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另类走向：地方自治，湘人治湘

争先恐后的湖南人

说湖南人什么事都要争个先，这话不假。以鼓吹洪宪帝制为后人诟病的杨度杨皙子，在清末留学日本时，原也是个激进的革命分子，曾作《湖南少年歌》抒怀咏志，其中最为人知的几句是："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救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真个是湖南人倔骡子精神的最佳写照。而时过境迁，皙子先生挺身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却又是不遗余力，毫不爱惜自己的羽毛，管他世人如何说三道四，我自一条道走到黑。至于他后来秘密加入共产党，垂暮之年再次否定自己的一生所为，则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这些不用多说，因为此文不是为了评说杨度其人其事，只是以杨皙子为例，引出民国初年湖南人的一段往事。

此事恐怕今日之湖南人知者不多，却的的确确是八十余年前湖南领先中国其他省区的一桩大事呢。那便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闹得全国沸沸扬扬的湖南省自治宪法，就是要由湖南人自己对自己省内的事务说了算，而且还有一部省宪法作为法理依据，管你什么北洋政府、广州护法军政府，都不能再随便插手进来。咦？那岂不成了"独立王国"了？不错，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润之毫不隐晦这一点，他甚至还给起了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他在《湖南建设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那其实还是因外省人张敬尧督湘以来，将湖南祸害得天怒人怨，他一旦被驱除，湖南人觉得再也不能让外人左右自己的命运了，这样一种强烈情绪的表达而已。

毛润之认为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才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毛润之这种惊世骇俗的见解，在当时正代表着一股强劲的思潮，那就是自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来，一直暗流涌动，时而风行各省，时而遭打压而式微的"联省自治"运动。

此时正当民国九年（1920年），湖南乃至全中国正处于又一个十字路口，是各省由自治而联合，走自下而上和平统一之路，还是沿袭自古以来大一统的观念，由强者以武力削平群雄，重建真正集权的中央政权以号令全国，人人都在期盼，各省都在揣测，看谁敢率先打破僵局，而且是怎样来打破这僵局。果然，敢实干的又是湖南人！刚刚赶走张敬尧重掌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闿，7月22日向全国发出了"祃电"，宣布湖南自治了，今后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了，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了，还要制订省宪法了！

谭延闿说，这就叫做"湘人治湘"。

联省自治的由来

要说清联省自治这回事，还得回头看看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

辛亥革命起自武昌起义，新军暴动，手里握着几条枪杆，可力量既称不上强大，组织更谈不上严密，何以声势越来越大，最后逼得朝廷不得不下诏退位？都说是袁世凯乘机要挟，吓唬住了头发长见识短的隆裕太后，才得以冒了这肇建共和之名，窃取了大总统的宝座。但究其实是各省督抚见风使舵，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了朝廷，才造成不可逆转的分崩离析之势，令朝廷徒叹奈何，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乖乖下台。各省督抚原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为什么在危难之时不力挺主子，却要落井下石呢？除了不愿作殉葬品谋自保权位的私心之外，受制于地方势力的挟制当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其实在慈禧太后所做出的最后一次欲挽救清王朝的努力中，实已种下了各省在事急时自行其是的祸根，那就是以立宪为目的设立的各省谘议局，其中为首领的均为地方名流耆宿，而不是按清朝立国以来一直对封疆大吏实行的回避本籍原则。未发生动乱时，谘议局议长不过是个摆设，实权完全掌握在外籍的督抚之手，但一旦出现辛亥年那样的政治危机，朝廷的权威尽失，" 王纲解纽"，外籍督抚驾驭地方无所凭依，不借重本地名流聚集的谘议局，又当何如？而本地人自然以置身事外各保桑梓之地为第一选择，那也就由不得督抚独断专行了。换句话说，一旦皇上的指挥不灵了，地方大员的执政合法性就不再出自皇权，而是要转而看地方势力的眼色行事了。这种时候，只要不是伯夷叔齐那样的死硬派，宣布独立就是唯一识时务的明智之举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也可以把辛亥革命看作是对中央集权的否定。那么合乎逻辑的发展前景就应该是地方分权了？事情却远不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