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另类走向：地方自治，湘人治湘（六）

在民十一年2月，就曾有孙中山照会湖南方面，欲借道北伐的事情，被赵恒惕以刚刚通过的省宪法抵挡了回去。孙中山只得绕开这只拦路虎，准备转经江西入鄂，但又被也坚持要走联省自治路线的陈炯明以财务拮据为由，拖住了后腿。孙中山曾与陈炯明当面争执，陈炯明力陈应先定广东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进而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然后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的主张。孙中山与这个死硬的"联治派"话不投机，终至彻底反目兵戎相见，5、6月间广州成为战场，陈炯明叛孙，炮轰总统府，却不久败走。赵恒惕与陈炯明之间是时有信使往还的，对于湖南的自治及制宪，陈炯明也是极力赞成并且十分羡慕的。待到孙陈交恶局势逆转，赵恒惕心知不妙。而战火终于烧进湖南境内，却是起于赵恒惕与谭延闿之间的矛盾。谭离湘后，对湖南的制宪过程仍十分关注，而赵也一直在表面上对谭尊为老长官，显得恭谨有礼。可就在省议员的改选和正式省长的选举上，谭赵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各县的贿选成风，无庸讳言是被赵派所主导操纵，谭派受到压制，进而在省长选举中使同为候选人的谭延闿败在赵恒惕手下，二人间便渐成水火之势了。谭延闿也就是这个时候投入孙中山阵营的，他还在孙陈交恶时遣说客回湘，动员赵恒惕抄击陈炯明的后路，当然被赵坚拒，于是谭乃运动湘西蔡巨酋、陈渠珍部叛离赵恒惕，转投广州政府。

赵恒惕派兵讨伐蔡、陈二部，自此挑起了湘军内部的战争。湘军中颇有一批原不属于赵派的将领，貌似中立出面调停，其实在助蔡抗赵，意图迎谭返湘。赵手下的一批实力派团长，在唐生智的率领下，联名通电宣布誓死"护宪"，社会各团体也成立了省宪维持会，并发动大游行，要求驱蔡护宪，拒谭入湘。赵恒惕觉得民心可用，向群众发表公开演说，称省宪为保障湖南利益之公器，有破坏者即为公敌，决以武力驱除之云云。这不啻对谭延闿发出了讨伐令。谭延闿则干脆由韶关率借来的两营滇军入湘，直抵湖南腹地衡阳，宣布就任孙中山委任的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并打出了"省宪修正事务所"的招牌，与省会长沙的赵恒惕湖南自治政府分庭抗礼。赵恒惕痛心疾首，发表通电斥责曰："……夫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之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久为国人所共喻。纵令省宪有未尽完善之处，不难依合法程序，提案修正。今以一纸电文破弃之，而复出于首倡制宪之湘人，此诚吾湘之大不幸事也。"乃成立护宪军总指挥部，决心与出尔反尔的谭延闿血战到底。

谭延闿凭自己在湘多年积累下的人脉关系，迅速网络了大批湘军将领与部队，分三路进逼长沙。赵恒惕也调兵遣将以应敌，摆开了厮杀的架式。谭军先败退耒阳，继而赵军一部哗变，使谭军张辉瓒部得以围困长沙。两军以省会为战场，拉锯战持续半月之久，长沙毁于双方炮火之民房不计其数。湖南人本欲以自治拒客军入境，用省宪保护自己不卷入内战漩涡，却不料反因省宪问题陷于本省军队的殊死战争之中。此时吴佩孚的北洋军占据着湘北的岳阳和常德，不断要求赵恒惕放弃湖南自治，接受北京政府任命，然后北洋军可加入赵军一方打击谭军。赵恒惕虽在万分危急的关头，倒也知道一旦公开借助北军，就失去了湖南省宪的法理依据，所以一再婉拒，弄得吴佩孚大发雷霆却无可奈何。就在此时，陈炯明叛军再围广州，孙中山急令谭延闿回援，这才解了长沙之围。湖南"护宪"战争达三月之久，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尚在其次，真正受到致命打击的则是原来对省宪的上下一致的信仰。谭派、赵派从此分道扬镳，泾渭分明。特别是一部分谭派的军人，因此产生了投向广州方面以北伐完成统一的想法，使湖南自治不但受到强大的外力压迫，更有了来自内部的武力威胁。而赵恒惕虽然一再拒绝吴佩孚介入湖南内部的战争，但仍然难以避免北军趁护宪战争之机插足湘境，除了湘北的门户岳阳、常德早已落入北军之手外，更有一部北军深入湖南腹地，占据了衡阳。这样一来，赵恒惕无异于在北洋军监管之下苟延残喘，一举一动都只能仰吴佩孚之鼻息了。

果然，吴佩孚在民十三年（1924）以开战相威胁，逼迫赵恒惕放弃自治以北附，省宪再度陷于朝不保夕的境地。章太炎等在上海发出通电，劝告湖南省议会及社会各界，当竭尽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湖南省宪法，激起了湖南人再度护宪的高昂情绪。请愿、示威、省内报刊发表文章，不一而足，使赵恒惕也有了坚持交涉的更大信心。吴佩孚眼见民心不可欺，与赵恒惕反复谈判后作出让步，但一定要湖南方面对原有省宪做出相当的修改，才能得以继续保留。实际上吴佩孚之所以坚持要废除、或者起码要修改湖南省宪法，是因为这时北京政府正是由直系掌权，曹锟贿选当上了大总统，吴佩孚一定要维持一种全国政令统一的形象，当然就容不得湖南自行其是了。经过一番挣扎与争吵，湖南完成了"修宪"，使原来的立法、司法等自治权力大大缩小了，相互制约的省长与省务院制也取消了，更接近于省长独裁了。而就在湖南修宪的过程当中，北京政变发生，冯玉祥囚禁了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联合奉系张作霖，重新抬出了段"执政"段祺瑞，全国形势又为之一变。赵恒惕解除了肘腋之患吴佩孚的威胁，却修出了一个更利于自己独断专行的省宪，实在是一时的意外之喜。

自治也好，省宪也好，具属"文治"范畴，问题是在当时的中国实力派无不崇尚"武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打得赢谁说了算，要不怎么叫军阀混战呢。赵恒惕打"护宪"战争，对手下大将唐生智倚重颇多，所以战后为了防范广州革命势力北上入湘，就将唐的湘军第四师驻扎在湘南郴州、零陵一带。而唐利用了湘南二十余县财赋充裕的优势，急剧扩张了自己的军力，竟在短期内使第四师的规模超过了其他三师的总和！赵恒惕明知是养虎遗患，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坐视唐生智扩军。唐实力渐强后，自然产生取赵自代的念头。可修宪时取消了原来省长不得连选连任的规定，为赵恒惕连任扫清了法理障碍，却对唐生智的政治野心是一大打击。于是唐生智与赵恒惕的矛盾又渐趋公开化了。赵恒惕对付唐生智的办法是裁军，以节省军费为号召，要铸剑为犁发展经济，不可谓不冠冕堂皇。可这只能加速唐生智反叛的步伐，他于民十五年（1926）春天发难，起兵进逼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