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琉璃厂

文革中的琉璃厂是一片萧瑟肃杀，那时还没有现在琉璃厂那些有富贵气、无文化气的牌楼。东西琉璃厂之间各有一个大喇叭，特别是东琉璃厂口更大，仿佛是个小广场。那时汽车也很少，人也少有至者，“小广场”更为空旷，一早一晚显得有些凄凉。有关文化的商店经营的都是“四旧”，自然都要关门。一路商店，大门紧闭，其景象可以想见。大约最早开张的是文物商店（《文物》杂志也是复刊较早的社科刊物），到了一九七O年已经有几家开门了，然而，买卖还很少。一天，有位老先生非要我陪着去卖清代书法家刘墉的一幅中堂。刘墉字崇儒，号石庵，就是前年火爆京城的刘罗锅。刘氏书法名重当时，可是“文革”中书法又算什么呢？商店新开门，屋内粉刷一新。天很冷，几个营业员围着烤火。他们打开这幅中堂一看，有位老营业员认识，说：这是刘石庵的字。又说：“您这幅字，如果能像我这墙这么白（这幅字已经熏黄了），我给您一块钱。现在这样，我们不收。”可见，当时文物是不值钱的。

琉璃厂旧书店一九七二年开始营业，不过直至一九七九年之前都是以“内部书店”形式卖书的。其地点在海王村，也就是前面所说“小广场”的路北。谈到这里也许有人奇怪，那时不是正处在“文革”中吗？为什么传播“四旧”的旧书店还营业呢？这得从一九七一年尼克松访华说起。

尼克松访华是个震惊世界的大事，随着他而来的是许多外国记者。当时市面萧条之极，特别是书店，一书架、一书架都是《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这种情景是现在人们很难想像的），这是很尴尬的。因为据说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而且，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可是为什么市面上啥都没有呢？一般商品还好办，可以东拼西凑弄一点，让商店丰富两天；可是精神产品就不一样了，除了毛著、马列、鲁迅之外都是“封、资、修”，怎么能让“封、资、修”进入书店，眼睁睁地叫革命群众中毒呢？北京最大的书店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平常里面除了“毛著”外可以说一无所有。在美国总统到达的那一天，我跑到这个书店看它会不会能放出一些“封、资、修”来。不出我所料，那一天果然放出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书，塞满了书架，还摆放在玻璃橱柜里，但都是一般读者绝不会问津的，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小逻辑》等等。我买了一本《纯粹理性批判》，当我再要买李亚农所著《欣然斋史论集》（这本书我在一九六三年看过，觉得有新意，当时就想买，但没买到）时，书店店员说：“这是卖外宾的，不卖国内顾客。”大约我们的反资防修的精神卫士缺少国际主义精神，不肯保护国际友人，使他们别遭到封、资、修的毒害，而对自己的国民他们是绝不会放松保护义务的。我看那些售书员个个表情严肃，仿佛你稍示不满，就要把你抓起来似的，便赶紧走了。后来，我一连三天都去书店，终于感动了一个年轻的店员，他偷偷地卖给我一本，至今我还保留着它。回家后我在书后记录下买到此书的过程。美国总统访华后，书禁大门终于开了一条小缝，爱书者和曾受惠海王村旧书店者还是应该感谢尼克松的。这就是海王村中国书店开始凭单位介绍信可以购买旧书的大背景，大约时在一九七二年春季。

海王村所开放的中国书店（专卖旧书和线装书）分为两个档次。一是西廊（现在已经临和平门大街开门，改卖新书了），这里只要有介绍信即可，像我这个在农村中学工作的，用张信纸，开个便条，盖个公章就可以了；一是北楼，这里要较高层次的单位（局级以上）的介绍信。像常到这里买书的何其芳、陈燊用的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介绍信，就可以到北楼。对于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来说，西廊、北楼没有多大的区别。两处都卖解放前、后出版的平装旧书，都卖线装书；其区别是北楼的线装书有不少是善本书，如明万历以后的清康熙间的刻本是很常见的。有一次，我与一书友同进北楼，仅花了二十五元就买了二十五本明刊的《欧阳永叔集》（残本），合一块钱一本。另外，北楼还常卖一些解放后出版的内部书（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等）、港版书（如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台版书（如《甲骨文辞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