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朱元璋的超级人头订单

《新历史》特约供稿，请勿转载

一个理想中的静态的小农社会，是绝对不能容许存在贪污腐败的。朱元璋一生，不屈不挠地与贪污作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却每次都是孤身冒进，又孤身而退，功亏一篑。在他整个的反贪生涯中，规模庞大的郭桓案，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朱元璋的道德制高点，看到了他的愤慨与暴怒，但最终，我们没有看到他的理智。

郭桓案真相：暴怒背后理性的缺失

作者：张恒涛

一份超级人头订单

对刽子手这份职业而言，洪武年间是一段难得的黄金时光。他们唯一的客户朱元璋先生手里掌握着太多等待咔嚓的人头，动不动就签上两张数万人头的订单。那些年里，刽子手们身价百倍，从业人员数量也直线上升。

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先生豪气干云，一口气就签下一张两万多人头的大订单（此后十多年里，这份订单又不断得到追加，最终超过三万）。刽子手们本以为这已经是最后的纪录，孰料不到五年时间，朱先生又卷土重来，而且豪气不减当年。

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具体的人头订单有多大，恐怕连朱先生自己都不甚清楚。史书里说得很吓人，“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这讲的是百姓；官员们更倒霉，牵连全国十二个布政司，注意，当时全国就这么几个布政司。朱元璋先生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准备把大明朝的官员们一网打尽。

据朱元璋先生自己在《大诰》里面所说，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郭桓的主要罪状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是朱元璋最早的根据地，也就是“红色老区”。由于老区人民长期“无私支援”朱元璋的军队南征北战，为了回报这份恩德，朱元璋决定免除这些地方所有民田的夏税秋粮，官田则减半征收。但是，到了征税的时候，这些州县几十万官田的夏税秋粮，竟无一粒收缴上仓，全部被郭桓等人勾结地方官员，私自瓜分了。

第二条，户部本该收浙西地区的秋粮450万石，郭桓却只收了60万石粮食和80万锭银钞。这些银钞可以抵200万石粮食。剩下的190多万石粮食，就被郭桓伙同当地的官员私分了。

第三条，以郭桓为首的贪官污吏在征收皇粮国税时，巧立名目，扰民害民，收取的费用五花八门，多如牛毛，比如：车脚钱、水脚钱、口食钱、库子（即仓库保管员）钱、蒲篓钱、竹篓钱、沿江神佛钱——什么叫沿江神佛钱？其实就是在运输官粮的时候需要求神拜佛，以保佑官粮押运平安的钱。

第四条，郭桓等人收受应天等地富户徐添庆等人的贿赂，私自免除他们的马草（战马所需的草料），将负担转嫁给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百姓。

第五条，也是最恶劣的，他们还搞纳粮入水、纳豆入水的勾当——每年都有一些奸诈的大户，伙同仓库官在豆、粮中拌水，以增加斤两。每间仓库容量不下一万余石，往往只因为一户刁民搀水，结果就导致官粮经湿热一蒸而全仓坏掉。这种恶劣的行径，简直令人发指！

郭桓等人几年之内连贪污带盗卖再加上掺水毁掉的官粮，总共给大明朝造成了2400万石粮食的损失，而这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结果，出身贫民的朱元璋先生震怒了，他立即成立了以国家检察院副院长（右审刑）吴庸为组长的郭桓案专案组。

统统地都该死

郭桓等主犯们的脑袋自然是保不住了，同时，对他们同党的追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朱元璋先生决定采取铁血措施。

很明显，朱元璋认为：把官员们拉出来排成一排，用机枪扫射可能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之鱼。在这个想法支配之下，为了保证除恶务尽，他超时代地采用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先进理念。

严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发现，几乎所有六部的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犯。其中包括文化部部长（礼部尚书）赵瑁，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王惠迪，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王志，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部级高官显贵，下面的臭鱼烂虾小喽啰更是数不胜数。

古语云“法不责众”。但朱元璋先生不信这一套，他下令：该杀的都得杀！

此案过后，中央各部，每个部里都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扫厕所的清洁工，部长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这种场景，在中国历史上绝对的空前绝后。

中央的官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最先倒在了来势迅猛的肃贪飓风之下，地方官员当然最终也难以逃脱朱元璋先生亲手编织的既不疏，更不会漏的超优质渔网。朱元璋要求以赃款贿银为线一路严查下去，一直追查到最初的行贿者。最终的结果令人震惊，大明朝竟有十二个省政府的官员涉入郭桓案——顺便说一下，当时大明朝总共只有十来个省级行政区。

朱元璋先生的愤怒可想而知。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在郭桓案中，从六部各个副部长往下，到地方各级官吏，牵涉此案而死者，达数万人之多。……全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破产了。

人头订单下到这种程度，显然受冤枉的不在少数。当时就有人跟朱元璋说这个事情，但朱元璋完全不以为然。

他说，各个衙门祸害百姓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对老百姓多一点恻隐之心，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如果能够拒绝在横征暴敛的公文上签字；能够阻止贪官们的行为；或者用密奏把事情告诉我……他们如果这样做了，我还不分轻重一视同仁地惩处他们，那我确实是在枉杀无辜。可是，每次贪官们横征暴敛时，他们都没有任何阻止的行动，这样不作为，把他们和贪污犯一起治罪，还有啥冤枉可喊的！

行政不作为，本身就等同于犯罪。朱元璋先生的逻辑很前卫，你不能说他不对；但也不完全对，因为朱先生处罚行政不作为的方式很极端，是杀头。

一个潦草的收场

杀了那么多官员，几乎把全国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都给整破产了，郭桓案横扫了整个明代社会。尽管朱元璋先生打着维护老百姓利益的金字招牌，可这个案子确确实实损害了他的统治基础，大大地伤了全国知识阶层们的心。虽然不敢说朱元璋的不是，但对告发此案的御史，和审理此案的审判官们，知识分子们却群情汹涌，议论鼎沸。

朱元璋发现人头订单开得太大的后果有些不太对头，于是赶紧出来收拾残局。

第一步就是下手诏列举郭桓等人的罪状。这其实是朱元璋在强行给案件定性，最高领袖定了性，下面的人就不敢再乱嚼嘴皮子。

郭桓案确实存在贪污，但若说金额巨大到可以地抵得上国家一年的收入，规模巨大到牵涉全国部级以下所有官员，牵涉全国所有“中产阶级”，那绝对是不可能的。郭桓只是户部的一个副部长，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刚刚增设了锦衣卫的背景下，竟敢贪污如此巨额的国家收入，本身就很让人匪夷所思；朱元璋的特务网络遍及全国，许多官员白天贪污，晚上就被揭发，郭桓却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私吞几个省的公粮，这也不正常；更何况朱元璋自废除丞相之后，大事小事都事必躬亲，成百上千万石的粮食没有按期入库，难道朱元璋自己竟会没发现，还需要等着御史来揭发？

再者，从来这种贪污大案，参与的人是越少越好，如此既能保证安全，也能确保收益集中。郭桓贪污国家的公粮，却居然放肆无忌地和礼部、刑部、兵部、吏部、工部各个部门一起分工合作，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所以，这绝对是一桩经不起深究的案件。虽非冤案，但其中必有许多朱元璋不希望被抖露出来的内幕。

故而朱元璋赶紧下达手令，及时宣布了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终审定性。他说，按照算起来，郭桓等人总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我现在追赃，只要求追出来700万就算了。追700万，有中产阶级破产，你们就这样议论纷纷，真要认真起来，我其实还该追赃2400万呢。

不过，话虽然说得激昂，但朱元璋终归觉得一定程度的妥协还是必要的。所以他又做了第二步处理：进一步扩充自己那份巨大的人头订单。

这次进入订单的，是负责审理此案的一批审判官们。

负责此案的国家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吴庸，于是就成了最后一个因郭桓案被杀的官员，而且死得极惨，是磔刑——所谓“磔”，就是把肉一片片地割下来。吴庸先生的名字取得不好，他其实很有用，连死都极为有用，朱元璋可以用它来平息众怒。

办完了这两件事，朱元璋随即下旨，大赦天下，宣布郭桓案就此结束，以后不再追究。

其实没有收场

朱元璋觉得事情结束了。但事情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在郭桓案中，龙江卫的几个仓官，因为参与盗卖官仓里的粮食，被处以墨面、文身之刑。就是在他们脸上、身上刺上耻辱的印记，挑断脚筋、割去膝盖后，仍旧留在仓库里看管粮食。然而，还不到半年，一个进士到仓库里去放粮，早晨发出200根放粮的筹码，到晚上竟然收到203根。进士责问之下，发觉是上次受了刑的仓官康名远不思悔改，私自偷出放粮的筹码，转卖给几个同样受过刑的小仓官，用来盗支官仓里的粮食。

朱元璋听说了这个事情后极为感慨，他说：“朕以为那些挑脚筋、挖膝盖的刑罚已经够残酷了，享受过个中滋味的人应当永远引以为戒。哪里想得到，康名远这帮人，尽管肢体已经残破，命也只剩下半条，却仍然作恶不止，还在私自盗卖我的官粮！”

朱元璋先生自己也纳了闷了，他说，这等凶恶顽固之徒，“果将何法以治之乎？”我究竟该用什么刑罚来惩治他们呢？

当然，这一类的问题，朱先生最后终归要归结到官吏们、百姓们的思想觉悟太低这个结论上去。作为一个性格刚强、自信力极强的人，朱先生平生极少怀疑问题的根源其实在自己身上。

但羊毛出在羊身上，问题确实出在朱元璋自己身上。

对于做官不要贪污，朱元璋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经常对那些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官员们唠叨：“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像是守着井底之泉。井虽不满，可却能每天汲水，长久不断。若是四处搜刮百姓，你就是手段再高明，也难免东窗事发。一旦事发，你就要受牢狱之灾。这时候，你的那些赃款又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时候，你想用钱，能拿到手吗？你都家破人亡了，赃物都成别人的了！”这段话被记录在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系列丛书里，后来被好事的史学家们美其名曰“守井哲学”。

“守井哲学”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这口井的流量必须足够大，再怎么着，也得能够保证守在井边的人不至于渴死才行。

朱元璋先生的“井”，说实在话，流量小得有点离谱。例如：按照朱元璋制定的工资标准，一位县太爷每年的年薪是90石大米，平均到现在，大约每个月也有2000-3000块钱的样子。朱元璋是不承认一切官场潜规则的，他觉得这个工资水平，县太爷一家吃喝，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县太爷到地方上去做事——那年头不比现在，县太爷不光是县长、县委书记那么简单，同时他还是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县财政局长，县税务局长，县工商局长……这么多事情要找人做，少不了要打点下面的小吏们，不打点，谁会卖力给你做事呢？县太爷还得聘请跟班、聘请师爷等等，这些开支国家都不报销，都得从县太爷的工资里扣；此外，上级路过，逢年过节什么的，招待、送礼都是少不了的，少了就没法在官场混，这些也都得从县太爷的工资里扣。

这样一路算下来，两、三千块钱的月工资，等同于让县太爷去喝西北风。

此外，还有一笔重要的“损耗”没算进来。当时朝廷发的都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不是大米，就是布匹，甚至还有胡椒，偶尔才发银子。官员们的工资多少，是用大米来衡量的，所以这所有的东西，都要折算成大米。朝廷就经常在折算率上跟下面的官员们玩猫腻。《典故记闻》里有记载：户部曾将市价不过三四钱银子一匹的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当时的市场上，至少可以卖20两银子。这就等于是说，如果拿布匹当工资发给县太爷，一位县太爷每年只能领到3匹粗布。这样的粗布拿到市场上只能换2石大米，县太爷全家这一年，就只能出去挖野菜，就着野菜喝稀粥。

朱元璋总是不断抱怨，官员们今天早上上任，晚上就开始贪污。他杀了一批又一批，结果还是没能阻止官吏们贪污，是因为官吏们没法不贪污。

当然，不贪污，严格遵循朱元璋先生“守井哲学”过日子的人也有，海瑞就是一个。不过海瑞守着这口要枯不枯的旱井，自己渴得皮包骨头，还连带着渴死了自己两个儿子。

封面策划小贴士之一：

栽赃在朱元璋头上的那些文字狱

作者：谌旭彬

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里曾提及朱元璋大兴文字狱，总疑心文字中有讥讽自己的内容，所以屡屡“以文字疑误杀人”。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杭州教授徐一夔之死。《朱元璋传》里说，杭州教授徐一夔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样几句话，朱元璋读了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骂我是秃子；‘则’的读音与贼相近，骂我做过贼！”徐一夔因此就被杀了。

吴晗先生这段描述，出自明代人徐祯卿的《翥胜野闻》，徐祯卿生于1479年，死于1511年，距朱元璋时代约莫百余年。徐祯卿喜欢搜罗奇闻野史，同时代的人对他的历史功底很不以为然。乾隆年间的大史学家赵翼，在自己的名作《廿二史札记》中专门开辟专栏谈论朱元璋的文字狱，其中就原文照录了徐祯卿这段徐一夔被误杀的故事。赵翼是当时史学界的泰山北斗，徐一夔的故事，自然也就广为流传，成了信史。

事实呢？事实则不然。

其实早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人考证出了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享年八十余岁，并非死于什么“朱元璋的文字狱”。学者们在校对徐一夔的著作《始丰稿》时说：“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其中即有权代者，表不列名，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翥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其非大谬哉。”

海外著名史学家陈学霖教授则通过进一步考证，用徐一夔自己的著作证明了他至少死于建文帝即位之后。证据之一就是：徐一夔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里面说到这位“齐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说，这个“齐公”生于1267年，死于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当然不可能死在齐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于建文元年之后。

如此，徐一夔死于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谬论，也就不攻自破。

关于朱元璋因猜疑文字而杀人，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例子。说的是一个叫做来复的和尚，为了巴结皇帝，写了一首谢恩诗，里面有“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这样两个词句。朱元璋大为生气，认为“殊”字拆开来就是“歹朱”，分明是在骂自己；“无德颂陶唐”，明摆着是讽刺我没有德行。于是就把和尚给杀了。

赵翼《廿二史札记》里也记载了这个故事。但真相是什么呢？来复和尚其实是因为频繁往来于胡府，而最终死于胡惟庸案，并不是什么文字狱。对此，钱谦益早有考证，他不屑地说道：“见心‘应制诗’，载在《皇明雅颂》，初无触怒之事……俗语流传，可为一笑也”——“见心是来复和尚的字。

《朱元璋传》里还提到一个叫做蒋景高的象山县教谕，说他“以表笺误被逮赴京师斩于市”，也是因为写的词句不合朱元璋的心意，而被杀掉了。真实情况同样不然。《象山县志》里载有《蒋氏谱》，里面记载得很清楚，蒋景高生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而卒于洪武九年（1376）官任，并未遭遇表笺之祸而被斩。

明清两代野史笔记中有很多关于朱元璋因疑心文字讥讽自己而兴狱的记载，但这些记载中的主角生平可考者，如上述诸人，基本上都不是死于朱元璋的文字狱，要么寿终正寝，要么牵连其他大案如胡党、蓝党等而下狱。当然，朱元璋大兴文字狱这件事未必没有，但可考证的几个典型案例却并非文字狱的结果，而是泼在朱元璋头上的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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