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历史不忍细看》编著:文欢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授权网易,请勿转载
导读:
王国维在1927年的自杀扑朔迷离,“殉清”说一直占据主流。然而,就在王国维自杀的同一年,梁启超也对这个世界几乎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在家书里一再言及“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绝望的理由,则是“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 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 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
王国维
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
作者:黄波
王国维之死,曾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解读者众,以至有人还专门编了一本《王国维之死》的专著,但迄今也没有一个以足够的证据和雄辩的推理作支撑,让所有关心、讨论这一事件的人都心悦诚服的看法。不过,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转换年头,蔡仲德先生连续写了4篇文章,论定王国维之死是为了“殉清”,他说:“ 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可谓言之成理,却无法说明王国维为何经此‘数十年’(指中国文化之消沉沦丧已数十年)不死而到1927年才死?又为何遗书有‘再辱’之语?唯有‘殉清’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殉清说”并不新鲜,罗继祖教授(罗振玉之孙)主编的那本《王国维之死》,在罗列诸家之说时,就曾以“编者按”的形式,对这些解读逐一批驳,而申明己论:王国维之死系“殉清”。不过,相形之下,蔡仲德先生的4篇文章显得更为有力更有声势,所以,蔡文一出,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议论遽然消歇,仿佛这个“中国文化史的世纪之谜”已经被解开,王国维铁定是为“殉清”而死无疑了。
细读蔡先生的4篇大作,个人觉得,其有力处在于用反证的形式,指出了“殉清说 ”以外的各种论点之难以自圆其说处,但是对自己的论点,却并未提出非常有力的论据。所以,“殉清说”恐怕也很难经得住和蔡先生文章类似的追问:如果王国维之死确是为了殉清,他为什么不在清王朝覆亡之日死?如果是因为在1927年自感复辟无望才绝望自杀,那么1924年,冯玉祥发动兵变,逼清室出宫,当此之际王国维的这种绝望应该是最深的,那时他为什么不自杀?……
应该承认,王国维与清室有着某种精神维系,他的死也肯定与清室有关,但把“殉清 ”认定为“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实在难以服人。很难想象,一个对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史烂熟于心,而又曾接受西方哲学美学洗礼的人,会对一个他眼中的又一轮历史循环寄寓生命之重。
考究这么多年来关于王国维之死的争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几乎都局限于就王国维论王国维,其他的旁证却被忽略了,而由于王国维本人留下的资料不足征,众说纷纭就毫不足怪了。我们为什么不考察一下在王国维自杀前后的背景里,和王国维相似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变化呢?近读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收录了1927年梁启超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多封,家书中既有对时局的分析,更有心境的流露。梁启超和王国维同属于一代知识分子,在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梁启超的这几封直陈心境的家书,也许对我们了解包括王国维在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无助益吧。
下面引用梁启超家书中的原文(括弧内为梁氏自加),不下是非对错之判断。
1927年 1月2日,“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1月18日,“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
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