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百年潮》2009年第2期
1942年初,为支援盟军对日作战,保卫滇缅路,应英国的邀请,中国派出远征军紧急入缅参战。同年4月,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到缅甸战场视察,并作军事部署。当时我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参与了这次视察活动。
蒋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挥全权并作训示
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急需大量物资和外援,于1938年初开始修筑滇缅公路,当年底通车。1939年冬,日军占领南宁,切断中国通往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1940年春,日本又对滇越铁路狂轰滥炸。9月,日本侵入越南,并与泰国签订友好条约,滇越路全面中断。滇缅公路成为当时唯一的一条援华通道。为了保卫缅甸,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英已经在酝酿军事合作。战争爆发以后,丘吉尔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说日本人已经向我们发动攻击,美国和英国都遭到打击,现在我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我们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这标志着中英要从酝酿进入正式的军事合作,结成军事同盟。从中国来讲,当时缅甸是中国唯一的陆上国际出口通道,也可以说是抗战的生命线,必须要保持缅甸的安全。在这个背景下,太平洋战争一爆发,蒋介石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派军队到缅甸去。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发出命令,要组织缅甸会战。12月15日,我随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侯腾入缅,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并任队长,协助英军作战,并从1942年3月起,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首次以盟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的身份飞临缅甸腊戍,筹划缅甸作战。3月12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因为卫立煌没有到任,这一职务暂由杜聿明代任。4月5日,蒋介石夫妇在史迪威的陪同下,再次飞抵腊戍,进行视察。
4月5日,我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缅参谋团长林蔚、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侯腾,在腊戍机场迎接蒋介石、史迪威。时近11时,空中传来飞机轰鸣的响声,仰头瞭望,见4架战机从头顶上空掠过,稍后便是3架银灰色巨型客机分别绕场一周后徐徐降落。机门刚启,侍卫官皮宗敢、王玄飞急急从舷梯上走下来,接着是蒋介石夫妇出现在机舱门前,他俩向机场和地面扫视了一下,便从舷梯上拾级而下。刚一着地,林蔚等便趋前迎候敬礼。这时皮宗敢打开已停在舷梯近旁的车门,等待蒋介石夫妇登车。这时,蒋介石看见我站在一辆车旁,便让侍卫官把我叫去问话,相谈约5分钟后,他们夫妇上车。
4月6日下午,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晋见蒋介石。当晚,缅甸总督多尔曼-史密斯夫妇在眉苗北郊弗拉格斯塔夫大厦总督府内举行宴会,欢迎蒋介石夫妇及各位高级随员,宾主尽欢而散。
次日,远征军将领们(师长、军长和相关将领)齐聚眉苗蒋介石住处,聆听蒋介石训话。他当场宣布:由史迪威将军担任缅甸战场中国军队的总指挥,拥有统帅全权。由罗卓英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是史迪威的执行官。由林蔚担任史迪威的幕僚长,参加作战运筹和决策。由俞飞鹏负责中国远征军的全部后勤补给事宜。由侯腾继续任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专任同英军总司令的联络协调事宜,并须与英方商定:中英两军各自向对方军、师级(英方为师、旅级)互派联络军官,以求协调作战行动。蒋介石随即批准了原来由杜聿明策定,经史迪威、林蔚、罗卓英一致同意的彬文那会战计划,要求集中主力在彬文那与敌决战,并即席训示。他说:“现已侦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正由同古向毛奇方面移动,该敌有可能自毛奇向东枝、雷列姆进出,进而直逼腊戍;中路日军将有五十五师团和十八师团沿铁路向曼德勒进攻;西线的日军三十三师团(甚至有可能另向西线增兵)将沿伊洛瓦底江北上,与其中路日军会师曼德勒,以图包围我军主力于曼德勒以南地区进行决战。参谋团认为英方判断日军将以主力沿西线进攻曼德勒之行动,很有可能。对此,应予严重关注,预为必要之措置。”接着,蒋介石对远征军作出具体的军事部署。他着重指出:此次会战之成败将决定缅甸战役前途之臧否,务须像拿破仑所说那样:“出敌不意以急速行军、风驰电掣般地机动军队来弥补我兵力之不足,适时地向决定性的打击点上(敌之要害部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给予敌人以猝不及防的歼灭性打击;先歼灭对我威胁最大之敌,再歼其余之敌。”在缅甸,不管敌人采取什么行动,其攻击重点指向哪里,你们都应当能够在所需的时间内把兵力迅速而隐秘地集中到决定性的打击点上。这是最最要紧的事,我要求你们谨记之,力行之。他说完后随即话锋一转,要求各部队务须对区内地形、交通通信状况、兵站设施等作周详的考察,尤其是对道路桥梁应加以维修保护,防敌破坏。他还要求参谋团一定要把各地“华侨抗日志愿队”组训好,使其担任防奸防谍和翻译、向导、侦察与救护、运输,以做我军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