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真相（五）

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的一则回忆也很能说明中美合作所与渣滓洞监狱的关系。

1944 年（按：应为1945年，此系沈醉误记）春，浙江大学（时在贵州遵义）教授费巩应复旦大学（时在重庆远郊北碚）之邀来重庆讲学。一日从重庆千厮门码头搭船去北碚，在候船时失踪。此事惊动了陪都教育界，许多人都认为是被特务绑架了。在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向戴笠查问，戴笠说军统局没有抓费巩，戴笠还找来中统局、宪兵司令部等单位负责人了解，都说没有抓费巩。数十位曾留学英、美的教授联名致信美军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要求查清此事。魏德迈把此事交给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乐斯办理。梅乐斯派中美合作所中一位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查办。戴笠则安排了沈醉协助，并嘱咐沈醉，如发现了可靠线索一定要先行把费巩弄到手中，不能让克拉克把人弄去，以免使戴笠在蒋介石面前丢脸。

经多方调查，没有结果。美方根据费巩有反政府言论的线索，怀疑他是被逮捕了，军统局有关人员则怀疑是被中统局逮捕了（因中统局曾派人监视费巩）。于是戴笠答应在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去查阅自费巩失踪后的捕人档案，必要时还要拿费巩的照片去查对这一时期逮捕、关押的人犯。沈醉悄悄问戴笠，如果美国人要看歌乐山下的军统局看守所（即渣滓洞监狱）怎么办。戴笠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要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他又补充说：“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此事后来仍然没有查出结果（见沈醉《军统内幕》第261～26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由此可见，在中美合作所设立期间，在其附近的渣滓洞监狱，与中美合作所并无隶属关系。并非“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组成部分。

据曾任军统局息烽监狱监狱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的周养浩1969年在战犯管理所回忆：“'中美合作所’，这是解放后人民对军统重庆缫丝厂地区的总名称，其实这个地区内机构、单位、性质、名称不同的很多，有的是军统本身编制内的单位，有的是军统外围机构单位。”“其实这个地区的住宅和办公房屋，多半是军统局直辖单位人员占据的，中美所人员不到三分之一。例如缫丝厂办公处、建筑工程处（这个单位当时职工数字很大）、白公馆、渣滓洞、立人小学，以及先后办的大小几十个特务训练班，其中只有一个特警班是中美所办的，其他全是军统局管辖的。”“在'特别区’范围内，美国'飞虎队’陈纳德的气象台等几个单位也驻在这里。”“所以中美合作所在抗日战争时期，只能算是这个地区内的军统与美海军情报机关合作的一个单位，不能代表这个地区的所有军统特务机关和单位。” “重庆中美合作所地区解放前都叫作军统重庆缫丝厂地区……这个地区内实际上大多是军统局直辖的机构单位，中美合作所除本机构外只有一个特警班。至于白公馆和渣滓洞当时和中美所是没有什么联系的。”（《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第133～136页）

小说《红岩》中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当年西南的特务王徐远举，从未在中美合作所任过职，他调到重庆先后任行辕二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时，中美合作所已经撤销。小说《红岩》却让徐鹏飞口口声声说“这里是中美合作所”，这自然就与历史相违了。

最近在《红岩春秋》杂志2002年第1期发表的何鸿钧的回忆《逃离中美合作所》，写了抗日战争后期他们一批大学生被军委会征调为盟军做译员，他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后，因发现这是与军统局有关的机构，不愿与特务机关发生关系，要求改调它处，未获批准后，他自行逃离了，事后遭到了通缉，但过了不久，他得知形势缓和，从外县回到重庆，向军委会外事局交上签呈，很容易就撤销了通缉，恢复了学籍，甚至中美合作所还补发了他离开这三个月的工资。这一经历，也从另一侧面充分说明了中美合作所并非什么血腥恐怖的“集中营”。

过去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下，文艺作品是不会充分尊重史实的。把中美合作所描写成“法西斯集中营”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摘自：《书屋》2002年第7期  作者：何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