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文学之道者,多半要经历一个“诗性写作”的美文化倾向阶段。我的诗性冲动起自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在那一大堆“信是……”的排比里晕头转向,惊艳无已。深可庆幸的是,当一位朋友还隐在市郊出租屋里用单行本摘抄孙氏的长短句时,我在一本书里读到了如下句子:
“在电报线黑色的音乐之上,一群有红鹤的绯红色边像的长长的紫黑云团一动不动地悬在一片扇形的布局中;整个景象如同色彩与形状构成的奇异的欢呼。”
这书是杨青翻译的纳博科夫自传《说吧,记忆》。婉约、精致、如碎钻璀璨的妙喻长句散缀全书,不是诗,却“一切皆在诗的高度之上”。与之相比,“信是焦虑时钟的一根指针。信是心灵创伤的一次快意的复制”云云显得生硬造作,黯然失色。以毒攻毒,唾手可解。孙氏的诗化毒药被纳氏的鹤顶断肠红一灌,顷刻毒性全无,仅止败人胃口而已。
维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年出生于圣彼得堡大海军街。其父是贵族,自由主义政治家,俄国第一届杜马(国会)的立宪民主党议员,1917年二月革命为结束沙皇统治出了大力,并接受临时政府职位。十月革命后全家出亡伦敦。纳博科夫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精通法语和英语,尤其喜爱文学,年纪轻轻即诗才见著,15岁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18岁出版了第二本。此后数十年诗作不辍。这解释了何以他最朴实的散文段落里仍洋溢着浓郁而飘逸的诗意。1919年,靠母亲变卖首饰和奖学金,进入剑桥三一学院修读法文和俄文。后来随全家移居德国柏林。 1922年,在柏林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纳博科夫的父亲为了保护米留科夫,被刺客枪击而死。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欧洲数百万白俄侨民中,出现了一位作家西林。俄罗斯传说,西林(Sirin)是在伊甸园和幼发拉底河附近为圣人唱歌祝喜、使凡人疯狂的天堂鸟,脸和胸脯像女人,与希腊神话的塞壬(siren)很相似。纳博科夫以西林的笔名在父亲主编的俄侨日报《舵》上发表作品,显然有其艺术神秘主义的追求。1926年的长篇处女作《玛申卡》(英译《玛丽》),内容讲述白俄青年军官加宁投宿柏林的流亡者公寓,偶然发现邻居阿尔费洛夫即将前来的的妻子玛申卡,竟是自己的初恋情人。加宁随即被感伤的回忆和故国乡愁所环绕,最后毅然从幻想中抽身,在没见到玛申卡之前悄悄离去。这种哀怨悱恻的青春期浪漫风格与纳博科夫极盛时期的炫技写作大相径庭。此后陆续出版了《贵人,女人,小人》、《防守》、《眼睛》、《光荣》、《黑暗中的笑声》、《斩首的邀请》、《绝望》、《天赋》等八部俄语小说,为他赢得不俗的声名,亦宣告西林脱离浪漫神秘主义,正式融入席卷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这一时期他对卡夫卡颇为推崇,深受苏俄小说家别雷(《彼得堡》的作者)的影响,曾会晤现代派文学之神詹姆斯·乔伊斯,跟苏联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散步,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一辈俄国作家、同为流亡者的蒲宁交往,还巡回柏林、布拉格、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等地举行公开朗诵会。蒲宁对他的赞誉是:“这个家伙拿着一支枪,把老一代人全干掉了,包括我自己。”
1937年,纳粹政权肆虐德国。纳博科夫因妻子是犹太人,不得已携妇将雏避祸巴黎。失去了俄侨聚居的柏林,也就是失去俄语读者群。翌年,纳博科夫开始从俄语母语写作转向法语或英语写作的正式尝试。但是纳粹的铁蹄下,不可能有安静的书桌。希特勒的装甲部队蹂躏了马其诺防线,巴黎陷落。纳博科夫有先见之明,战事之前再次流亡,这次乘船远赴美国。人到中年,一切从头开始,本来十分困难,所幸结识了美国大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威尔逊对俄罗斯“不可思议的民族,不可思议的文学”崇敬已极,颇赏识纳博科夫的才华,并加以提携。1941年,纳博科夫出版了第一部用英语写作的长篇小说《塞巴斯提安 ·奈特的真实生活》,既象征西林时代结束、纳博科夫时代开始,也意味着他从边缘现代主义作家向后现代主义的突变。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是流亡作家塞·奈特之弟,与兄长暌违多年,因觉得兄长前秘书古德曼所撰的传记歪曲事实,便决意通过追索记忆、走访友朋、披阅兄长手稿等各种方法还原真实的作家,穷尽努力始终难以如愿,却获得了“我就是塞巴斯蒂安·奈特”的宗教式感悟。这部小说调用了多种繁复技法,如对传记文学的戏仿,反讽,细节化写作,并探讨了作品与文学评论的紧张关系,最重要的是它提出了解构—重构真实的文学价值观。19世纪伟大作家们强调的客观真实被刻意模糊、混淆、取消了,客观真实不复存在,讲述者就是真实。一种多元、多视角的文学真实价值观和不确定性美学被开启了,在未来形成了所谓后现代思潮,代替了现代主义,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文艺主流,迄今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