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我因找到了半个多世纪前参加土地改革时的笔记本，回忆和反思那一段经历就有些依据了。
1947年９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我们当时在“蒋管区”，却也在（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民联小组内学习讨论过。那时我已知道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因此，认为毛泽东讲过新民主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然则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也只是实现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愿而已。没有实际政治经验，也没有政治头脑，虽置身国共两党决死斗争的格局之中，却没有了解此时此刻解决土地问题的现实政治意义，根本没想到这是给同盟者以实际利益的重大举措，借以动员广大的贫雇农团结在保卫胜利果实的旗帜下，从兵源和物资两个主要方面支援前线，同时结束抗战中止于减租减息、容纳地主阶级联合抗战的局面，划清阶级阵线，孤立并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巩固后方政权。
我生于城市，在1947年以前没有下过乡，没有农村生活的直接经验，有关农村生活的见闻都是从书本上看来或辗转得之于传说。我想像中的地主，已经不是鲁迅笔下的赵太爷和鲁四老爷们，而是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里的人物，还有古元、彦涵木刻里的形象。我们在讨论封建剥削的时候，一时对利滚利“驴打滚”叫不顺嘴，有人就解释说，就像欠人一头骡子，还债时得算成大骡子下了小骡子，小骡子又下小骡子，加倍翻番；我们这些城市中学生闹不清骡子是绝后的。我们热烈地讨论，要理解《土地法大纲》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将比减租减息远为彻底地消灭封建剥削，消灭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过幸福生活。
我们的理解，在一般原则层面上是不错的。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试点已有的实践，特别是群众发动起来的后果，预计达到的目的和始料不及的局面中出现过哪些问题，这个背景不清，我们始终只能停留在理论上的欢呼拥护。偶然听到学校里或社会上对农村土（地）改（革）负面现象的议论，条件反射地断定为造谣诬蔑；有一个功课不错待人也无可挑剔的同学，家在良乡，经过土改，似是划为地主的家庭遭到“扫地出门”，家里便有成年人集结为还乡团反攻骚扰，他本人也因此仇恨八路军，并走极端，投向特务（或特务外围）组织。我起初因对他印象较好，不相信他这一选择，证实无误以后，对他是惋惜加上警惕，但我却没有从另一方面想想，土改中具体政策的制订或执行，是否发生了什么偏颇，在消灭封建剥削性质的土地制度时，对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有没有加以区别，对地主分子和地主阶级一般家庭成员有没有切实给予生活出路，不使他们铤而走险，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革命的阻力，减少革命运动的后遗症。这都是后来直到今天回首往事时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想法；这些想法其实也是中共领导群众运动曾经总结过的经验教训，曾经提示过的政策性和策略性考虑，当时我们这些置身事外者根本没有想到，而当时党的各级干部本来是应该想到，有些重大的偏差是应该防范于前、补救于后的。
而除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毛泽东1948年4月在晋绥的讲话中稍涉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以外，多少年来公开的著述中，土改也如其他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一样，只有成绩方面的正面陈述，而曾有的弯路、偏差、错误倾向直至侵犯了不该侵犯的人的利益，杀害了不该杀害的人，都很少提及，因而汲取教训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毛泽东晋绥纠左的一年多以后，进了城，建了国，1949年至1950年那个冬春，北京郊区和各个“新（解放）区”就都搞了土改试点。1951年全面铺开。不过，三大运动中的这一大运动，要利用冬闲时间，以免妨碍农业生产，所以比年初已经大张旗鼓的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稍稍滞后了些。我所在的广播事业局也有参加土改的名额，不须报名，上级决定有我。跟我一起去西北土改工作团的，还有行政处的蔺际成（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党员），北京市台的茹健（原北平某大学的地下党员）。后来，老蔺在五十年代调出电台，茹健在“文革”中自杀了，当然不是什么“畏罪自杀”，因为他没有任何罪愆；只有蒋介石国民党会认为他有罪：他可是从年轻时就一心要革国民党的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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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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