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的来龙去脉

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代表党中央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他在同天津资本家座谈时，曾说过“剥削有功”的话。这曾是高岗用来散布流言；猛烈攻击刘少奇的一发重型炮弹。党内不少同志也曾认为这句话是少奇说“走了火”，“不够妥当”。

但是，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刘少奇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党中央领导人，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解说这个道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

为弄清历史的是非曲直，话还得从头说起。

进城后的当务之急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党中央当即对接管平、津的工作作了部署。决定由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任市长。毛泽东指示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统归华北局负责，并着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先赴北平，担负先遣任务。薄一波回忆说，他赴北平前曾专门到中央请示。毛泽东特别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向薄谈得较多的是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这些重要思想，都写进了嗣后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诀议。

中国共产党虽然成立于中国现代工业的中心城市上海，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业无产阶级，但它终究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其成员又多出身于农民小生产者。长期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不能不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这些思想观点和做法，在进入城市以后，自觉不自觉地被带到城市工作中来。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收复山西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曾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时，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时，仍发生乱拿东西的现象。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发展到抢私人的财物，还鼓动城市贫民去拿，以至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再就是，进城以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城市抢购。河北的邯郸、河南的焦作、山西的运城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更为普遍的是，分不清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把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搬到城市，造成对民族工商业的破坏。因此，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专门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批注，严肃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吏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凡此种种说明，取得城市以后，能否严格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切实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乃是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事业的关键，也是共产党进入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