇”的悲惨遭遇表示了强烈的同情，还批评日本政府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的顽固立场。

此后几年，国际社会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取证和调查一直在进行中。2000年12月8日至12日，经过国际女权组织和一些民间索赔组织3年的筹备，具有重大意义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朝鲜、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荷兰、阿根廷、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肯尼亚、日本、南斯拉夫等国家或地区的代表500 多人聚集于此。在5天的会议期间，有1万多人次的参加者出席。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主要目的，是受理日军在亚洲各国实施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各类起诉，依照战时国际法，检证日本性奴隶制度是否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法庭法官和检察官的阵容配备相当强大。出任主审大法官的是美国国际法教授、海牙国际法庭的大法官加布里埃尔·麦克唐纳。在庭审过程中，共有65名来自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出庭作证，世界各国有143家新闻媒体的305名记者采访了此次法庭的审判活动。由于这次审判的规模宏大，故又被称为“世纪大审判”。

在该次审判中，中国大陆代表团向法庭递送了材料，万爱花、袁竹林、李秀梅、刘面换等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也提供了相应证词。中国大陆方面在诉请中请求：（1）确定被告构成战争罪与反人道罪；（2）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正式谢罪；（3）赔偿已故受害者和幸存者每人2000万日元；（4）要求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为所有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树立慰灵碑。

最后，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做出判决，确认日本在二战中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征召大量妇女充当日军随军“慰安妇”的事实，裁定已故昭和天皇裕仁及其军国主义政府犯有反人道主义罪。判决劝告日本政府必须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做出道歉和赔偿，请求受害者的原谅，并保证今后绝不再犯。

作为一个模拟法庭，尽管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判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良知和道德，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有助于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真正反省过去的战争罪行。

安倍被迫道歉

在“慰安妇”问题上，美国因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及美日同盟所形成的对日本的特殊影响力，而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2007年1月31日，来自加州的民主党日裔众议员麦克·本田联合6名众议员重新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提出“H．Res．121”决议，敦促日本政府就二战“慰安妇”问题应该“以一种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方式正式予以承认、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日本首相也应该以官方身份予以公开道歉”。2月15日，在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3名来自韩国和澳大利亚的“慰安妇”出面作证。她们不堪回首的血泪经历，令听众落泪。这项提案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议员的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于7月30日以口头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案。

安倍内阁自始至终对华盛顿的举动颇为焦虑。2月19日至22日，安倍派助手世耕弘成紧急赴美，宣传“慰安妇”决议案存在的所谓“问题”；安倍助手小池百合子也于12日至16日巡访华盛顿政界，会见美国国会领导人，劝说他们放弃。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埃尼·法莱奥马维加在3月份透露，在举行听证会之前，日本大使过来表明了“忧虑之情”。自民党还计划与提交议案的本田会谈，对其展开说服工作。

2007年年中，日本参议院举行选举，因内政失分而民望江河日下的安倍内阁企图恢复其民族主义立场，重新获得保守派人士的支持，因此对美国众议院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议案，日本高官出面采取强硬手段公开否认“慰安妇”等历史事实。先是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这一决议案是“极端令人遗憾的”，并指责“决议案不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然后，安倍晋三又多次否认，拒绝道歉。3月1日，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是否使用了强迫手段的问题，是存在争论的……然而事实情况是，没有证据证明起初提出的存在强迫的说法。那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强迫一词的含义，而我们却不得不接受那样的含义。”在3月5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安倍再次表示日本将不会再为“慰安妇”问题而道歉，并称“即使美国众议院通过要求日本道歉的决议，日本也不会再为二战中强迫亚洲妇女成为‘慰安妇’道歉”。安倍的这些言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与谴责。

然而在美日同盟关系中，美国固然是日本的盟友，但美国同时也是日本最有力的控制者，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处处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在这样的形势下，安倍内阁重新思考了“慰安妇”这一历史问题，开始采取一系列的道歉姿态。例如：3月11日上午，在日本NHK电视台的节目中，安倍“由衷地”向心灵受到创伤的“慰安妇”表示道歉。3月26日，安倍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就共产党议员吉川春子的质询进行回答时表示，他会坚持1993年的“河野谈话”的原则，即日本政府承认在二战期间征用过“慰安妇”的立场，并向那些历经苦难的受害者深表同情和道歉。安倍表示：“我现在作为首相在这里道歉，如同‘河野谈话’里表述的一样。正如我经常所说，我同情那些经受苦难的人，我对她们当时被置于那种境地的事实表示道歉。”4月3日晚，安倍在与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时，又“由衷地”向“慰安妇”表示道歉。4月27日，安倍与布什在戴维营举行会谈时，又一次就“慰安妇”事件表示道歉，布什则表示愿意接受安倍的道歉。

纵观此次“慰安妇”风波，作为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先是四次否认“慰安妇”问题，接着又被迫至少六次承认日本政府与“慰安妇”问题有关，并致道歉。然而安倍的道歉并不足以让受害者们感到安慰，因为安倍是以“日本首相”的名义，而非如“慰安妇”受害者所期望的那样，以日本政府的名义正式进行道歉。而且，安倍及日本政府一如既往地拒绝承担“慰安妇”问题的法律责任。

各国舆论齐声批判

安倍晋三在“慰安妇”问题上的颠倒黑白的表态，招致了世界各国政府、民众和舆论的强烈反对。

韩国政府和民众均以坚决的态度回应安倍的言论。2007年3月3日韩国外交通商部长指出，任何对日军在二战期间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性奴隶一事表示怀疑的人都应“正视事实”。3月7日，民众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抗议安倍否认日本强征“慰安妇”的讲话，要求其正式道歉，并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进行赔偿。韩国甚至表示，如果安倍对此不闻不问的话，韩国将联合有关国家组建共同调查团，要求日本以国家的名义向被强征为性奴隶的女性道歉并进行赔偿。

美国政府、国会和主要媒体此次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态度达到空前一致，那就是对自己的铁杆盟友毫不留情。3月2日，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在日本访问期间说，日军当年强征“慰安妇”应受谴责，这一问题必须在日本和相关国家间得到解决。2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西就安倍最新表态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他说，安倍道歉是积极的一步，但“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日本继续采取这一立场，并用一种坦白和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即承认犯下了大量罪行”。美国国务院对日本强征“慰安妇”的行径表明如此强烈的立场尚属首次。

其他各国也出现持续的批评日本的浪潮。3月7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批评日本领导人“丧失了基本的良心和道德”，并认为这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表现”。3月7日，来自澳大利亚、韩国和台湾的三名原日军随军“慰安妇”，在日本驻悉尼总领事馆前组织抗议集会，并向领事馆递交了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并进行赔偿的文书。这是首次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有原随军“慰安妇”出席的抗议集会。3月14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共同社等媒体的采访时，也针对“慰安妇”问题说，“为了不使悲剧重演，日本应该努力结束过去，向前发展”。菲律宾外交部于5日发表声明说，安倍言论与日本政府过去在此问题上的态度相互矛盾，菲政府敦促日本正确对待这一问题，要求日本政府遵守“河野谈话”。3月16日，荷兰外交大臣马克西姆·费尔哈亨直接打电话给日本驻荷兰大使小町恭士，称日本政府有关“未发现日军曾强征慰安妇的直接记述的答辩书”，令人感到不愉快，并要求日方对此作出解释。加拿大国会也在推动一项由华裔议员邹至蕙提出的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进行道歉。德国《南德日报》3月28日也谴责说，安倍为挽回在内政方面的损失，公然否认了日本军队在亚洲迫害性奴隶的事实。

对安倍的否认，中国政府采取了克制的立场，但鲜明地表明了态度。3月6日，在全国十届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李肇星外长指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的严重罪行之一，日本政府应该承认历史事实。3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回答记者关于“慰安妇”问题时指出，日本强征“慰安妇”不容否认，这一问题涉及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以“慰安妇”问题为焦点的中日间历史问题，一直是困扰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症结所在。与其他中日间历史问题一样，“慰安妇”问题首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但另一方面，这更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权问题。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下，“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关乎中日两国关系的敏感话题，而是关乎妇女权益及其尊严的国际性人权议题。二战已经结束60多年，许多受害妇女年事已高，每年她们都在逐渐凋零、辞别人世。4月25日，南京最后一位“慰安妇”幸存者雷桂英去世，中国大陆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45人，对“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与此同时，“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也已经成为日本无法甩掉的历史包袱。只有彻底解决在历史责任上的认识问题，日本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就在安倍就“慰安妇”问题连连低头道歉的同时，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连续对“慰安妇”、强制劳工案等做出败诉判决。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挑战恐怕不会是最后一次。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各国，都应该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摘自：《百年潮》 2007年第10期 作者：苏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