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天饥饿的北京：遍地空货架

我刚从四川、云南、贵州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北京市萧条的市面使我大吃一惊。

食品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不，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货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标签“非卖品”！这，大概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市容。令人看了，白咽一口口水。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蔬菜也少得可怜，限量供应。我的爱人老赵在保定工作，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家中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十天供应两斤菜。食堂里，也只有一点素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荤菜，还要凭票供应。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削减了。全报社只有陈柏生和我两人，原来定量二十四斤，此时增加到二十六斤半，体现了党的政策。原来副食品吃得多，一个月二十四斤口粮还吃不完。现在虽增加了两斤半，但每顿饭我都要仔细地按定量吃了。早餐二两，午晚餐各三两。只因油水少，不到开饭时间，就饥肠辘辘了。我估计，男同志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粮，一定比我更加困难。

同志间彼此不大敢互相串门请吃饭了。没有菜，如何招待客人﹖只有这点口粮，光吃饭也招待不起。记得在北京的交大同学一次相约在一位同学家相会。大家不约而同地带了粮票和菜票，交给主人买菜做饭。

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原来当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较优厚。他们一回国刚好遇到经济严重困难，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适应不了。我的一位亲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８年回国后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一年，得了严重的肝炎和浮肿。我去看他，他的腹部已腹水鼓起老高。这种病急需营养，可是，任凭你有多少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任何营养食品。他的爱人对我流泪，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北京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干部得浮肿病的数以万计，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关注。

在这样的严峻时刻，陈云同志想出应急之计：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白糖、面粉，在国内城市市场上供应一些“高价点心和糖果”，开放一些“高价饭馆”，农村和小城镇则开放一些自由市场。这样既能使营养不良的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国家也可以回笼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