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按标准做农民的下场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在许多日常细节里,朱元璋都为他的农民考虑得相当周到。《大诰续编三》里,朱元璋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地对各级官吏们说:“各司府州县,遇到有什么公务要差遣农民,官吏不许下乡扰民,只允许拿差牌到农民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农民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捉来之后,必须询问他为什么没来,我担心这些农民可能只有夫妻二人,为了生计而出门劳作,或有急事不在家中,如果是这样,就不是我的农民的罪过;如果对他们加罪,实是你们在虐待我的农民。”
基于这种“感情”,在朱元璋看来,不想做大明朝的农民的,也绝对不是大明朝的良民。
皇帝在“红宝书”里给全国人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洪武十九年,福建沙田县的几个不愿务农的百姓,以一个叫罗辅的人为首,一共十三个人,可能是想合作干点别的什么营生,聚在一起商量说:“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务农恐怕会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如此变成残废,不务农也就没罪了。”大家齐声说好。结果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奸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族诛各家的成年男丁,妇女小孩则一律流放。末了,皇帝痛心疾首地说道:“你们不遵教化,自残父母赐给的身体,是不孝;诽谤朝廷法度严苛,是不忠。将你们这些不忠不孝之人全家诛杀,朕也实在是迫不得已!”
不想做农民的,不是好百姓;不响应最高领袖的号召,不按标准做农民的,也不是好百姓。
镇江当地有个大贪官韦栋,伙同当地的一些小贪官和社会游民,祸害镇江地方已有多年。镇江的百姓没有按照“红宝书”指示的精神,去捉拿贪官韦栋,反而听任他在镇江无法无天,直到这个贪官被朱元璋亲自发现。朱元璋在诏书里说:这些百姓不执行我的指示,没有把韦栋抓起来送往京城,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处罚,罚款之外,还要把他们赶去搬石头砌城。皇帝语重心长地劝诫其他百姓:“他们有的家产被我罚得精光,直至家破人亡;没去搬石头的就被我处死。百姓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啊!与其这样获罪,何不依照我《大诰》里的指示,把恶吏抓起来送到京城来呢?既可以受到奖赏,还可以在本地获得一个良民的美名。你们只要依朕的话去做,太平世界马上就会到来了。”(《大诰续编》)
没做成朱元璋的农民
和陈寿六这样的成功者比起来,那些积极响应最高领袖号召过了头,打着“朱元璋的农民”的旗帜,最后却被朱元璋砍了头的农民,在数量上要多出许多。
在《大诰三编》里,朱元璋亲口对帝国所有百姓讲述了许多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二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却被金方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被勒索了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继续诬陷潘俊二是祸害百姓的豪强,大摇大摆地将其绑到京城。
乌程县百姓余仁三,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三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三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豪民”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金方和余仁三的运气不太好,不知道怎么着,他们的伎俩被朱元璋给识破了(这可能跟朱元璋早年的磨砺有关,在这些方面他经验比较丰富),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也是在《大诰三编》里,来自嘉定县的另一个案例要更加意味深长一些。
嘉定县百姓沈显二,和自己的邻居周官二一起,把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走到苏州阊门,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五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二收下15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钗银镯后,当场就把顾匡给放了。
顾匡回家之后,思前想后,胆战心惊,害怕事情终究会败露,最后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去京城自首,这样也许可以逃过一劫。曹贵五得到消息,心中思量:“我是劝和人,必然会有连累”,于是决定与顾匡一同去自首,周官二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
四个人当中,沈显二最后得知消息。听说三人已经出发,沈显二星夜追赶,终于在淳化镇赶上三人。沈显二提出一同去自首,顾、周、曹三人却设计把他绑起来,决定把他当作害民豪强押往京城。
事情还没完。四个人进了京城,押解害民豪强的报告刚刚递送上去,沈显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设计逃跑了。主管上访事务的通政司让他们把“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周、曹二人私下计议,无奈之余,只得又将真正的“害民豪强”顾匡给绑了起来。
通政司接到的上访报告里,顾匡是良民,现在却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强”,所以官员们审问周、曹二人:“顾匡是和你们一起抓沈显二的人,你们怎么又把他抓起来了?”周官二回答说:“顾匡本来是我们最早捉拿的人,沈显二受贿把他放了。我等害怕事情败露,一同赴京自首。没想到沈显二随后也追了上来,我等遂将他当作骗人财物的奸民捆绑了来,而把之前的事情隐瞒掉了。如今沈显二跑掉了,我们只好又把顾匡绑了来。”
朱元璋说,这几个人说话,一会儿一套,实在是太奸诈了,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的诡计,干脆全部枭首示众。
我爱的农民不爱我
朱元璋忽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啼笑皆非的境地。在《大诰续编三》里,他终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老百姓真是太奸诈顽固、难以治理了!(“民有奸顽难治者如此!”)
他说:“过去那些地方基层官吏,动不动就借口公事,下乡扰民索贿,老百姓被他们残害至极,却惧于官威,没地方申诉,也不敢申诉。为官者理应为百姓服务,有冤伸冤,有枉理枉,如今那些不法官吏,却大肆虐害我的良民。所以前面编写的两本《大诰》,严禁官吏们下乡,也不准司法部门派人下乡直接抓人,有公务需要老百姓配合的,只准发放差牌去召唤;三发差牌,还没有来,才准许派人去捉拿。”
可是结果呢?
最高领袖太失望了:“顽民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不服从差牌召唤,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居然多达二百五十一户,类似的事情,司法部门已经向我反映过许多次了。还有那个刁民刘以能,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公务员绑起来,当做‘害民豪强’押解到了京城。”
文件里,皇帝苦口婆心地对百姓们说:“百姓们,我站在你们那边,但你们也要懂得自爱。今后凡是我的良民,只要接到差牌,不要问究竟是什么事情,只需要赶紧前往衙门。如果到了衙门,发现是官吏们故意刁难、残害你们,那时候再到京城上访,我必然给你们一个公道。唉,为了打击官吏们的贪婪,却滋长了顽民刁民的气焰;如果一味打击顽民刁民,又为官吏们的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呜呼!是其难治也。”——唉,治理天下可真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