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辨析
（一）国民政府才是桐工作谈判的赢家
通过对日“和谈”，国府可说达到或部分达到了上述目的。
1，中日双方多次接触后，日本便计划“与重庆政府代表进行停战谈判”【31】。而后为了推进所谓的三巨头会谈，日本又拟在蒲圻、萍乡、监利、湘乡等地局部停战，这些无疑减轻了国民政府在战场上的压力，一定程度地实现了持久战之目的。
2，阻挠并延迟了汪伪政权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日汪关系。“承认昭和15年3月30日成立的汪兆铭的新中央政府，本是日本政府的诺言，但是这项承诺由于桐工作而被拖延了”【32】，这使汪伪集团顿感“前途颇为悲观”，并“不能不怀疑日本之诚意”【33】，也让日汪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3，“和谈”为蒋介石赢得了国际局势好转，改变了孤军作战局面。随着德军1940年在欧洲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日本的扩张胃口被极大地刺激了，在与国民政府 “和谈”的同时，又在策划南进，以“推翻国际秩序，独霸亚洲，驱逐欧美势力”【34】，这就使美国的利益受到挑战，并使美国意识到如中日战争得以解决，日本将会更快实行南进。因此，自1940年起美国便开始对日实行抑制政策，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并对日实行禁运，同时还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这无疑于经济上的对日宣战，改善了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扭转了中国军民孤军作战的局面。
（二）国府回应桐工作能否说明蒋有寻求对日妥协的考虑？
1，经过数年侵华战争的消耗，日本国力已成不堪之势，这一点，连国民党中下层也认识到了。“今年敌人是一个很大的难关，无论在财政经济、社会兵员、内政外交，都到了严重关头。...据雨农（戴笠）说，敌方铃木、今井、和知，天天在香港寻找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可以亲来重庆。我看这不足以信其为真。...陈（布雷）主任亦以为然。”【35】很难想像蒋会认识不到日本国内国际面临的严峻局势。既如此，何以在抗战初期日军占据绝对优势时蒋没有妥协，却反而在日本面临严重困境时去妥协？这与常理相悖。
2，多种资料表明，和谈工作只是日方的一厢情愿，蒋应对“和谈”，不过权宜之计，并非诚心。当时日方部分人员即已认识到“桐工作是陆军寄予最大希望的和平工作。重庆方面则是在蓝衣社首领戴笠的领导下进行的谋略工作。”【36】，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也认为：“重庆的真正意图是进行威力侦察” 【37】。
对蒋颇为熟悉的汪伪集团的周佛海则始终认为在“和谈”一事上，“日方为渝方所戏弄，恐难成功也。”【38】而周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因为“重庆主日本撤兵再讲和”【39】，且周通过询问陈果夫之弟陈肖赐获知“蒋仍坚持抗战”，并推测：“重庆目前恐尚无和意也”【40】。
应该说，蒋对日“和谈”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对日战场的考虑，他曾强调：“和后之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能得到平等之和平”【41】。因此，蒋寻求对日妥协的考虑，不应是“和谈”的主要原因。
（三）“桐工作”因何终止？
1，国府回应日方的桐工作本就是一种虚与委蛇的敷衍手段，这从犹如儿戏般的谈判经过即可看出：
（1），谈判中出现的蒋介石“委任状”及“备忘录”均是伪件。据日方资料记载，谈判中，中方曾展示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中正小印的委任状，其内容为：“ 兹委派陈超霖、宋子杰、章友三代表研究解决中日两国事宜，此令。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二日。蒋中正。印。”又，在讨论板垣、蒋介石长沙会谈时，中方曾出示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备忘录。日方在见到中方出示的“备忘录”后，曾偷拍得“蒋中正”签字，送回南京审查，请周佛海等审查真伪，周在日记中记载“余观所模仿蒋之签名，实不甚像”【42】。
（2），中方参与谈判人员如宋子良与所谓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等都是冒牌货。其中，假冒宋子良的是军统特务曾政忠（化名曾广），假冒章友三的是特务叶遇霖。
对此情况，周佛海说：“余对此事本断定其不成功，因日方由渝方所得文件，均非正确。以余观之，渝方并无诚意与决心，不过虚与委蛇而已。”并哭笑不得地说：“数月对手之真伪尚莫辨，实一笑话也。”【43】
2，蒋断定日美冲突必不可免，且已近在眼前，提高了对日“和谈”要求。
3，由于国府的敷衍，到1940年9月底，日方认为“谈判没有迅速进展的希望”【44】而放弃“和谈”，“桐工作”宣告结束。
至于桐工作的停止是因为共军发动了“百团大战”一说，未免牵强，根本就站不住脚。蒋一直视共军为心腹大患，当中共军队不断发展壮大时，蒋认为“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党作崇为可恨也”【45】。如果说蒋真的想求和，则百团大战更使他感到共党的威胁，会增加对日和谈的积极性才是，怎么反而让他止步？持此说者可能不知道，在桐工作结束后，日外相松冈洋佑又主导了对国民政府和谈的“松冈工作”，并谋求通过德国政府进行斡旋，劝告国民政府实现和平，但重庆方面的回答仍以日方撤兵为和平前提。松冈工作于同年11底也以失败告终。
结语：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斗勇，也有谈判桌上的斗智。就“桐工作”会谈而言，国府始终在与日方虚与委蛇，拖延时间，以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所谓日方的诱降，实属其一厢情愿，说成是日方坚持或部分坚持既得利益的求和，似更为客观。
附：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杨天石先生的《“桐工作”辨析》一文（《历史研究》2005第2期）及李维东、冯春萍《国民政府应对“桐工作”始末》一文（《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2月）。
关于“桐工作”的具体经过，本文从略。
注释：
【1】（日）矢部员治：《近卫文麼》东方1976年版，P606。
【2】（日）武藤章：《军务局长武藤章回想录》东京1981年版，P97。
【3】（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分册P96，中华书局1981年版。
【4】沈予：《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载于《抗日战争研究》 2000年第3期。
【5】《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分册P97，中华书局1981年版。
【6】同上，卷三第一分册P96。
【7】同上，P121。
【8】同上，卷一第一分册P90。
【9】《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分册P107，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陈觉：《国难痛史资料》第1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9月版P35。转引自时广东、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P27。
【11】（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P601。
【12】《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一第一分册P72。
【13】《毛选》合订本P476。
【14】（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P136。
【15】《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分册P1。
【16】同上，P2。
【17】《今井武夫回忆录》，P98。
【18】同上，P108。
【19】《今井武夫回忆录》，P139。
【2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分册P121。
【21】同上，P116。
【22】《今井武夫回忆录》，P139。
【23】《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册，P121。
【24】同上，P97。
【25】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P266。
【26】（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55。
【27】《今井武夫回忆录》，P114。
【28】《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的开幕词》，转引自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P664。
【29】《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779。
【30】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P279、320。
【31】《今井武夫回忆录》，P370。
【32】（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二册，P83-84。
【33】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P255、1940年3月2日，P265、1940年3月19日。
【34】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P144。
【35】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P115、1940年3月2日。
【3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二分册，P83。
【37】同上，卷三第一分册，P119。
【38】《周佛海日记》，P348、1940年9月10日。
【39】同上，P348、9月11日。
【40】同上，P350、9月15日，P353、9月20日。
【41】《蒋介石秘录》，P109。
【42】《周佛海日记》，P327、7月26日。
【43】同上，P347、9月9日，P338、年8月20日。
【44】《今井武夫回忆录》，P178。
【45】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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