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到了北京饭店才弄清了事情的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饭店一散会，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从各个单位一撤，北京市就乱了。北京饭店也开始乱。大家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怎样搞，到北京大学参观学习的结果，是到处糊大字报，揪斗“黑帮”。北京饭店的店、科领导大都变成了“黑帮”，工作处于无政府状态。总理责成北京新市委解决北京饭店问题，新市委提出请解放军派人来管饭店工作。总理采纳了这个建议，这才有了我们调来饭店工作的事。
北京饭店真是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我每天都感受着历史脉搏的跳动。
在无奈中实行军管
为了保证外事接待任务正常运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也不得不分心关注北京饭店的工作。
就在我们进店和职工见面的时候，他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志来参加会议。廖以丰富的涉外知识，风趣地介绍了外国人一些礼节上、生活上的习惯，解答了在运动中产生的在外事服务上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
然而，那时北京饭店已经深受社会影响，出现了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一派叫“八一八”红卫兵，一派叫“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我们进店的第二天夜里，两派的部分群众，就在六、七号餐厅之间发生了冲突，既动口又动了手。我闻声赶去劝阻，在混乱中也挨了皮带抽。我无奈地说，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是刚上任就挨了三皮鞭。为尽量减少来自社会的影响，周总理要求我们采取措施，切断饭店职工与社会上造反组织的联系。规定本店职工不得参加社会的造反组织活动，在店内自己搞运动，店外造反组织也不准进入饭店。
临近国庆节，响当当的造反派“北航红旗”来了几个人，要在中七楼挂下一条大标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这样的标语挂在外宾出出进进的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向他们解释又解释不通。只好好言把他们稳住，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请示。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总理办公室回电话说，总理认为在外事场合挂这样的标语不合适，并由善做群众工作的阎广发同志出面，找几个服务员帮他们把竖标语改为横标语，挂在饭店车场外的松树围子外面，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发走了。
1967年1月，上海刮起的所谓“一月风暴”迅速吹遍全国，“夺走资派的权”成为最时髦的口号。
但是，“八一八”红卫兵已经开始行动：每个科室都派了他们组织的人。这便给其他造反组织一个很好的攻击口实，说夺权是反动行为，饭店的权现在不是掌握在“走资派”手里，而是掌握在由解放军干部参加的新党委手里。和“八一八”对着干的“东方红”，希望新党委会就此全面否定“八一八”。“八一八”红卫兵慌了，集合在一起要我表两个态：一，夺权是革命行动；二，“八一八”是革命的组织。我说，夺权的行动是错误的，组织是革命的群众组织。
不料这样的表态双方都不满意。尤其是“东方红”认为我袒护了“八一八”。他们决定要开大会辩论，由各造反派自行主持辩论究竟应该由谁来夺权。
大辩论从20日进行到22日下午，有一些外单位的人也进入了北京饭店，情况变得很紧张。到了晚6点多钟，宴会厅已经坐满了人，歌声、语录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就在这时，为应付全国混乱局势而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进了西楼的前厅。有几个走过这里的青年服务员被总理叫住问话。后来聚到十几个人，总理索性坐在宴会厅前的台阶上，听他们陈述观点。总理看到贴在柱子上的标语不满意地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你们这样闹的吗？”说后起身走进宴会大厅，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总理向大家招招手，并未讲话，而是把各派的头头召集到贵宾休息室，用一个多小时耐心听取各派的发言。最后明确指示：北京饭店不能夺权，立即停止夺权的辩论；北京饭店的运动自己搞，外单位的人立即退出饭店；大家的不同看法，在深入进行大批判中解决；北京饭店因有外事接待任务，也是个要害部门，不能乱。
总理指示传达后，紧张局面暂时缓和下来，但吹进饭店的夺权风早把人心搅乱了，各种纠纷不断发生，班组长说话都不灵了，饭店的正常秩序已经得不到保障。油印的小报上开始攻击北京饭店的新党委。面对这种局势，回想四个月前进店时领导的期望，我感到很内疚。我便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对北京饭店实行军事管制的建议。信送出去不到十天，总理见到了我说：“你的信看到了，我不会让他们闹下去的。”
外事无小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饭店的青年职工经不起外界的影响，思想也迷糊起来，唱出了不为资产阶级老爷太太服务的高调。连今后还给不给外宾擦皮鞋也成为议论的话题。总理知道后很重视，这年9月6日他来饭店时说：“皮鞋要擦，你们不擦我来擦！新中国嘛，不擦影响不好。”他还对老职工说：“年轻的不懂，大哥大姐要解释嘛。”
国庆节后不久，中五楼发生了一服务员打黑人小孩的事。事情并不复杂，当时住在中五楼的坦桑尼亚客人，有个三四岁顽皮的小男孩，爱闹爱活动。一次到处乱窜，被服务员抓住，在屁股上轻轻打了一巴掌。小孩不干了，哭着去告诉他妈妈。女客人很不高兴地把事情反映到外交部接待组，我们知道后也批评了这个服务员。过了两三天，廖承志来了，说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很重视，认为是不尊重黑人国家客人的表现。孩子顽皮只能告诉大人，自己动手打在中国都不行，何况对外国人？一定要严肃处理。当时我们处理这件事有顾虑，因为两派打架的事刚刚处理了，怕再一次引起纠纷，便把它局限在客房科内部对该服务员进行批评，并由科里带他向客人道歉。事后总理知道了很不满意，批评我说：“你们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这么做的吗？应该把打小孩的事件告诉大家，发动全店职工来讨论，让大家都受到教育，接受教训。”
1969年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两国关系非常紧张。1970年2月，前来参加中苏边境问题谈判的苏联代表团飞抵北京，住进北京饭店。大家对这次接待工作很重视，安排很周到。他们每天在中楼7号餐厅进餐，对招待的菜、饭很满意。一天午餐，苏联代表团一个成员在盘子里发现了一颗小钉子，他把它挑出来，引起了同桌的哈哈大笑。从苏方代表的态度看，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可是外交部的接待组却沉不住气了，把它写进了当年第10期的《情况反映》上。2 月18日周总理看到这份《情况反映》，在上面批示：“保卫祖国荣誉”。“请注意内中一条，北京饭店菜里发现钉子一条情况，并请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公安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派人检查北京八大饭店、招待所的招待工作和各大商场、菜场的政治工作。”总理把这件事提高到“保卫祖国荣誉”的高度，不是就事论事来处理，而是用它来推动北京涉外服务工作，推动各方面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令我十分感动。我们也接受了上次处理打外宾小孩一事的教训，把这件事在全店大会上公布。不仅在餐厅科，而且在各科室、各班组进行深入地讨论，找问题，订措施，提高工作质量。通过这件事，大大地整顿了饭店的服务秩序。联合调查组将检查饭店的情况报告了总理，
8个月后，又发生了一档子事。
因画事引起的话题与风波
北京饭店不仅是当时的著名饭店，并且是国家的重要活动场所。房间厅堂布置讲究，挂有许多名
人书画，徐悲鸿的、齐白石的、陈半丁的、潘天寿的、于非的、李可染的、……
这些画虽很名贵，但多是花鸟鱼虫，高山流水，描绘自然界的东西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气氛当然不合。形势总是逼着人跟随潮流走，于是想求变，请人在显著的地方画了几张以现代题材为内容的人物画。
周总理是喜欢看美术作品的，一天，他在西楼前厅看见东西服务台墙上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身着各族服装的中国人手拿毛主席语录在欢呼；一幅画的是不同肤色的外国人拿着小红书在摇动。总理停在那里，习惯地抱着双臂反复观望。我还以为总理嫌放置得哪里不合适了，正揣摩，总理忽然发话了：“画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是可以的，至于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这话应该让人家说，不该由我们说。你们画成画挂在这里，外国人看了会产生强加于人的感觉，不大合适。”我听了思想上豁然开朗。可是取下一幅，两边便不对称了，又没有合适的画替补，干脆全都取下来了。
还有一幅画，是我认为的成功之作，主动引导总理看的。这幅画挂在饭店中楼东南角一间餐厅里，题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画面上出现了林彪、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五个人。没想到总理一见大为恼火，严肃地说：“哪里来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怎么能和林副主席画在一起？快取下来！”
这幅画当时便按周总理指示取下来，但我们并不理解，心里总以为是总理过于谦逊了。时间不过一年，政治风云突变，先是庐山会议揪出了陈伯达，后是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时，我真从心底钦佩总理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我知道，他不可能预卜那些人的各自具体归宿，但他那时便不愿与那些人为伍，是肯定无疑的。
我这个人迟钝得很，并没有从这几次组画中提高政治敏感性，终于在三年后又惹出了麻烦。那是在东大楼快要盖好的时候，为了把新大楼厅堂、房间布置得高雅些，需要数量很大的高质量绘画。那时画家比较好请，有的是被大批判“批”回了家，有的是“困”在学习班里无事可干。著名画家李苦禅、黄永玉、黄胄、阿老等都先后被邀来北京饭店。技法精湛，风格各异的绘画，从他们手下不断地创作出来。
当时社会上刮起了反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回潮风，这批在北京饭店作画的著名画家，引起“反回潮”者的注意。他们首先对1972年由古元、陶一清、黄润华为北京饭店创作的《红日照延安》大画发难，使我们想到新画的这批画的审查问题，有些美术家也不放心，便出主意找国务院文化组的美术组的人来看。美术组很快派了一个人来，把画成的画翻了一遍。
不久，美术组来借饭店的新画，说要在美术馆搞展览。我当时一点警觉性也没有，爽快地答应下来，没有想到他们耍鬼把戏。他们把画拿去后，色彩鲜艳的花鸟画不用，人物画不用，专挑一些墨色浓重的山水画，说是诬蔑社会主义的中国，都是穷山恶水，暗淡无光；还把黄胄题为《任重道远》的沙漠骆驼画，说成是影射现在的中国人民仍然苦难深重；把宗其香画的三只老虎，说成是三虎为彪，是歌颂已经摔死的林彪的；把黄永玉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说成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他们把这些画挂在美术馆西厅，加上很长的前言，发动和组织人们去观看和批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这样做，不只是针对画家的，还是针对支持北京饭店工作的周总理的。这股风刮了一阵子便悄无声息了。据说毛主席说了话。毛主席说中国的泼墨山水就是这么画的嘛。
东大楼为何少盖了两层
北京饭店自建国以来一直是国事、外事的重要活动场所。饭店所有的建筑都是1954年以前的，在规模上还不如京西宾馆，我觉得实在有改造的必要。 1972年5月份，周总理到饭店来理发，我抓住机会，向他提出了拆掉北京饭店的老楼和它东边北洋时代的铁道部旧楼，建造一座新大楼的建议。我汇报说：“饭店利用铁道部楼房改为对外餐厅一事北京市委定不下来。万里同志说与其花一百多万改造旧的，不如多花点钱盖个新的。建造北京饭店西楼才花了三百多万元。”我接着试探着说：“万里同志说的也有道理，现在外国人越来越多了，不如把这幢楼和北京饭店老楼拆了盖幢新楼。”总理沉思了一下说：“你找些内行人研究研究，我支持一下就是了。”
我喜出望外，立刻把总理同我的谈话，以简报形式向市委作了反映。市领导作为一件大事马上行动起来。分管城建工作的万里同志找我了解了一下情况，迅即召集规划局、建筑设计院研究，组织了包括张博、戴念慈在内的一批著名设计专家进行设计工作。万里同志在建国初期担任过建设部部长，1958年指挥了工程浩大的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天安门广场的建造工程。他在建筑界有很高威望，有丰富的组织建设经验，由他挂帅领导这一工程的实施，是再好不过了。
大楼开始的设计是按照北京市过去的整体规划进行的，即天安门以东的建筑不能太高，高的建筑应放在东单路口以东。因此，最初的设计先定为9层，后改为 13层。建筑家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案，效果图画了二十几个。后来李先念副总理觉得设计矮了。他说：“三环路以内的空地不多了，北京市今后房屋的建设，要向空中发展。”根据他这个指示精神，又重新进行设计。新的设计是地下3层，地上19层。并按百分之一的比例做了一个大楼的模型，放在饭店里，供中央领导同志观看、提意见。记得邓小平同志从江西回到北京不久，也在饭店看了这个模型。
设计定型后，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出面向中央写出建造北京饭店新大楼的报告。对这个报告，周总理看的很仔细。他用的是点阅法，每个标点他都重新点一下，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不时拉出箭头，一一做出明确指示，最后写上拟同意，并点名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其他中央领导也都一一画了圈。
11月，批复件回到了北京市。新大楼的工程，也就随之展开了。
接受施工任务的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实行立体交叉作业，采用昼夜三班倒的施工方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大楼盖起来。到1973年11月，已盖出地面16层，来年春季完工已成定局。
正是这个时候，一个事前没有想到的问题发生了。说北京饭店盖得太高了，看到中南海游泳池了，毛主席住地不安全了。在那年头，事事都往路线上拉，这涉及伟大领袖的事，非同小可啊！
周总理是个一切从大局着想的人，为了不使楼层高低问题生出事情来，抱病亲自来工地视察。在一个寒风嗖嗖的上午，他登上施工的最高层，拿着望远镜向中南海方向眺望。北京饭店距中南海有
大楼于1974年夏季盖好了。在开业前的一个月，这座楼里热闹非凡。一拨一拨的参观者从这里进进出出，国家领导人董必武、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先后来到这里。
只是为它操心费力的周总理却没有能来，因为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加重了。直到1975年5月他才有机会出现在饭店的东大楼。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在17楼阳台上眺望北京市容良久。
摘自：《炎黄春秋》2002年第1期
（原标题：在北京饭店一隅感受历史脉搏）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宋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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