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朱元璋的超级人头订单（二）

一个潦草的收场

杀了那么多官员，几乎把全国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都给整破产了，郭桓案横扫了整个明代社会。尽管朱元璋先生打着维护老百姓利益的金字招牌，可这个案子确确实实损害了他的统治基础，大大地伤了全国知识阶层们的心。虽然不敢说朱元璋的不是，但对告发此案的御史，和审理此案的审判官们，知识分子们却群情汹涌，议论鼎沸。

朱元璋发现人头订单开得太大的后果有些不太对头，于是赶紧出来收拾残局。

第一步就是下手诏列举郭桓等人的罪状。这其实是朱元璋在强行给案件定性，最高领袖定了性，下面的人就不敢再乱嚼嘴皮子。

郭桓案确实存在贪污，但若说金额巨大到可以地抵得上国家一年的收入，规模巨大到牵涉全国部级以下所有官员，牵涉全国所有“中产阶级”，那绝对是不可能的。郭桓只是户部的一个副部长，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刚刚增设了锦衣卫的背景下，竟敢贪污如此巨额的国家收入，本身就很让人匪夷所思；朱元璋的特务网络遍及全国，许多官员白天贪污，晚上就被揭发，郭桓却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私吞几个省的公粮，这也不正常；更何况朱元璋自废除丞相之后，大事小事都事必躬亲，成百上千万石的粮食没有按期入库，难道朱元璋自己竟会没发现，还需要等着御史来揭发？

再者，从来这种贪污大案，参与的人是越少越好，如此既能保证安全，也能确保收益集中。郭桓贪污国家的公粮，却居然放肆无忌地和礼部、刑部、兵部、吏部、工部各个部门一起分工合作，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所以，这绝对是一桩经不起深究的案件。虽非冤案，但其中必有许多朱元璋不希望被抖露出来的内幕。

故而朱元璋赶紧下达手令，及时宣布了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终审定性。他说，按照算起来，郭桓等人总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我现在追赃，只要求追出来700万就算了。追700万，有中产阶级破产，你们就这样议论纷纷，真要认真起来，我其实还该追赃2400万呢。

不过，话虽然说得激昂，但朱元璋终归觉得一定程度的妥协还是必要的。所以他又做了第二步处理：进一步扩充自己那份巨大的人头订单。

这次进入订单的，是负责审理此案的一批审判官们。

负责此案的国家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吴庸，于是就成了最后一个因郭桓案被杀的官员，而且死得极惨，是磔刑——所谓“磔”，就是把肉一片片地割下来。吴庸先生的名字取得不好，他其实很有用，连死都极为有用，朱元璋可以用它来平息众怒。

办完了这两件事，朱元璋随即下旨，大赦天下，宣布郭桓案就此结束，以后不再追究。

其实没有收场

朱元璋觉得事情结束了。但事情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在郭桓案中，龙江卫的几个仓官，因为参与盗卖官仓里的粮食，被处以墨面、文身之刑。就是在他们脸上、身上刺上耻辱的印记，挑断脚筋、割去膝盖后，仍旧留在仓库里看管粮食。然而，还不到半年，一个进士到仓库里去放粮，早晨发出200根放粮的筹码，到晚上竟然收到203根。进士责问之下，发觉是上次受了刑的仓官康名远不思悔改，私自偷出放粮的筹码，转卖给几个同样受过刑的小仓官，用来盗支官仓里的粮食。

朱元璋听说了这个事情后极为感慨，他说：“朕以为那些挑脚筋、挖膝盖的刑罚已经够残酷了，享受过个中滋味的人应当永远引以为戒。哪里想得到，康名远这帮人，尽管肢体已经残破，命也只剩下半条，却仍然作恶不止，还在私自盗卖我的官粮！”

朱元璋先生自己也纳了闷了，他说，这等凶恶顽固之徒，“果将何法以治之乎？”我究竟该用什么刑罚来惩治他们呢？

当然，这一类的问题，朱先生最后终归要归结到官吏们、百姓们的思想觉悟太低这个结论上去。作为一个性格刚强、自信力极强的人，朱先生平生极少怀疑问题的根源其实在自己身上。

但羊毛出在羊身上，问题确实出在朱元璋自己身上。

对于做官不要贪污，朱元璋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经常对那些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官员们唠叨：“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像是守着井底之泉。井虽不满，可却能每天汲水，长久不断。若是四处搜刮百姓，你就是手段再高明，也难免东窗事发。一旦事发，你就要受牢狱之灾。这时候，你的那些赃款又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时候，你想用钱，能拿到手吗？你都家破人亡了，赃物都成别人的了！”这段话被记录在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系列丛书里，后来被好事的史学家们美其名曰“守井哲学”。

“守井哲学”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这口井的流量必须足够大，再怎么着，也得能够保证守在井边的人不至于渴死才行。

朱元璋先生的“井”，说实在话，流量小得有点离谱。例如：按照朱元璋制定的工资标准，一位县太爷每年的年薪是90石大米，平均到现在，大约每个月也有2000-3000块钱的样子。朱元璋是不承认一切官场潜规则的，他觉得这个工资水平，县太爷一家吃喝，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县太爷到地方上去做事——那年头不比现在，县太爷不光是县长、县委书记那么简单，同时他还是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县财政局长，县税务局长，县工商局长……这么多事情要找人做，少不了要打点下面的小吏们，不打点，谁会卖力给你做事呢？县太爷还得聘请跟班、聘请师爷等等，这些开支国家都不报销，都得从县太爷的工资里扣；此外，上级路过，逢年过节什么的，招待、送礼都是少不了的，少了就没法在官场混，这些也都得从县太爷的工资里扣。

这样一路算下来，两、三千块钱的月工资，等同于让县太爷去喝西北风。

此外，还有一笔重要的“损耗”没算进来。当时朝廷发的都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不是大米，就是布匹，甚至还有胡椒，偶尔才发银子。官员们的工资多少，是用大米来衡量的，所以这所有的东西，都要折算成大米。朝廷就经常在折算率上跟下面的官员们玩猫腻。《典故记闻》里有记载：户部曾将市价不过三四钱银子一匹的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当时的市场上，至少可以卖20两银子。这就等于是说，如果拿布匹当工资发给县太爷，一位县太爷每年只能领到3匹粗布。这样的粗布拿到市场上只能换2石大米，县太爷全家这一年，就只能出去挖野菜，就着野菜喝稀粥。

朱元璋总是不断抱怨，官员们今天早上上任，晚上就开始贪污。他杀了一批又一批，结果还是没能阻止官吏们贪污，是因为官吏们没法不贪污。

当然，不贪污，严格遵循朱元璋先生“守井哲学”过日子的人也有，海瑞就是一个。不过海瑞守着这口要枯不枯的旱井，自己渴得皮包骨头，还连带着渴死了自己两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