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三校长之忧:学生嚣张跋扈

原题：校长之忧——兼听五四“杂音”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先生独家供稿，请勿转载。

严复(任北大校长期1912年2月-1912年10月)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

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1930年12月-1945年9月)

广义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重新定义、评价，不是笔者能力所及。本文说的五四，是中国外交受挫后爆发的旷日持久的学潮。当时，从喧闹兴奋的大街和广场，从罢课的校园和平静的书房，从报馆和东交民巷的密室，从伺机而动的闲居政客的寓所，传来的声音非常杂多。然而历史的进程却用电子合成法把各种异质话语处理成单一的正声。这无助于我们理解纷繁的历史真相，无助于敏锐的政治辨识力的养成。本文略谈几位北大校长五四后发出的忧虑之声，然后带出一两个让人压抑的话题。

（一）

学潮大概是与20世纪一同来到中国的新生事物。1902年秋，上海南洋公学学生要求总办辞退教习，挟制未成，全体退学。这恐怕就是最早的学潮之一，从此公立学堂学生与校方作对，罢学退学，一时成为风气。1902年11月，蔡元培和中国教育会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就是为了让部分南洋公学退学学生有学可上。蔡元培第二年“不愿多问社事”，离职而去，在他后来的教育生涯上，有很多学潮在等候他。

郭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有一些关于当时学潮的有趣记载。作者曾是“学生小领袖”，出了风头后颇有点飘飘然，学起抽烟喝酒来。辛亥革命前几个月，成都的中学生又为“请愿国会”举行罢课，郭沫若长于自剖，拒绝为参加罢课的心理冠以爱国的名号：“平常学生罢课，除极少数是热心运动之外，大多数是趁趁热闹，乐得天天都是星期。所以重要的动机与其说是热诚，宁肯说是偷懒。” “偷懒”没出息，“热心运动”未见得就是夸奖。

五四那天北京学生上街后闹出轰轰烈烈的事来，有的涉嫌犯法被警方拘留。5月7日，被捕学生经蔡元培率领的校长保释，凯旋归校。此时蔡元培已萌生去意，他在5月9日悄然南下。当时学生意气正盛，即使是一校之长也不敢犯他们的逆鳞。蔡元培在一则奇怪的辞职启事上用“杀君马者道旁儿”之类隐晦的古文来曲折表达自己对学潮的忧虑。

蔡元培的辞职经常被说成是被迫的，不然的话他就好像是战场上的逃兵了。所谓“军阀政府决定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 一说，其实是想用正声来捂住杂音。一年前即1918年5月，北大学生到总统府抗议签订中日军事协定，蔡元培劝阻无效，自责“平日既疏于训育，临时又拙于肆应”，愤而辞职。后来他在教育部和学生的恳请下留任。这一先例足以说明，赵家楼起火之后，他想离开北大的心情必然更加迫切。

经政府和北大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挽留，蔡元培答应复出，条件是学生必须整饬纪律，不再参加校外集会。他肯定学生唤醒民众的功绩，不敢怠慢，但是他勉励学生尽瘁学术，并希求早日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1920年5月，他又发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再次强调罢课造成的损失，此时他说的话与郭沫若非常相近：“况且有了罢课的话柄，就有懒得用工的学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运动的目的，就是不罢课的时候除了若干真好学的学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能安心用工。”这句话粗看与郭沫若所说相近，细品一下我们发现，蔡元培没有把“热心运动”和“偷懒”完全分别开来：运动家可能恰恰就是“懒得用工的学生”。偷懒的人有了“话柄”，非但罢课心安，还神气活现。至于“话柄”是什么，慈蔼的校长不便说出。

那年夏天，从7月22日到9月12日，蒋梦麟作为蔡元培的个人代表暂管校务。这位教育学家几次代理蔡元培主持校政，他正式担任北大校长时间之长，也是无人能及的。或许正是这一原因，他说到学生的骄矜自喜，极不客气。蒋梦麟的《西湖》作于二战后期，他把北大五四后那段时期称作“扰攘不安的岁月”，并婉叹“旧日安宁的精神彻底死了”。从他笔下我们知道，蔡元培与胡适早就料到，学生五四逞威成功，将陶醉于自己的胜利。蒋梦麟写道，学生滥用权力，绝无责任感可言：

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

与这班学生老爷相处，还需要很多非关学术的本领。有一次，北大评议会决定收取讲义费，大批学生涌进办公室，要追究有关老师的责任。面对这批闹事者，蔡元培大怒，他卷起袖子，挥舞老拳，喊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站出来与我决斗！”蒋梦麟如此描写当时的场景：“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变成正义之狮了。”学生慑于校长的震怒，未敢使出对付章宗祥的手段。但他们最终还是胜利者。校方就同五四时的政府一样，委曲退让。教务处答应“延期收费”，而延期就等于无限期。这次对抗发生于1922年。1928年8月，蔡元培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提议，“青年运动现今不宜继续。”

蒋梦麟所说的学生嚣张拔扈的原因，往往未被充分认识。他们都是统治阶级的子女，家里有政府要员和社会闻人，政府有何办法？至于学生喜欢攻击的目标，蒋梦麟概括很精妙：政府无法解决或者未能圆满解决的国际问题。“因此他们常常获得国人的同情；他们的力量也就在此。”这句话的褒贬，不大听得出来。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陆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