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告诉我，1972年父亲去世之后，她走出家门，被分配到里弄生产组工作，那时她已经三十三岁。她一天的工资，最初是三角、四角，后来是八角、九角。那“反革命”的可怕名声耗尽她的青春，她自知这一生“要苦到底了”……
从下午3时一口气谈到晚上8时，我深为她的精神所感动。我发表了报告文学《她，一个弱女子》。我信守诺言，通篇只用一个“她”字。
此后，我与她有了许多交往。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她异常的刻苦，非要把当年无法进大学的缺憾补过来。1985年秋，四十六岁的她居然去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毕业，各科成绩皆优，终于圆了大学梦。1987年，她获得上海市首届“永生奖”钢笔书法大赛二等奖。1988年，获“庐山杯”全国书法大赛一等奖。1989年，她的书法作品被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名列中国当代书画家之中……
更令人感动的是，她对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在物欲横流的今日，她安心于过着简朴的日子，如同出污泥不染的荷花。她为傅雷伸张正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至一生的幸福。《傅盏家书》发行了一百多万册，傅雷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深深的尊敬；傅聪一次次回国演出，掌声雷动，鲜花簇拥。傅家如日中天。傅家当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她还说，如果她今日接受傅家的报答，那当初她就会挺身而出了。傅家的感谢只会使她“窘迫和难堪”。
她以为，“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我需要什么？我所要的是：自尊，一小女孩子（别管那女孩有多老）应有的自尊。遗憾的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一点。”
她这样论及灵魂：“我在这块土地上拖过了童年、青春，看尽了尝够了不同的人对我的明嘲暗讽，偏偏我的敏感自尊又是倍于常人。然而我愿宽怒他们。因为人总是这样的：活在物质的空间中，便以物资的眼光估价别人、估价一切。他们不知道人赤身来到这世界，人的灵魂是等价的：也许大总统的灵魂比倒马桶的更贱价，如果他的心灵丑恶。可惜，不是每一个人能想到这一点。如今我已到了这样的年岁：虽非日薄西山，却也桑榆在望，只求和宁静，此外的一切，我都无所谓了。”
她是那么的“傻”。旧房拆迁的通知寄到她手中，她连忙从市中心到远郊的临时租借的房子，房租比她的工资还高。迁出去半年了，回到原地一看，许多邻居仍“按兵不动”呢，而她家竟成了拆迁办公室！
一生磨难，退休时她还只是“助理研究员”。退休之后，她仍在学校里，给一位日本留学生实习汉语课，以求在那菲薄的工资之外增加一点收入。
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从未见过的她。我给她打电话，她总算同意了。我陪同傅敏来到她的学校。傅敏刚要当面表示谢意之际，她马上制止道：“你要说什么话，我心里很清楚。这些话，就不必说了吧！”那天我带了照相机，想给她与傅敏夫妇一起拍一张合影，她也谢绝了——她从来不让我拍照。
这些年，她唯一答应我的要求，是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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