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像
一
首先是一个旧时代的暮春的拂晓。两团灰白影子－－一辆载人马车与一辆载满书籍及文稿的马车，前后仓皇疾驶于古老北京长安街两畔宫烟沈沈的御柳之间。由于当时天色尚未大亮，试图描绘马上骑者的面容与神色显然是困难的，但从不带家眷仆从，且无朋好相送，行迹慌张，仓促出京这些特征来推断，说此人身遇急难或大祸临头恐怕也不为过。事实上后来的文史专家对于这一点也都一直有着这样的共识。考虑到这个细节在本文中的特殊意义，记住它的发生时间也就十分必要。好在这个日子－－乙亥岁四月二十三日－－被准确记录在出逃者后来陆续写于旅途的一些诗稿里。当然，这里用的是旧历。如用在道光年间已相当流行的德国人汤若望为崇祯特制的西历来完整表述，那么公元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就是我们这里要讲述的这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的开始。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换上一个角度，即纯粹从叙事及情节的完整性来考虑，这一天又恰好可以看作是这个故事的结束。
一个同样衣冠不整，神态惊惶的年轻官员吴虹生在距都门七里外的凉亭里等他。作为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与同僚，同时也是京师里大大有名的一个悲歌慷慨之士，此时却表现得审慎而忧形于色。匆匆说过几句话以后，彼此满饮三杯，洒泪而别。当然很少有人知道，杯中满斟者其实系茶非酒。这也正是吴甘愿冒着天大风险赶来相送的更为内在的原因。规劝抑或责备，或者这两层的意思都有吧！对于这位多次因酒醉狂言最终引来杀身之祸的生平知己，吴为安排这个非同寻常的场面可以说费煞一番苦心。他再次警告他酒是非戒不可了，同时也指望自己精心设计的相送细节能对他今后的生活多少起到一点警戒与提醒的作用。
当天傍晚时分骑马人已到达南北必经的通衢大县固安。斜阳残照、衰柳暮鸦之间，他庸倚马身朝北京城里最后望了一眼，然后眼噙热泪，猛勒缰绳。森严而显赫的帝都在沉沉暮霭中犹如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旧梦。他知道，在马首缓缓转动的那一瞬间，他的功名，他的事业，他的爱，他的花，他政治的狂剑与他情欲的怨箫，都将在他身体内被永久埋葬。另外，他的现实身份也将从一个昔日倚才傲物、名动公卿的狂士，迅速转化为一个怯懦的爱情的逃亡者。他为自己命运的乖戾感到悲哀。尽管他对自己做下的一切毫不后悔。
此后两年他一直在江南的大小城市里东藏西躲－－当然是在造谒名山，寻访耆旧的良好借口之下，行踪诡秘、谨慎，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在僧舍与孔庙度过的。而在公众场合，他又刻意作出醇酒美人、放荡形骸的浪子形象，并和一个名叫灵箫的风月女子打得火热。他仿佛一直在掩饰什么，又仿佛总想要表白什么。他象一只白昼的蝙蝠在权势与谗言的强光里惊惶地飞行。但他的求生意识与佛忏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他自己。公元一八四一年，在江苏丹阳的一所书院里，他突然于酒后暴卒。由于随身携带的行囊内藏有一小束枯萎的丁香以及一个闻名京师社交界的贵族美妇的自画小像，从而使他的死成为清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著名疑案之一，史称“丁香花案”。当时英国人强横的大炮的余响尚在长江水面上回旋，而另一种暴力－－来自国家内部的暴力－－却采用同样残忍的不道义的手段，将一个人的肉体与他自由的精神永远分离。
数十年之后，死者的儿子龚孝琪突然在晚清文人曾朴的小说《孽海花》里现身说法，从而撩开了这一引人入胜的历史疑案关键性的一角。虽说小说家言不足为据，但它的主要事实部分却是建立在阮元、王定甫、陈士可、周星诒、罗瘿公、戴文节、冒鹤亭、王半塘等学者名宿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论点还得到了死者生前几乎全部书信、随笔、诗词，包括近百年来陆续发现、刊印的有关当事各方的作品如《天游阁诗》《写春精舍词》《南谷樵唱》等的有力支持。这一切再加上前不久终于浮上水面的久佚的《东海渔歌》全刊本，看来也就成了我为什么敢冒浅薄、妄诞之讥，有恃无恐，在这里象引用史实那样大胆引用这些小说中文字的较为充足理由：
“……有一天，有个老仆送来密缝小布包一个，我老子拆开看时，内有一笺，笺上写着娟秀的行书数行，记得是太清笔迹：‘我曹事已泄，妾将被禁，君速南行，迟则祸及，别矣，幸自爱。’
我老子看了，连夜动身向南。过了几年，倒也平安无事，戒备之心渐渐忘了。不料那年行至丹阳，在县衙里遇见一个宗人府的同事，便是他当年的赌友。那人投他所好，和他摇了两夜的摊，一夜回来，觉得不适，忽想起才喝的酒味非常刺鼻，道声‘不好’，知道中了毒。”
－－《孽海花》第四回
这位骑在马背上担惊受怕、书剑飘零，最后被迫成为一次理想化的爱情殉葬品的不幸者当然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角，也即被柳亚子先生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的清代名士，杭州人龚自珍，我相信大多数读者最初都是从已故政治领袖毛泽东所深爱的“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诗中认识这位天才诗人的。公元一八三九年的逃亡作为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没有为他后来的不幸结局带来什么改变，但对创作而言却形成强大的推动，仿佛情感的煤炭为悲痛的火焰所点燃－－在心灵的矿层下面。结集于该年年底的《乙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作为他个人一生创作的巅峰，同时也是近代文学史上最灿烂瑰丽的珍宝。这部自传性质的诗集虽然借用七言绝句的形式，记录的却是他一生的人事、交游、理想、精神遭际，以及仿佛难以言说又低回不止的苦难与悲痛。它的结构在我看来完全符合构成一部宏伟的交响乐所需要的全部特征，在一组悲怆的管乐撕人心肺的轰鸣之后，你往往可以听到小提琴低缓的、仿佛暗夜流水的那种倾诉。
诗集还用相当篇幅回忆了他一生的爱恨与私情，这又是让他京师的朋友们为之头痛并担忧的事情。以旁观者的身份检讨自己从前的暧昧与放诞，大约是他在这些诗篇中所持的基本立场。虽然象征与隐喻的大量使用造成读者视觉上的扑朔迷离，如他在此前出版的《无著词》《红禅室词》等集中所惯作的那样，但撩去语言的面纱明眼人依然不难窥测到事情的真相。在并非开放时代的十九世纪中叶，应该说还很少有人真的敢这么干。因此，它的问世立刻在某些当事人的家庭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我们可以想像那种因家族荣誉被认为受到玷污而产生的愤怒乃至忌恨。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这些朝野上下迅速传播着的诗篇与他一年后丹阳云松书院的突然暴毙之间可能存在着的某种内在联系。在因仓皇出都而渐归平息的谗言的湖面上，他再次投下巨石。但爱情的吟咏非但不能如他想象那样给心中的秘密情人送去慰藉，相反，它象骤起的大风再度催生了仇恨的火苗。他应该为真实记录自己从前的生活而受到指责吗？当然不是。但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谈论真实却必定要付出某种代价。啊，真实，这是何等奢侈的话题！遗憾的是，道理虽然十分浅显，但几乎一直到死，我们天真的诗人对这一点可能都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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