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
王亚樵,是30年代上海滩的有名人物。他拥有近万名门徒,是称为“斧头党”的洪门帮会首领,与当时军政界的上层人物有来往。他自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那些贪官污吏、卖国贼、日本侵略等等,恨之入骨。他曾先后组织策划暗杀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国联调查团长李顿伯爵,甚至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及汪精卫、蒋介石等,也几乎死于他的冷枪之下。因此,他被人称作“暗杀大王”。
1932年初,日本人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强占东三省的视线,进而取得进攻中国的新基地,故意在上海制造了一起“日本和尚事件”,借口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人与五名日本和尚发生冲突,指使暴徒纵火,破坏“三友实业社”,煽动日侨游行、集会,捣毁中国人的商店,杀死击伤中国警察,并乘机在吴淞口集结大批军舰,威胁上海市政府,提出封闭上海市各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尽管上海市政府完全接受了这些无理要求,但日本海军陆战队仍于1月28日深夜1时左右强行占领了上海天通庵车站,并用20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几路向上海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袭击中国军队。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下令自卫还击,并亲临真如车站,指挥战斗。日军受阻,即于次日凌晨派出飞机助战。敌机在闸北、南市一带狂,轰乱炸。这一带被炸得房倒屋塌,市民死伤无数。十九路军将士个个义愤填膺,更加顽强地反击,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淞沪开战后,王亚樵眼看日寇侵占上海,凶残杀戮中国同胞,感到十分愤怒。于是他便秘密组织了一支专门锄杀日军、汉奸的敢死队。他率领的这支敢死队,配合19路军作战,对日寇进行暗杀活动,他又让妻子王亚瑛带领部属家眷给前方战士送衣、送饭、送水,慰劳前方战士,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
3月1日夜晚,日军停泊在浦东江边的一艘驱逐舰和停泊在黄埔滩一带的一艘旗舰,突然被爆炸的轰隆巨响震得东摇西晃,舰上的日军吓得抱头鼠窜,误以为舰艇中了中国军队的炮弹。其实,这只不过是王亚樵跟他们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罢了。
淞沪抗战爆发后,王亚樵每见到黄浦——吴淞江面上停泊的日本军舰就恨得咬牙切齿,一直想把这一艘艘时刻都可能把罪恶的炮弹射向上海的怪物炸沉。他派人暗中寻觅水性好的人选,一方面向蒋光鼐等申请定时炸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让人潜入寒冷刺骨的江水,将炸弹送到这两艘离岸较近的日舰下。遗憾的是炸药的威力不够,两艘军舰不但未能炸沉,反而打草惊蛇,逼得日本人连夜将所有的军舰都驶离江岸,并在停泊处布下电网,以防再有人来炸舰。
尽管此举并未成功,但其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陈铭枢对王亚樵更加赏识,常以“国土”许之。王亚樵亦把陈铭枢视为自己的后盾,并向陈铭枢表示,自己要以身许国,不负知遇之恩。
出人意外的是,正当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和各界人士协同下,抗击日军节节胜利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却让他们乘胜而收,避免与日军决战。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了33天后,终在浏河腹背受敌,不得不撤退。王亚樵等也只好偃旗息鼓。日军的侵略行径未能得到应有的惩罚。日本指挥官白川大将得意非凡。他公然决定,4月29日“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之日,在上海日租界内的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消息传到南京。爱国的军政人员无不对白川这种肆无忌惮的挑衅和侮辱感到义愤。陈铭枢为此气得拍桌大骂。但作为官方人员,他无能为力。然而,这种奇耻大辱,他实在容忍不下,于是亲自跑到上海,让王亚樵设法破坏这次大会,以伸张正义。王亚樵拍胸允诺道:“先生请放心。我王亚樵若不给白川点厉害,决不再见你!”4月中旬,王亚樵得到一个消息:4月29日“天长节”,白川义则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祝捷大会。王亚樵知道这个消息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对日寇惩罚的好机会。于是他就去找19路军后方办事处主任范志陆,两人如此这般地商量了一番。范志陆认为事情重大,要向19路军长官请示。蔡廷锴将军对凡是打击日寇侵略活动的一切爱国行动,都给予支持。至于这些义勇军、敢死队等用何等方式,惩罚日本侵略者,则由他们各自策划进行。义勇军、敢死队的活动经费,可在华侨捐款中拨一部分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