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丹死亡行军：日军残酷虐杀四万美军战俘

《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本书为世界知识出版社授权网易历史频道发布。

名词解释：

巴丹死亡行军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惨案。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后，日本陆军也开始进军菲律宾，并与美国及菲律宾的联合守军交战，其中位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的美菲守军与日军激战达4个月，最后因缺乏支援与接济，于1942年4月9日向日军投降，而因此开始了“巴丹死亡行军”。

美菲联军投降后，投降人数约有78,000人，这78,000人成为日军的战俘后，遭日军强索财物，并押解到62英哩（约100公里）外的战俘营，路程以徒步行军为主，但整个行军过程除了初期给予少许的食物外(根据幸存者表示，仅给一次高尔夫球大小的米饭)，一路上不许战俘再有任何饮食，凡是企图找寻饮水与食物者，即被日军以刺刀或开枪处决，同时也驱赶、阻止当地的菲律宾人给予战俘食物与水，即便有若干侥幸者躲过日军眼线而偷喝到几口河水，也因河水已严重遭受污染(河中漂浮着尸体以及绿色泡沫、且气温达华氏100度)，最后引发严重的腹泻、呕吐而死。

如此，经过强行不吃不喝的赶路行军，最后虽抵达目标营地，但沿路上因饥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饥饿无济才选择投降)及遭日军刺死、枪杀者达15,000人之多。

附带一提的是，并非抵达战俘营后就摆脱了死亡，由于日军也在营地内虐待战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劳务、刻意让其挨饿等，如此在抵达营地的两个月内又死去了约26,000人。

英文版序言

列斯特·坦尼，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个聪明的芝加哥青年，敏感地意识到大战即将来临。为了兑现对美国的神圣的义务，他决定作为一名志愿兵参战，而不是等待征调。因此他放弃了已经小有起色的事业，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伊利诺斯州的梅伍德地区的国民警卫队，1940年10月，被分配到第192坦克营B连。他为这支部队旋即走上战场，而感到兴奋。他准备在服役期满后，进入大学读书，或者继续干老本行。

美国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转向战争轨道。1940年11月，坦尼的部队被编入美国联邦军队作战序列，一年之后被运送到菲律宾。日军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之后。当时坦尼的部队驻扎在克拉克空军基地附近。次日早晨5：30分，坦尼在睡梦中被突然叫醒，“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抬头看，它们又来了。”克拉克机场遭受突袭，菲律宾美军进入战争状态。

坦尼所在的B连，参加了吕宋岛西岸林加延湾战斗，阻击日军大部队推进。这场规模不大的阻击战，是二战美军的首次坦克战。他们坚守阵线，阻滞日军向巴丹半岛推进，奋战到爱德华·P·金将军下令向日军投降的那一刻。坦尼被俘后，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巴丹死亡行军，辗转于菲律宾的多个战俘营，随后又被送到日本大牟田煤矿做战俘奴工。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残酷监禁解除之后，只有八分之一的美军战俘活着回到故乡。坦尼目睹了美国用原子弹轰炸长崎腾起的蘑菇云，他很幸运，因为他所在的战俘营离长崎只有30英里。原子弹救了坦尼的性命，正是原子弹对日本成的巨大打击，让他再被日军折磨致死之前，获得了自由。

我一直在想坦尼是怎样挺过这个三年零八个月的。越战时期，我曾经两次前往越南北部作战，很不幸地两次被俘，九死一生的经历，现在仍然萦绕在我心头。不过我想我的经历和坦尼在日军战俘营当中的经历没有可比性，因为他的自尊长久地遭受着无情的践踏，而且消息闭塞的他也不知道苦难会在哪一刻终结。我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够细细地品味，人性在逆境中的伟大。坦尼无疑是勇敢的，他诚实地记录了苦难，没有自欺欺人，也没有故意夸张。他在炼狱中恪守着原则，在求生的同时贯穿着良知。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在生不如死的环境当中凭借自己的胆略和智慧，艰难地挣扎求生。杀戮和虐待，让他参透生死，从而豁达睿智。他敏锐地观察，发掘那些可以信任的朋友，发现战俘当中的左中右，认识到谁可以开玩笑，谁不能开玩笑。

列斯特和我都曾经被亚洲国家的军队俘虏过，我们都没有获得国际法规定的战俘应该享有的待遇。令人愤慨的是，沦为北越战俘的美国军人，成为了美国政府与越共政权讨价还价的筹码，成为了宣传工具。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美军战俘经过了长期的监禁才获得了解放，很多战俘长眠在异国他乡。而丧心病狂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没有投鼠忌器的打算，美国战俘成为他们的消遣对象，可以随时随地殴打虐杀。日军从不谴责，肆无忌惮地杀戮虚弱的或者倒地的美军战俘的行为，他们甚至赞扬这种暴行。狂躁凶残的日本看守，让战俘营中杀机四伏，形形色色的杀戮行为层出不穷。

令人敬佩的是，坦尼在书中并没有流露“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复仇情绪。他在书中多次展现了对加害者的同情。（他曾对我说过，他会将那些伤害、拷打他的日本看守的名字带进坟墓。）不难想象，日军的加害行为暴行带给他永恒的伤害，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面对着战俘营中的苦难。坚韧和豁达，让他不以苦乐为意。日本兵折磨他的时候，他咬牙挺住，从未求饶。久而久之，他习惯了殴打，知道该怎样应付狂暴的日本兵，——为了活命，他尽量在挨打的时候不倒下，尽量护住自己的要害。

坦尼活着走出了战俘营，胳膊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痕，经常要接受各种手术。当他回到芝加哥，作为生命支柱的妻子已经嫁作他人妇。意志坚强、奋斗不止的坦尼还是走出了战争和感情的阴影，最终获得博士，并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担任金融学教授。退休后，他四处奔走，呼吁向日本财阀讨回公道，成为了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在阅读这部书稿的时候，我经常和坦尼产生精神的共鸣，他关于战俘营的描述，不止一次地将我的思绪拉回了北越战俘营。坦尼说：“接近4年的战俘生涯让我的思想臻于成熟，让我形成了今后50年一直奉行的处事哲学。” 我有同感。这是一部凝聚着血泪，彰显着生命力量的佳作，希望读者能从中获得教益。

我很荣幸分享坦尼教授的传奇经历，并为之作序。

美国退役海军中将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 詹姆斯·B·斯托克代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