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旋西安事变的澳大利亚人端纳

威廉•亨利•端纳,祖先是苏格兰人,1875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政坛最为活跃的外国人之一。1903年,端纳来到中国香港,成为《中国邮报》的一名编辑,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43年的政治生涯。他以最先披露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密约､为孙中山临时政府起草第一个对外宣言而声名大震。他先后出任过晚清两广总督岑春煊､国父孙中山､少帅张学良的顾问和蒋介石的谋士,经历了从清朝覆灭､民国建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是民国史上重大政治事件的见证人。端纳在中国发挥作用最明显的一次,就是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充当调停人。

最早营救蒋介石的使者

1936年12月12日清晨,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采取行动,分别在西安和临潼城内扣押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接着,二人通电全国,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乱作一团。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激烈争吵。何应钦企图通过征讨张､杨“叛逆”,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实力,进而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宋美龄则担心仗一旦打起来,张学良和杨虎城很可能会把蒋介石置于死地。于是她力主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

宋美龄选定了端纳。一则端纳与张学良的关系甚笃。当初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端纳经人介绍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从此,端纳成了张学良的顾问。在帮助张学良易帜､戒除鸦片烟瘾等问题上,端纳功不可没。“九•一八”之后,退守北平的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迫下野周游欧洲六国,期间又是端纳朝夕相伴。张学良对端纳的才识和忠诚也佩服有加,始终把他当作伯叔老师似地尊敬。用张学良的话讲,两人之间的关系密切到“没有一个词可以来形容”的地步。二是端纳与蒋介石夫妇的关系非同一般。1934年,当端纳陪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后,适逢蒋介石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为宣传这一运动,请端纳帮助她处理信件和报告。张学良本来不想割爱,但既然委员长夫人开了尊口,他也不好拒绝,最后有条件地只答应端纳为蒋介石夫妇工作六个月,但最后端纳还是被他们硬留在了身边。人们常称端纳做了蒋介石的顾问,但其实并无此职。这一点,蒋介石在1936年12月14日《西安半月记》中已说得很明白:“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此外,在淞沪战役期间,端纳陪同宋美龄去前线慰问将士时,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他们乘坐的车辆翻到路边的水沟里,幸得端纳和副官全力营救,宋美龄才得以脱险并得到及时的救治。从此,蒋氏夫妇对端纳信任有加。三是端纳具有的特殊身份。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在国民党政府内不担任职务,不属于任何派别,各方都可接受。

作为“西安事变”后为营救蒋介石最早派出的使者,端纳也深知完成这项任务的艰难。当时,南京主战派正调兵西进,交通受阻,音讯中断,情况完全不明。但端纳却把此次的重任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并且充满“信心”。12月13日午后,他冲破主战派的层层阻力,带着宋美龄写给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二封亲笔信踏上了西安斡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