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死。
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清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一九九八年病逝于北京。是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钱锺书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文学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钟书（资料图片）
钱钟书批判之一：小聪明还是大智慧？
偶尔翻开9月10日的《北方时讯》，发现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竟仍名列东宇书店畅销书排行榜第二名，不免颇多感慨。我万没想到，在钱先生谢世一年之后，我们对钱先生还没能形成更为理智、更为中肯的认识，以至于在一般读者群中将钱先生看作文化学术的昆仑砥柱乃至文化人生的典范楷模的仍大有人在。这种认识水平在某些关节点上的停滞其实是特别令人痛心的现象，这是由理智的休眠引发的偶像意识，它不但是对“自明”的遮蔽，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不经他人提醒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蒙昧状态，总而言之它是人之认识惰性盟生的幻觉与梦境。今天，我无意妄自尊大企图以一篇文字唤醒这一幻觉与梦境，而只想不惴浅见，钩沉发微，仅以我乡之陋石，聊期他山之璞玉。
说起来倒真的像是一场梦境。十几年前，伴随着中央电视台十集电视连续剧《围城》的面世，钱钟书先生的名字几乎一夜之间便广为人知。一个象钱先生那样的学者竟然在传媒的推动下成了一个知名人士，一时间，钱先生的生涩拗牙的学术札记（如《管锥编》）等）也象畅销小说一样被争相抢购。这恐怕不能不说是钱先生类似于幸运的独到之处吧？！当然，这也算是现代传媒在文化运作上的一个奇迹。别说是钱先生这种坚持以襟怀虚静，淡泊名利作为自己主体形象之定位的学者，即便那种少廉寡耻，公然争名逐利，趋利避害，不吝以风派为自己形象定位的——从学术上讲未必便逊于钱先生太多的学者（在此我就不便直呼其名了）在其最鼎盛时期，其著作也不敢奢望这样的社会反响。
十几年来，我们对钱先生的种种过分的誉美——具体地讲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所谓“钱钟书热”，究其根本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钱先生深通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 “养誉”之道；其二是一个时期以来形成的对钱先生的过高的评价。关于钱先生的善于“养誉”我在后文中将详细剖析，因此在此我只想就对钱先生的过高评价聊做说明。之所以一个时期以来对钱先生形成了过高评价，撇开钱先生“养誉”的作用外，关键在于广泛的读者群没能立足坚定的人本立场还原钱先生的人格境界，因而盲目地将钱先生文本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的机智与学识误解为睿智与博洽。于是机智的小聪明成了睿智的大智慧，平铺的知识点成了贯通的大学问，钱钟书先生也因此成了新时期文化学术的“权威人物”。
诚然，随着前辈巨匠的相继亡故，以及新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我们面临着崭新的文化学术的整合时代，正如费孝通老人十余年前讲到的那样，在这样一个新的学术文化的“战国时代”我们需要“新的孔子”，也就是说我们的新时代呼唤着文化学术的权威人物。而如何界定权威人物，不仅是一个有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人面对历史的态度问题，也是一个坦率诚实的人面对自己的主观时的态度问题。大而广之，它甚至是一个时代如何面对自己的精神，面对自己的良心的问题。面对历史，真正的权威人物之确立应该以宁缺勿滥为原则，应该在时无其人之际虚位以待，而不是为摆脱权威丧失后的真空所产生的心理压力而张冠李戴、所寄非人。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社会学与历史学问题，本文无意也无力在这一方向上做进一步尝试，而只想就我对钱先生其人的一些判断谈谈自己的依据与理由。
康德在1766年4月8日致门德尔松的信中写道：“尽管我对自己思索的许多东西怀有最清晰的信念和极度的满意，却永远没有勇气说出来，但是，我永远不会说出我没有思索过的东西。” 多年来，我一直将这番话铭于座右。虽然，我不敢保证我有勇气说出对钱钟书先生的全部真实看法，但我却可以保证，我所说的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在深思熟虑之后深信不疑的。而且我也要再次重申，我无意妄自尊大企图以一篇文字纠正我自认的长期以来普遍形成的对钱钟书先生的过高评价，而只想不惴浅见，钩沉发微，仅以我乡之陋石，聊期他山之璞玉。
钱钟书批判之二：骑在城墙上的钱钟书先生
“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婚姻也罢，爱情也罢，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电视剧《围城》片头那个浑厚深沉的男声的旁白时，都同时会想到这样一幅画面：城里城外，人声熙攘，往来冲突，钱钟书先生面带商人一样狡黠的笑容，将两只手抄在袖中悠然自得地骑在城墙上，眼见芸芸众生为愿望所苦，他既不象佛陀一样为众生指点迷津，也不象耶稣那样为生民舍身赎难，更不象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那样甚至不惜亲身卷入是非矛盾中以便明确参与自己的主观，他只是象特尔西特斯一样不断制造各种轻佻刻薄的调侃。不幸的是，特尔西特斯的轻佻刻薄遭到了俄底修斯的痛打，而钱先生的轻佻刻薄却被人当成机智诙谐而倍受推崇……每每想到这些，我心中都会隐隐作痛，为《围城》，为《围城》中的人物，也为读《围城》——特别是读过《围城》之后对钱先生的“机智诙谐”大为心折的人们。
那么，钱钟书先生何以在我的印象中竟抄着双手骑到了城墙上呢？因为从初读《围城》之时起我就感觉到他的“无情”。所谓“无情”是指他吝于对书中的任何人物倾注感情，从未直接体现出对书中人物的设身处地的理解力来，而只是以各种小巧刁钻的智力游戏一样的比喻玩味着书中所有人物的尴尬境遇与坎坷遭际。就是在方鸿渐被唐晓芙赶出门后在雨中呆立之际，钱先生也没有倾注自己的感情设身处地地把握一下他的一号主人公的主观，而是用“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这一并不很恰当但却足够刻薄的比喻试图刻画方鸿渐失恋的落魄形态，请注意，钱先生在其主人公面临人生之一大失意与挫折之际着意落墨的是形态而不是心理。如果是在论文中，钱先生这样处理我们或可名之曰具备科学精神——就想我们一向以来对《管锥编》等的评价那样，但在创作中，我想至少我们没有充分理由认为钱先生这样处理绝不是对人物之挖掘与塑造上不够深入的浅尝辄止吧？
诚然，比喻作为一种特别生动鲜明的修辞方法是经常被人运用的，但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一部小说的创作中是否合适却是值得商榷的。比喻的运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被说明对象要有足够的距离，以便能充分地观察与把握被说明对象可以与其他事物相比较的特征，也就是说只有作者将自身主观从被说明对象中充分疏离出来之后才可以特别恰当地运用比喻。因此在一部小说中频繁地运用比喻手法——尤其是在塑造与把握人物的关键处运用比喻手法，作者必须时时与书中情节人物保持充分的距离，而如果要做到与城内外的人同时保持充分的距离，钱先生最理想的位置恐怕就是骑在城墙上吧？
最令人费解的是，十几年前《围城》伴着电视剧刚刚“火”起来的时候，竟然就有人特别冲动地称《围城》为“当代的《红楼梦》”，这实在是无从说起。《红楼梦》惊人的艺术感染力更主要的是得益于曹雪芹对书中每一个人物倾注的真情实感，而绝非仅仅得自曹雪芹的才华，因为仅就才华而论，曹雪芹恐怕未必一定强过袁枚、纪昀等人。据脂砚斋讲，曹雪芹是“哭成此书”的，并且“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自己也开宗明义地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此中味。”曹雪芹就是这样以一个痴人的身份呕心沥血地创作着的，历史地看，恐怕也只有曹雪芹那样的痴人才能写出《红楼梦》那样的哭成之书，相比之下，钱先生冷漠的调侃中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到痴，相反倒是随处透着聪明。因而如果一定要将钱先生与曹雪芹放到一起，我们恐怕也会不无遗憾地发现：其“聪明”可及，但其痴不可及。
我所以强调钱先生的创作中透着“聪明”，是因为那并不是智慧，所谓“智慧”，意指佛经中“般若”的汉意，故而与聪明相比，智慧有着更充分的人文内涵，也就是说智慧要求人对事物除了寄予科学的考察之外的更多的以情怀为依托的关注，绝非通常理解的各种小巧精致的思路。钱先生创作中的“无情”注定了他只有聪明却无法企及智慧，钱先生的精巧比喻缺乏智慧者应有的博大敦厚、谦冲仁恕的情怀，恰恰相反，倒是经常显得尖酸刻薄、轻佻恶毒，比如将鲍小姐对方鸿渐的冷淡说成“ 日子久了，肉会变味”就相当恶毒，严格说来，这一比喻比鲍小姐其人的行为更下作，它特别充分地体现了钱先生对自己作品中人物的“无情”。我们恐怕也不能将钱先生的这类刻薄看成所谓的“公心讽世”，因为真正的“公心讽世”应该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而不应该似钱先生这般坦率地刻薄。当然，我们也无从想象一个没有情怀的人怎样拥有一颗“公心”，因为一个没有情怀的人，不可能具备任何超越小我的建设性的方向。
十几年来，钱先生在文本中表现出的这种骑在城墙上的疏离感恐怕被很多人理解成了钱先生的韵致超然。但是尽管钱先生的很多具体表现都很能动地与韵致超然相契合，在这一点上却令人遗憾地是个意外，就此我们倒可以在钱先生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中找到启示，钱先生曾说过自己的《宋诗选注》就象是“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在凳子间隙坐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下坠趋势，和漂移轻盈的超然是扯不上什么关系的。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特别不愉快的事实：钱先生是骑在城墙上完成他的最走红的作品《围城》的，而这种骑墙行为似乎也很难附会上太多积极方面的含义的。
钱钟书年轻时的照片
钱钟书批判之三：脱“围”而出的钱钟书先生
尽管钱先生是骑在城墙上完成他的最走红的作品《围城》的，但是也恰恰因为钱先生的创作是骑在城墙上完成的，所以钱先生个人的具像才得以屡屡在人声熙攘、欲望迭起的围城中脱“围”而出，最终给读者留下了甚至比《围城》本书更深的印象。相信每个读者读过《围城》之后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吧？至少我认识的许多人在十几年前初读《围城》时即对钱先生的句法、思路、立意等——一言以蔽之即钱先生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一切才能——交口推崇，倍感心折，但对钱先生的作品与作品中的人物的提及却甚是寥寥。一个作者竟然赢得了比其作品中人物更广泛的知名度，在小说史上，这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但却应该算是极其不正常的现象吧！？
为了说明作者的知名度大于作品中人物的知名度在小说史上是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妨以人们普遍认为很成功甚至可名之为伟大的小说作品《红楼梦》为例说明之。（在此我之所以又一次提到《红楼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前不久还有人坚持在报上将《围城》说成“当代的《红楼梦》”从而客观上遮蔽了二者的很多本质上的区别）《红楼梦》在这一点上与《围城》迥然不同。试想，我们平时偶尔想到《红楼梦》时，难道不是首先想到在阅读中属于直接信息的贾宝玉、林黛玉这样一些书中人物吗？除了专业的“红学家”外，难道我们谁会在想到《红楼梦》时首先想到在阅读中属于间接信息的文本作者曹学芹吗？即便包括专业的“红学家”在内，难道我们谁会在想到《红楼梦》时只是想到曹雪芹而几乎从不——至少是同时——想到贾宝玉、林黛玉等书中人物吗？当然不会。正常与否以此为则足堪佐证。更何况谢灵运的“有句无篇”在文学史上都难以得到过高评价，似钱先生这样的“有作者无作品”的局面在小说创作中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成功的类型吧？！
行文至此，我也想到一个比喻，通常我们见到一个做过美容的人，如果美容做得很成功，我们一眼看去只能感觉到这个人比以前漂亮了，进而才能借助对其人“何以变得漂亮了”的思考才可以间接地形成对美容师精湛技艺的判断。试想如果我们一眼看去，便发现其人满脸直接表现出美容师雕镂穿凿的精湛技艺，难道我们能因为美容师的精湛技艺在被美容者脸上的充分直接的展示而认为这是一次很成功的美容吗？不能，如果必须要不择手段与“成功”一词建立联系，我们也只能说这是一次成功的美容演习。而对一个美容师而言，在被美容者脸上顽强地突现自己的技艺却是不道德的。鉴于此，虽然我们不能偏颇地认为钱先生的脱“围”而出也是不道德的，但我想我们也实在没有理由坚持认为这类小说创作是成功的吧？！
王朔在前不久对金庸的批评中一再声称自己坚持一个原则：“有伟大的作品，但没有伟大的作家。”在此我无意评价王朔对金庸的批评之是非得失，我只想就“有伟大的作品，但没有伟大的作家”这一原则聊陈己见。之所以形成“有伟大的作品，但没有伟大的作家”的局面，是因为伟大的作家总是将自己的主观融入作品中人物的主观，以作品中人物的主观展现自己的主观，基于此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在伟大的作品中没有作家。”一个伟大作家是一个甘于躲在作品人物的背后惨淡经营的幕后英雄，绝不应该是那种不甘寂寞，每每在情节发展或人物展开的关键时刻一脚将人物踢出局外自己冲到读者面前舞之蹈之，自占高明的前台解说。与幕后英雄相比，前台解说即便不缺乏什么，恐怕至少也是多了些许无聊的表现欲吧？！
这里我有必要明确一点，我无意通过上述文字暗示钱先生的脱“围”而出一定也是出于无聊的表现欲，因为钱先生也很有可能是考虑到小说面向更为广泛的读者群，读者的理解力参差不齐，未必尽能领会寓意于事的充分含义，才不厌其烦地主动现身强为说项，有时甚至不惜在一个情节上罗列几个比喻以便能让各个层次的读者都充分而无偏差地领会自己的意图，例如在描述方鸿渐给苏小姐的轻吻时钱先生就一口气罗列了三个比喻。岂不知如此一来，话固然是说得很透彻了，但我们却因比喻的精致而更充分地领略了钱先生的才华，并因此几乎无暇再更深入地领会钱先生的意图了。钱先生至少应该就是这样无意中只为迁就读者参差不齐的理解力而不由自主的脱“围”而出的吧？！
当然，这也只是钱先生的脱“围”而出的潜在的可能原因之一，并且是从钱先生的主观上讲最积极也最宽容的一种可能原因。但是，即便钱先生的脱“围”而出真是出于对读者参差不齐的理解力的迁就的无意的派生物，钱先生也绝非在任何场合都是如此不惜身负“无聊的表现欲”之嫌而坚决迁就读者参差不齐的理解力的，因为在后文讨论钱先生的学术时我们将发现，在那里，钱先生竟是不惜身负“无聊的表现欲” 之嫌转而根本无视读者参差不齐的理解力。以至于除了在不惜身负“无聊的表现欲”之嫌这一点上完全一致外，钱先生的学术札记与小说创作竟会以完全相左的指导思想行诸于世。这种基本原则的悖反恐怕正是钱先生作为学界文坛之龙（先生早年曾获“人中之龙”的美誉）的为龙为蛇，播云播雨，晦明未期，潜腾不测之所在吧？！
钱钟书批判之四：钱先生学术之管窥锥指
钱先生的学术之“博大精深”几乎是紧随着《围城》一书的畅销而广为人知的，正如《小聪明还是大智慧》一文中说的那样，一度形成了象抢购畅销书一样疯狂抢购《管锥编》与《谈艺录》的局面。这倒让我想起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件事，据说英王读了道奇森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后，对作者大为心折，吩咐手下人以后凡是道奇森写的书都要呈上御览，于是不久之后，道奇森的另一部著作便摆到英王桌上，是一本600余页的有关数学与逻辑学方面的专著。人们的因为《围城》而抢购《管锥编》与《谈艺录》从动机与心理上讲恐怕与英王对道奇森的著作盲目的想当然完全吻合吧？因此我想人们针对《管锥编》与《谈艺录》的作法恐怕也应该与英王的不得不将道奇森的其他著作束之高阁相类似吧？至少我所认识的为数已不算少的收藏有钱先生的《管锥编》与《谈艺录》的人，就没有一个人读过全书。客观地讲，购而不读完全是情理之中的，钱先生的著作之枯燥，即便有强烈的目的性与方向感，如果在阅读方面没有良好的耐力，也是很难读下去的。因此，钱先生学术之“博大精深”理智地看是在绝大部分人没读过他的学术著作的情况下广为人知的。
其实钱先生学术著作的使人难以卒读恐怕比钱先生学术的“博大精深”更加广为人知吧？！只不过人们通常很轻易地就把自己读不下去进一步理解成钱先生的“博大精深”。这种想当然也无非是一种名人效应的外化，试想如果一个无名后学竟敢斗胆象钱先生那样写一些别人看不下去的书，恐怕空洞乏味、言之无物、不知所云等指责会一股脑吐到他头上，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更难原谅无名之辈对我们理解力的压迫。但是理论上讲，使人难以卒读的确并不仅仅意味着“博大精深”，它也可能——甚至更可能是因为言之无物、文义空洞，使人读后如堕茫雾，不知所云。平心而论，历代都不乏博大精深的学术，但使人难以卒读的书与博大精深的书相比简直是凤毛麟角。年代久远的且不说，即令近代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现代陈寅恪的赅博、岑仲勉的笃实、吕思勉的贯通、马一浮的秀彻，其书或有使人因学力有限看不太懂之处，但绝不至于使人难以卒读。因此使人难以卒读本身从事理上讲，从情理上讲都只说明使人难以卒读，如果不接触这使人难以卒读的文本，我们实在是无从断言它是由于博大精深还是由于言之无物而使人难以卒读的。因此我们当务之急还是回到钱先生的文本，但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就文本做深入全面的探讨，在此我们只能管窥几例以为锥指。
钱先生行文之际思路相当活跃，以至于有时活跃到自己也难以把持的地步。例如《管锥编》第一册第272页《项羽本纪》“破釜沉舟”条中，钱先生先列举了军事史上有关“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若干事例之后，忽然话锋一转，提到了佛家的“到岸舍筏”，还提到了《大慧语录》中的“过河便拆桥，得路便塞路”，进而钱先生突然断言：“譬一而已：兵家以喻无退反之勇气，禅家以喻无执着之活法。”说禅家的“到岸舍筏”是譬喻固然不错，但说“破釜沉舟”之类的军事行为是一种譬喻，却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军事行为，实“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恐怕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平庸的军事统帅也没有闲情逸志在酝酿军事行动时做任何譬喻吧？！况且破釜沉舟历史地看是项羽的军事谋略，司马迁只是笔录其事而已，我们总不至于认为项羽的破釜沉舟只是司马迁的一个精致的譬喻吧？！因此，虽然同是“过河拆桥”，实实在在的谋略与生动形象的譬喻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钱先生在此将除了字面相近之外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件事硬牵到一起，难免会使人读到这里如堕茫雾，不知所云。或者我们不妨更坦率地说：“兵家以喻无退反之勇气”是一个错误判断，因此如果我们不是如堕茫雾，则势必为错误判断所累，故而“如堕茫雾，不知所云”至少在面对钱先生这一则文字时倒可以使我们免受谬见之累。
钱先生行文之际为了更全面地铺排资料，有时甚至到了不惜不加鉴别地将程度水平几近乎宵壤的内容放到一起的地步。例如《管锥编》第二册第448页《老子~四O章》 “反者道之动”条中，钱先生着力阐发了老子辩证法的深刻内涵，并与佛教的以破执为指归的双重否定的句式两相参照，列举了诸如《中论》、《肇论》、《维摩诘经》、《圆觉经》等典籍当中的许多至少从字面上看颇为类似的句子，（其实其中也存在上文中所说的牵强之处，但限于篇幅我们就不赘述了）但是随后钱先生竟列举了白居易的诗句“本立空名缘破妄，若能无妄亦无空”以相佐证。须知白居易虽诗名颇著，但于佛法甚至谈不上粗通，是彻头彻尾的天桥把式——光说不练的野狐禅，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已详加考释。钱先生在此却不加鉴别地仅仅根据字面外观相近而将作为门外人的白居易的言论与佛、道两家的精妙要论等量齐观地罗列一处，其在读者中有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如形成对白居易之认识的假象等）恐怕仅次于前文提到的为谬见所累吧？！
钱先生学术著作中最鲜明的特色是经常在书中出现几种语言，钱先生在接受彦火的访问时就找助手的问题说过这样一番话：“很难找助手，因为这本书（指《管锥编》）牵涉到几种语言，助手不一定全部懂，所以还是要自己动手，单是查对引文就相当困难。”可见钱先生对书中出现几种语言在读者阅读上形成的难度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也就是说，钱先生是特别自觉地用几种语言至少是客观上形成了对读者理解力的压迫的。既然钱先生自知他的著述甚至连一些特选助手都不能适应，那么他把在理解上如此令人绝望的著述公开出版面世究竟是作何感想呢？诚然，我们自己的外语水平不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看不懂钱先生著作中的多种语言也只能怪我们自己才学疏陋，钱先生精通多种语言，我们不应以己之浅陋强求钱先生对我们理解力的俯就。但我们从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中——尽管陈先生精通的语言比钱先生只多不少——几乎从未因我们理解的语言有限而感受的理解力上的压迫，更何况，如果钱先生在小说创作中的脱“围”而出是出于对读者参差不齐的理解力的迁就，并且如果钱先生写作出版《管锥编》等并非为了孤芳自赏，自娱自乐，而是试图让我们理解，那么我们在此不惴冒昧斗胆请求钱先生垂怜并迁就我们对异国语言的微薄理解力也不算唐突吧？
再次提到钱先生的创作，我还想补充一点。与钱先生的小说创作不同，在小说创作中钱先生几乎做不到将自己的主观寄予书中人物的主观，最终特别直率地脱“围”而出，从而给人留下了特别有才华的印象，但是在学术著述中，钱先生却竭尽全力做到了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在前人的言论中，并因此给人留下了特别有学问的印象。这一区别恐怕正是写作与著述的不同原则、不同依据——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不同动力造成的吧？！所谓的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在前人的言论中，具体表现为言必有出处，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只要能在前人言论中找到出处，也绝不以自己的名义亲口说出来，无论是《管锥编》，还是《谈艺录》，甚至包括比较正式的（有别于札记形式的）《七缀集》，这样的例子随处即是，不胜枚举。现在有研究者将这一作法说成现代西方比较时髦的阐释学方法，但严格说来，它更近似于古已有之的笺注之学，只要字面语意相类，即将其实风马牛不相及的资料不遗余力地罗列一处，以至于无论是文本结构还是知识结构都表现得既博且杂，有章无识，例如陈熙晋的《骆临海集笺注》、冯集梧的《樊川诗集注》等均属此类，唯一不同的是，钱先生的笺注因为引证了几种语言而显得貌似比较文化，因此我们姑且可以名之为立足文化比较的新笺注之学。除坚持立足文本这一点外，它实在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阐释学没有太大关系。而这种新笺注之学的臃肿的文本结构与事倍功半的写作与解读过程，正是钱先生之著述使人难以卒读的根本原因。但恐怕也正是钱先生这种使人难以卒读的新笺注之学的臃肿的文本结构与事倍功半的写作与解读过程，使钱先生的学术给人留下了“ 博大精深”的印象。
可以我之陋见，钱先生学术之“博”从其著作之面貌上看固然已是当之无愧了，但至于“大精深”与否，却是见仁见智，难求共识的。“精深”有别于“博”是人所共知的，在此，我们有必要就学问的“大”的有别于“博”聊作辨析。学问的“大”有别于“博”之处在于“大”绝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概念，并且“大”也绝非可以消极地通过量化积累自然实现，“大”是以情怀与境界为依托的对小我的坚决的超越，它不但是对终极关怀的由衷牵挂，也是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也正因此，“大”本身才首先成为大情怀、大境界，而后才生出大学问、大才华，否则，即令皓首穷经、日诵万言、妙笔喷花、文成七步，也终究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核舟雕虫，难登大雅。以此度之，学问堪称“博大”者虽不似我们通常想象得那样多，但也终不乏人。如乾隆年间的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外托训义之名，深寄义理之辨，于奉程、朱为纶音之世，发假理学以杀人之实，堪称“博大”；再如乾嘉时代的章学诚，《文史通义》谈言微中，寄意遥深，忧时感世，针砭时弊，堪称“博大”。相比之下，钱先生 “博”则固然“博”矣，这“大”字恐怕是万万担当不起的吧？！至于“精深”，本来就是求“博”之人很难做到的，更何况钱先生嗜书成痴，率性而读，三教九流，随缘披览，因此知识结构相当庞杂，据杨绛先生讲，钱先生的知识点中甚至包括旧小说中每个好汉所用兵器的斤两，从中我们正可见钱先生兴趣之宽泛，涉猎之广博。
从钱先生著述我们也可见，或许是由于钱先生出言谨慎，或许是因为钱先生识见不逮，总之每每在可以深入挖掘的关键处钱先生总是以若干平铺开去——而非深入下去——的引文轻轻带过，就象在《围城》中每到关键时刻钱先生就以各种调侃比喻冲上前台一样，用前人言论适时地将自己掩藏起来，从而使读者每每有言有未尽的失落感。
因此，综观钱先生的学术，“大”固然谈不上，“精深”在文本上也没有任何具体表现，摆在我们面前的，到目前为止只是“博杂”而已。而所谓的广为人知的“博大精深”，恐怕也只是人们对钱先生之学术缺乏充分详实的了解与认识而引发的幻觉与梦境吧？！
钱钟书批判之五：是超然还是冷漠？
钱钟书先生的“骑在城墙上”与动辄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到前人的言论背后，是特别鲜明地体现于文本之中的，只不过更多的人恐怕是把钱先生的这一显著特征理解成钱先生的韵致超然了吧？这一方面固然是钱先生一向以襟怀虚静，淡泊名利作为自己主体形象之定位，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对“超然”内涵的误解所致。
超然从字面理解即 “卓然出世的样子”，最早见于《老子~二十六章》的“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是形容人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俗尘所羁的能动的自由状态，更客观的表达就是“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这些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但人们恐怕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虽然超然实际上经常的外在表现是“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但我们却不能反过来说“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人就是超然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只构成超然的一部分必要条件。鉴于此，我们当然不能再因为钱先生的“骑在城墙上”与动辄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到前人的言论背后这种主观立场的暧昧想当然地断定钱先生一定是韵致超然，而必须考察一下钱先生真实的精神境界。
钱钟书和杨绛在南沙沟家中阳台
九十年代初期，四川盗版了钱先生的《围城》，盗版的质量相当高，甚至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正版还要精致，据说钱先生闻知后大为恼火，一再敦促出版社代他打那个官司。此事本身无可非议，它正说明了钱先生身为一个现代人，有很强的法制观念，深知如何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但这种以特别激烈的姿态捍卫自己利益的作法至少与韵致超然完全不搭界，甚至还可以说是互相冲突的。而韵致超然本身又恰恰首先是一种生活态度。如果钱先生“骑在城墙”上都做不到“燕处超然”的话，那么我们又何从想象钱先生“虽有荣观”时的超然呢？
这倒使人想起鲁迅《病后杂谈》一文中的一段话：“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了，因为随手翻一通《世说新语》，……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现代人自我空间较前人狭小，生活背景较前人复杂，因此对利益的依赖也较前人紧密，真正的超然也较前人更难以实现，这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个人面临自我的共同问题之一，可又有几个人能象鲁迅那样坦然地——特别是公开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不够超然呢？
由于钱先生表现出了特别强烈的捍卫自己利益的法制观念，而韵致超然本身又恰恰是前法治社会的一种以自律、自育为核心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坚定的法制观念与超然的生活态度虽不至于势成水火，但也是绝不相融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钱先生的所谓韵致超然其实只是人们对其在创作与著述上表现出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骑墙姿态的误解，由于韵致超然本身是一种人生态度而非写作风格之类的东西，因此钱先生在文本中体现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骑墙姿态绝非韵致超然。
既然钱先生与韵致超然并无关系，而钱先生又着实表现出“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这一超然的具体特征，那么这中间的差别何在呢？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由于韵致超然，那么是什么使钱先生表现出了鲜明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特征呢？或者更直接地说，钱先生是凭借什么使自己看起来很象是韵致超然的呢？
很明显，如果不是因为超然，这种特别稳定地“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状态就只能因为冷漠了。由于人的鲜明的情感与主观动态地看随时随地都可能表现出一些经不起推敲的特征，因此人们的自我教育通常来讲总是指向自身的鲜明的情感与主观的，也正因为此，作为对鲜明的情感与主观之坚决否定的冷漠，如果没有被发现，可以形成通常看起来特别经得起推敲的一些状态，至少冷漠可以形成特别类似于超然的状态。
说到冷漠，我想到《葛藤集》中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老婆婆供养一位庵主二十余年，一次为了试一下庵主的功底，她吩咐给庵主送饭的女子紧抱住庵主，看他有什么反映。送饭女照做了，面对这一情形庵主表示：“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老婆婆听后很生气，叹道：“20年来我白养了一个俗汉。”随即赶走僧人将庵烧了。这“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就是我们所说的冷漠，但如果没有这十个字想参照，庵主的表现至少在常人看来与坐怀不乱的大定力恐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冷漠有别于冷淡，它并非对人或事物不留心，而是从主观上缺乏对人或事物的关注，也就是说它不体现于人的兴趣不振，而体现于人的情感状况苍白。换句话说，超然是对真性情而言的，必须有情可超才能谈到超然，《世说新语~伤逝》第4条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在韵致超然俨然风气的魏晋时代，作为士林领袖的王戎的超然显得何其生动真切啊？
相比之下，钱先生“情之所钟”固然不符，从坚持以法律手段捍卫自己利益的执着看来，“忘情”恐怕更是远远谈不上了，至于是否在情感境界上沦于最下，却不是我们晚学后辈可以轻易断言的了。
钱钟书批判之六：口许桃源，志在终南 （浅谈钱先生的“养誉”）
在《小聪明还是大智慧》一文中我曾提到钱先生的善于“养誉”，在此我们就着重讨论一下钱先生善于“养誉” 的有关问题。所谓“养誉”，从字面理解就是鞠养护持自己的声誉，它有两个方向上的潜在含义，换而言之，也可以说有两种实现的途径：其一是“养正”，即修养正道；其二是“养望”，即矫饰招名。“养正”一词出自《易~蒙》中的“蒙以养正”，意指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而“养望”一词则多次见于《晋书》，是当时人对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士林末流的通谓。那么钱先生的“养誉”究竟是属于“养正”还是“养望”呢？这要从钱先生一向的行止进行判断，而不能仅仅通过钱先生的言论判断，否则恐怕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孔子的“听其言，观其行” 的告诫。
钱先生关于谦退守拙的言论有很多，比如他曾赠诗给一位名叫舒展的后学：“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再比如接受彦火的访谈时，钱先生表示：“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在这段话的前面，钱先生还表示：“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的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凡此种种，均从各个侧面表现了钱先生的淡薄名利的隐士气，而且其中还夹杂一些对种种争名夺利、自我标榜等陋风的书生气的愤慨。仅从这些言语中，我们见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清高典雅、洁身自好、淡薄名利、勤于进取的钱钟书先生。
但是钱先生的作为都是怎样的呢？钱先生在世时，已有传记行世，并且还有人在传记中很不理智地誉之为“学界昆仑”，直接冒犯甚至违背了钱先生“落索身名”的主张，但钱先生这一次却远比追究盗版那次显得大度，就象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坦然地接受了。并且，钱先生生前将《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一再增补，难道钱先生对旧作的增补不是——借用钱先生的那个刻薄得有些出格的比喻——循着自己以前留下的痕迹边闻边嗅边增补的吗？至于自传，钱先生倒是言出必践地果真没有写，可偏偏《围城》“火爆”不久，杨绛先生却写了《写〈围城〉的钱钟书》一文，及时填补了这一空白，同时还特别轻易地将人引到“夫妻店儿”之类联想上来。如果钱先生竟会断言自己的生活伴侣笔下的自己与他所讥刺的自传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么恐怕钱先生不是在指鹿为马，就是在掩耳盗铃。
由此看来，至少在上面三个方向上，钱先生均完全没有做到言行相符，而且是特别消极的意义上的言行不符。
遗憾的是，凡此种种均被据钱先生自己讲与其初衷甚相背离的钱先生越来越大的名声遮蔽了，以至于得了钱先生赠诗的舒展竟对“落索身名免谤增”信以为真并在以该句为题的署名文章中表示：“他（指钱先生）是我国最甘寂寞的大学者之一。”钱先生自己恐怕也在此方向上做了努力，以至于不接受《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排照时将头蒙住等等轶事象晚春的柳絮一样漫天飞舞，遗憾的是为时太晚了，当时的钱先生已声名鹊起，似这等举措只能令钱先生特别“不情愿”地在“落索身名”的相反方向上越走越远。此时，我们回想一下《围城》中对翰学愈、陆子潇等人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种种伎俩的入木三分的刻划，我们不难想象，以钱先生对人心的洞察力，绝不会不清楚自己的不接受《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排照时将头蒙住等行为势必使自己走得离“落索身名”的境界越来越远；我们其实也不难想象，最甘寂寞的钱先生既然知道自己的行为势将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为什么还不及时和光同尘，随遇而安，反倒坚持以近乎粗鲁的强硬姿态坚持特立独行，特别绝望地使自己的声名越来越大。但钱先生已辞世一载，在先生身后，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钱先生一生的“养誉”可概括为八个字：口许桃源，志在终南。
所谓“口许桃源，志在终南”其实是自陶潜以来的一种相当普遍现象。桃源作为陶潜对世外的真诚深切之向往的寄托，是真超俗、真隐逸的象征，它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挚爱之上的，而非建立在对俗世的厌恶之上的，当然也就更不是建立在对俗世的向往与躁竞的隐晦而巧妙的寄托之上的，它代表着“养正”一脉的传统；而终南山，则是唐代卢藏用避世隐居，沽养高名之地，并且这避世隐居，沽养高名是直接以日后的征辟台阁，尊名崇位为目的的，正因为此，卢藏用的隐居当时即被司马承祯刺为“终南捷径”，并由此成为 “养望”的另一个代名词。陶潜身后，想象其高致，追慕其遗风，争相仿效者前仆后继，但大多对陶潜生前的际遇心存忌惮，因此只好在嘴上大大的推许桃源，（其实卢藏用自己也是倾向于把终南山说成桃源的）而心中却念念不忘何时得践终南捷径得脱贫寂，显耀声名，这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恐怕也可以名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吧”？
当然，我们不能苛责钱先生以“养望”的方式“养誉”，我们也没有必要苛责钱先生志在终南却偏偏要口许桃源的口是心非，一介书生，天付聪明，百无一用，名利心重，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想象，如果换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钱钟书批判之七：飞扬跋扈为“钱”雄? (浅谈钱先生的狂)
“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杜甫对李白的善意劝告，同时也是对李白其人的真实写照。“为谁雄”一问秉心质朴、寄意委婉，并且直指“狂”的关键所在——狂的前提与方向。我们通常所谓的“狂”是指“纵情任性或放荡骄恣的态度”，因此虽然其表现万殊，但根本上讲狂是一种特别自我的状态，其共同的前提便是自我中心，唯其如此，狂者很难具备自我克制的能力而使自己不沦入傲慢的渊薮，熊十力先生是近现代的狂勇之士，犹有“流于我慢而不自知”之嫌。正因为此，孔子才取狂之际，复界以狷，以“有所不为”限制“进取”的有可能的滥觞，“有所不为”的狷就是自我中心的最良好的解毒剂之一——自我克制。当然，傲慢只是真诚的狂者的流弊，因此“狷”也只能成为真诚的狂者的自我中心的解毒剂，对于那种更大程度上把狂当作一种性格点缀的人而言，我们倒正可以从他的“不为”中洞见他的“狂”的本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钱钟书先生的“狂”。
钱先生的狂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两件事。其一是他在清华毕业之际，誉他为“人中之龙”的吴宓先生曾挽留他继续在校深造，据后来的传记作者讲，当时钱先生表示全国之内没有人配做“钱某人”的老师，并为此毅然游学海外；其二是前些年适逢钱先生诞辰，钱先生的一个学生写文章庆贺老师寿辰，文中提到钱先生不为重金所动拒绝了赴英国讲学的邀请，当时钱先生表示那些英国人不配做“钱某人”的学生。这两组文字行世之时钱先生尚在人世，且正在坚持《管锥编》后半部分的著述，因此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两组文字的，既然钱先生未予反驳，我们至少可以大体上断定这两件事是真实的。并且由于这两件是一出自早年，一出自晚年，因此也恰可成为钱先生的“狂”在一个动态过程中的完满写照。
钱先生早年横扫清华图书馆，被誉为年轻一辈的“人中之龙”，加之少年人恃才傲物，认为全国之内没有人配做“钱某人”的老师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但是钱先生年逾古稀，功成名就，海内宗仰，声闻异域，自己已成了权威宗师，却又转而认为有人不配做“钱某人”的学生，恐怕就有些不伦不类了。从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意义上讲，任何人也不配认为别人不配做他的学生，特别是那种听讲学的而非耳提面命的学生，因为讲学毕竟不是武林高手收徒弟，文化传播也没有武林高手之间那撕扯不脱的狭隘的门户观念。如果说钱先生早年的“没有人配做‘钱某人’的老师”的狂言只是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反权威意识；（别说当时国内比钱先生高明者大有人在，即便钱先生已独领风骚，海内一人，但闻道先后，术业专功，恐怕放言无人配为老师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吧？）那么钱先生晚年的“有人不配做‘钱某人’的学生”却充分说明了钱先生因缺乏最基本的情怀的苍白冷漠而突现出的最具破坏性的傲慢。
那么钱先生的傲慢是否是“狂”而不“狷”的躁进所致呢？事实恐怕令人遗憾地并非如此，至少我们有证据表明，钱先生的“狂”并非恣意胡为，不知谦退。钱先生在《宋诗选注》的港版前言的末尾写道：“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象在两个登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我个人的学识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言外之意，似乎《宋诗选注》的不尽如人意与钱先生自己的一屁股坐空总是或多或少与当时的时势有关。但是杨绛先生在《写〈围城〉的钱钟书》中写道：“一九五七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也就是说，钱先生一再强调的“大气压”竟是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时期，是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励精图治的“早春”季节，从气候上看并不存在必须让钱先生坐到凳子间隙间的外在压力。
这种时间上的细微的但却至关重要的出入正可使我们对钱先生的“狂”有个较为清醒理智的认识。如果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脱稿于六七年，那么他的坐空我们可以理解为身不由己；如果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脱稿于七七年，那么他的坐空我们可以理解为心有余悸；如果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脱稿于八七年，那么他的坐空我们可以理解为力不从心。可钱先生的坐空恰恰是在全国上下的知识分子均以饱满的热情各抒己见的五七年初，对此，既然我们不能说钱先生心机深邃，狡猾异常，在繁荣的热情中发现时运的危机而坚持未卜先知地“识时务、守规矩”，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钱先生的性情如此。但无论是见机颇早还是性情如此，恐怕与狂者之气都是从根本上相悖相左的吧？！熊十力先生临终之际（1968年）曾向天哭号：“国学亡了！”才是那个特定时代一个狂者“不识时务”的心声，恐怕从意愿上看，熊十力先生未必不愿意象钱先生那样“识时务”，而是同样由于性情如此吧？
坦率地讲，正是由于钱先生性情上习惯于坐在凳子间隙，因而钱先生的“狂”便失去了真诚的支撑而成为性格点缀，于是，钱先生既没有老师也不要学生的“飞扬跋扈”恐怕也就只是为“钱某人”自己而雄了。
钱钟书批判之八：为了忘却的批判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断言：“我们的时代在特别程度上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受到批判。……只有受得起自由和公开的考察与考验的东西，理性才给以真诚的尊敬。”在前文中，我们对钱钟书先生展开了系统的批判，或者更客观地说是对钱先生的“自由和公开的考察与考验”，结论是：钱先生很难得到理性的真诚的尊敬。现在，当我们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身的认识惰性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尝试着对钱先生落实更为理智、更为中肯的认识了吧？
尽管杨绛先生在文字中一再着力刻划钱钟书先生的“痴”，但钱先生的确相当聪明，我们在此前上万字的批判中，归根结底我们的落脚点就是钱先生的聪明。说到钱先生的聪明，钱先生自己的一段文字最说明问题，在《读伊索寓言》一文中，钱先生有这样一段话：“蝙蝠碰见鸟就充作鸟，碰见兽就充作兽。人比蝙蝠就聪明多了。他会把蝙蝠的方法反过来施用：在鸟类里偏要充兽，表示脚踏实地；在兽类里偏要充鸟，表示高超出世。”仅就“聪明”这一角度来看，钱先生的这段文字几乎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钱先生不正是向读国学的人讲外语，再向说外语的人谈国学，在小说家中是“博大精深”的学者，在学者当中又是妙喻层出的小说家，忽而脚踏实地，忽而高超出世。在这一起一伏，一出一进之间，钱先生独特的“热潮”便蔚然而兴了。
钱先生的聪明并非是自作聪明，但坦率地讲，钱先生的聪明由于其顽固的自我状况而永远地告别了智慧、勇气等更为优秀的东西。无论如何，钱先生在学术气氛比较宽松的五七年春在《宋诗选注》中完全自主地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事后又企图暗示凡此种种或多或少与当时的时势有关，这件事现在看来应该算是钱先生人格上的耻辱。我们不妨追想一下钱先生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在白话文已风起云涌的时代，钱老先生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在书中对白话作家一字不提，虽所守非道，但这种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历史地看哪怕这主张是错的——的勇气不更使人钦佩吗？尽管面对别人时钱先生可以用种种诙谐机智的比喻解嘲消窘，但面对他的父亲钱老先生的执着的愚痴，钱先生的商人一样的灵活与精明难道不正是对自己人格乃至于钱老先生遗风的一种诬蔑吗？孔子曾说：“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这可及与不可及之间，不正摹画出父子二人人格、学格、品格，以及对学术、对人生、对自我的态度的迥异吗？
恐怕也正是由于钱先生的聪明派生的活跃，钱先生很多时候显得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人，至少是一个不够严肃的人。从学术上讲，将不相干的资料草率地罗列在一处、将良莠不齐的内容排列在一起均属此类；从生活上讲，杨绛先生在文字中给我们提供了相当详实的资料，例如和自己女儿弄的一些顽童把戏等，其中最说明问题的还是钱先生帮自己家的猫与林徽因女士家的猫打架的事，据杨绛先生讲：“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杨绛先生恐怕是把这件事作为钱先生的情趣公诸于世的，但我们看到的只是钱先生志趣的无聊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精神状况的苍白。试想，那一时期应该是与钱先生“迫于”学术界的大气压而“不得不”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相前后的时期，可钱先生在深受学术界大气压的“压迫” 而不能一抒胸臆之余，竟每天忙于帮猫打架，其专心致志的程度不象是消遣，恐怕我们只能名之为生活上的不严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没正形儿吧？只是我们无从知道，钱先生在著述治学之际，是否也会在听到猫儿叫闹之后，马上放下写了半句话的笔冲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如果是这样，那么与猫相比钱先生把学术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钱先生何以就不能等被窝凉了再出去帮猫打架呢？
所有这一切，均是关于钱钟书先生的神话的有力注脚，也是“钱钟书热”当中钱先生本人灿烂光环的盲点。这些盲点，公平地讲，倒不能完全归咎于钱先生，因为我们在《小聪明与大智慧》一文中已经谈到，所谓的“钱钟书热”其实是人们的认识水平在某些关节点上的停滞，是由理智的休眠引发的偶像意识，它不但是对“自明” 的遮蔽，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不经他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蒙昧状态，总而言之它是人之认识惰性萌生的幻觉与梦境。因此这些盲点绝不仅仅是钱先生的能动性造成的，它们还是一些“文化追星族”在主观上将对钱先生的认识与主观意愿相连接的必然结果，这些盲点充分说明钱先生丝毫没有得到理性的真诚的尊敬，反倒得到不少非理性的崇拜。如果我们现在的批判还有一个现实目的的话，那就是希望能借此忘却被崇拜的钱钟书先生。
可是这漫长的批判终于可以结束时，我们将对此寄予怎样的期望呢？平心而论，这样的批判并非想揪起钱先生的纰漏不放，而是为了忘却钱先生的纰漏以及对这些纰漏的遮蔽引发的幻觉与梦境，为了摆脱禁锢我们的蒙昧状态，为了揭示“自明”。可面对历史，我们的努力恐怕终将是徒劳的，因为任何努力也不可能象历史自身的规律一样强有力。如果钱先生注定将成为历史上的巨人，那么这次为了忘却的批判就无非蝉噪蛙鸣，轻薄为文而已，不能损钱先生于万一；如果钱先生注定要以他本来的面目在历史上回归自己的恰当位置，那么即便没有这样一次为了忘却的批判，历史也将忘记所有它应该忘记的东西。面对历史，具体人的批判显得太脆弱了。
但我还是要把这批判进行下去，倒不是出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而的确只是想不惴浅见，钩沉发微，仅以我乡之陋石，聊期他山之璞玉。
吴组湘对钱钟书说：“你的著作里根本没有你自己！”
钱钟书。吴组湘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先生却说了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
事后钱先生寄了一套厚厚的《管锥编》给吴先生：“我的书，你都没读懂！”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吴先生去世了，而钱先生成了一个活的神话。吴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敢质疑这个神话。于是，神话越传越神奇。据说钱先生曾在病房用蛋糕砸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上，众人五体投地，这年头，谁不想上电视亮亮相？但我总觉得这些故事像是变了味的美酒，姜太公早就酿过了。你姜太公不愿钓鱼，也没有
人强迫你钓，你何必垂着敲直了的鱼钩整天坐在水边？
无疑，钱钟书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他并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则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何必拼命抓《毛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呢？钱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了。
大学者，除钱钟书外。还有陈寅格。新政权邀其北上任学术要职，陈氏却要约法三章：“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如此不识时务，日后只能落得个悲惨下场。“‘读史早知今日率’、’‘读书久识人生苦’”，看透人世沧桑而不作乡愿之人，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
在《柳如是别传》中，我读出了陈寅惜的面貌音容；在《管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麻麻的注释，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
钱钟书既参与英译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又当上《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
钱钟书翻译英文版“毛选”四卷 (人民政协报)
钱钟书先生被誉为中国的文化昆仑，其学问被称之为“钱学”。但从1950年到1956年，钱先生几乎没有文章发表。这六七年时间，一个大学问家怎能无论著问世？他在这段时间内做些什么工作呢？
在这段时间里，钱钟书先生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毛选”，郭沫若曾赞誉“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把“毛选”四卷准确地译成英文，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谁能领衔担此重任，当然是非钱先生莫属了。
钱钟书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牛津大学留学生，其考试成绩名列榜首。他在牛津大学爱克赛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留学期间，牛津大学出版一套 “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聘请钱钟书担任特约编辑，他是编辑组中惟一的一个中国学生。钱钟书的代表作《管锥编》中征引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余人，征引包括数种语言的著作1780多种。很多引用的外文是钱钟书先生凭他超人的记忆默写出的。由此可见他英文造诣的权威性。1950年，中央有关领导几次邀他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经过慎重考虑，他方应允。并非钱先生高傲，而实在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具有风险性的工作啊。这是关系到把毛泽东思想公诸于全世界的大事，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接受这一任务后，钱先生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他负责英文翻译、审稿、定稿工作，极端认真，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枝节问题。他家住北京西郊中关村，而工作地点在东城区，每天要坐车走很远的路。令人欣慰的是，以他的学问和能力，“毛选”四卷英译本，达到了“ 信、达、雅”。由于这项工作在当时具有保密性质，鲜为人知，而钱先生又从未张扬，很少有人知道“毛选”四卷英译本中饱含着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六年的心血与汗水。
1960年，他又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这个定稿小组的组长是袁水拍，组员有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袁水拍是文艺界领导、诗人，叶君健用英文写过长篇小说《山村》，皆一时俊才。而钱先生则脚踏中西文化，集学者、作家、诗人于一身，其作用可想而知了。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 1966年，“文革”中停止。直到1974年秋天，他们又开始工作，完成审定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工作。
英译“毛选”、“毛主席诗词”工作与博大精深的“钱学”可能会搭不上边，热爱钱钟书著作的读者应知钱先生曾为此而付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钱钟书的英语水平并不咋地
御用翻译钱钟书副博士闹了一个大笑话(作者:USTC2)
钱钟书在《围城》里竭力卖弄英语, 肆意刻薄他人。但他自己在第一章就闹了一个大笑话。
钱钟书在《围城》第一章里写道:
"相传爱尔人的不动产（Irish fortune）是奶和屁股；"
对英语有所了解的人, 一看就知道钱钟书又在不懂装懂、信口乱说了。
其实, "Irish fortune"是个俚语(slang), 它的意思查查字典就明白了,很明显, "Irish fortune"是指女子的vagina or vulva(阴道或阴户), 与奶和屁股毫无关系。更贻笑大方的是, 钱钟书望文生义, 把"Irish fortune"照字面翻译成"爱尔人的不动产"(实际上, "fortune"不能翻成"不动产",这里就不计较了), 于是有了下面莫名其妙的说法:
爱尔人的不动产是奶和屁股。
Q: 怎样翻译"Let's go Dutch"?
A: 钱钟书很可能会这样翻: "让我们去荷兰"。
钱钟书打架风波:仗势欺人,乱咬乱打
张晨
南洋商报2000年3月31日
名作家、学者钱钟书在文革时期为住房问题，与评论家林非大打出手！钱钟书夫人杨绛最近撰文首次披露这起打架事件的始末。但是林非的太太对这事件的起因与经过却另有说法。这事件的背后，其实有深层的社会原因……
一桩中国"文革"期间的"旧闻"－－发生在著名作家、学者钱钟书、杨绛夫妇与名散文作家、评论家林非、肖凤之间的打架事件，最近经中国媒体披露之后，顿然成为海内外文化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事情起因于杨绛的新作〈"掺沙子"到"流亡"〉。自钱钟书1995年去世后，杨绛一直未有作品问世。但去年11月下旬，杨绛出人意料地在广东的《南方周末》以几乎一个整版、近5000字的篇幅发表了这篇新作。
杨绛的说法：钱钟书被欺忍无可忍
不久，中国权威的专业性文学报纸－－上海《文学报》于今年1月底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披露了中国"文革"期间，钱、杨家里掺进了"沙子"：一对"革命男女"。杨绛在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去。据我后来得知，这叫'掺沙子'。'沙子'其实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这对男女仗其"革命"背景屡加欺压，钱、杨一忍再忍。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双方大打出手。
按照杨绛的说法，钱钟书和杨绛事后为恐报复，被迫"流亡"达3年之久。杨绛文章中的"革命男女"指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新文学研究专家和散文作家林非，及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肖凤。钱钟书和杨绛当时住的是中国科学院宿舍，共有4间房，朝南3间，中间是客厅。1966年8月中旬，钱氏夫妇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1969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去，钱氏夫妇房子也被分掉一半。他们让出西尽头的两间卧房，留下面积略大一些的客厅和套间自己住。不久，另一家人便搬进去了，这家人便是林氏夫妇。
另一个说法：钱钟书"仗势欺人"
面对杨绛的指责，肖凤也在1月底的上海《文学报》发表长文〈林非被打来龙去脉〉进行了反驳。肖凤在文中说，"文革"中，他们全家三代4口人都住在一间仅10平方米的小屋中。当时的一名掌权的文学评论家看他们家实在太小，动了恻隐之心，让他们搬迁到钱氏夫妇的住所。
其实，当时正值"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在钱氏夫妇居住的这座4层楼的宿舍里，还另外搬进了十对中青年夫妇的家庭，即被杨绛称之为的"沙子"。这些"沙子"在"文革"结束后出现了好几个大名鼎鼎的学者，比如刘再复等。
肖凤在文章中认为，"仗势欺人"的是钱、杨夫妇而不是他们。事发后，钱氏向当时的一个高官，也是他"大学时代的一位伙伴"（可能是外交部长乔冠华或中共中央委员胡乔木）哭诉。在打架事件中，林、肖夫妇或被打伤，或被咬伤，但自始至终均未还手。事后怕遭迫害的也是他们而非钱、杨。肖凤还强调，杨绛品性不好，是"笑面虎"；肖凤指钱家欺侮女婿，其女婿还是"造反派"头子。
对于这次冲突的前因后果及当时情形，除在杨绛咬伤肖凤、钱钟书用木棒打伤林非这件事上双方所言相近以外，当事人杨绛、肖凤各执一词。其争论主要集中在事件的起因、打架的过程和事后的遭遇等方面。
较多的看法是：反映当年知识分子窘境
这桩"文革"中的旧闻曝光后，有中国文化界人士说：像钱钟书这样闻名遐尔的大家，像林非这样当年已崭露头角的评论家竟然都相煎甚急，大打出手，由此可以旁证近来一批新潮批评家的论断：20世纪中国文坛，没有什么作家有值得骄傲的人格，能让人从内心感到钦佩。也有人说，现在常读到官场中副手雇人杀正职、上司遣人害下级之类的黑幕消息，没想到两对文化人夫妇打架，竟然也下手极狠，差点闹出人命。这真是"人性本恶"。
但比较多的看法是："打架事件"深深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从这历史的旧闻中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当年知识分子窘困的生存状态，当年人与人之间异化了的复杂关系。10年"文革"浩动令人疯狂，逼人疯狂－－不论是凡夫俗子，还是文人雅士都难以例外。
钱钟书打人/杨绛咬人的故事
若干必要的澄清
林 非
今年1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1月27日《文学报》，登载肖凤的《林非被打真相》（以下简称“肖文”），对杨绛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以下简称“杨文”）进行了澄清。之后，钱钟书、杨绛跟我们之间的纠纷，完全趋于明朗和公开了。
关于这一场纠纷，出现过不少对我们以讹传讹和肆意攻讦的文章，始作俑者是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8月号）。此文编排我们是“造反派”，说我们打伤了钱钟书。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非“造反派”，而且，连“杨文”也承认，是钱钟书殴打了我，我始终都没有还手。“杨文”尽管包含着向壁虚构和人身攻击的成分，有些叙述却也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她说，是在1969年夏天，自己的住房“分掉两间”，住进来的“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接着又将迁入的我们称为“沙子”。这自然是一种怀恨在心的蔑称，却也并未诬陷我们是“造反派”。而在此之前出版的孔庆茂作《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出版），却与“杨文”的叙述迥然不同，而沿袭方丹的虚构之词，说是由“造反派头头”分派，住进了“这对‘造反派’年轻夫妻”。“杨文”不仅未曾诬称我是“造反派”，还说我（蔑称为“男沙子”）“是整‘5·16’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整 ‘5·16’”，是针对垮台后的造反派“红卫兵联队”的，这样说来，“杨文”更是从“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的说明中，又进一步把我视为与“造反派”对立的人了。不过我确实从未立下过这样的功勋，只好辞谢她此种纯属虚构的不虞之誉。如果以当事人一方的“杨文”的说法为准，孔庆茂的叙述当然只能是向壁虚构的不实之词。如果他在叙述这件事情时，并未为此采访过杨绛，而只是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就根据类似方丹那种拨弄是非的误传，不加分析地随意谱写，说明他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他的《钱钟书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样是违背事实地诬称我为“造反派”，像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和侵凌一个公民的名誉权，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无疑可以说是问心有愧的。
今天来回顾“文革”时候的往事，“造反派”已经成为一个带有恶谥意味的名词了，不过在当时作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却是十分光荣的。而如果站在更高的视角来反思的话，极大多数并未杀人放火的所谓“造反派”，也只是在“文革”狂潮的煽动与迷惑底下，作出了一些超越于正常思维之外的极端行径，除了负有某些个人的责任之外，却又是这场狂潮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归根结底说来是一场时代的悲剧。正因为在当时作为“造反派”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所以就必须是在“阶级出身” 和“政治表现”方面经得住检验的人，才可能被允许参加进去。而从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因为在肃反运动中的“右倾立场”，和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早已受过批判和处分，所以在“文革”开始之后，就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中间，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以免被揪成为“别有用心”的“牛鬼蛇神 ”，尽管如此，却还在造反派张贴的长篇大字报上，被批判为“漏网右派”，哪里还有成为造反派的荣幸。自然从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上来说，也由于缺乏足够的“阶级觉悟”，对于“文革”中的种种行动是丝毫都没有兴趣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孔庆茂《杨绛评传》中由“造反派头头”分派房屋的说法，以及乌尔沁夫的《走出〈围城〉的钱钟书》（《文艺报》1998年4月3日，以下简称“乌文”）中，违背事实地说是“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都是来源于方丹的虚构不实之词。连作为与我们对立的当事人一方的“杨文”，也都叙述了实际的情况，却并不采用此说，而“肖文”则说明是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一位“‘革委会’ 主任”目睹我们居住得如此拥挤和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还叙述了“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青年夫妇，其中的有些同事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也有人流亡于海外。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文革”开始时，“学部”成立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中，其一是“红卫兵联队”，因为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支持和指挥，所以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其二是“红卫兵总队”，被前者称为“保皇派”、“臭老保”等等。在 1967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清洗和逮捕关锋之后，“红卫兵联队”就被查封，原来处于劣势被攻击为“保守派”，并被“红卫兵联队”查封过的“红卫兵总队”开始掌权，后来又结合被解放的“革命干部”，成立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革委会”，它与原来意义上的“造反派”已经毫无瓜葛。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可以证明从方丹、孔庆茂直至“乌文”中的有关叙述，都是子虚乌有的编造。爱默的《钱钟书传稿》（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更渲染说是他传主的全家，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才“发现自家房屋被一对青年夫妇占用了”，完全是任意编造和信手涂抹，也许是要渲染富有喜剧色彩的社会新闻，却并未诬称我们是“造反派”。
关于双方正式冲突的原因，“肖文”与“杨文”都分别叙述了是由约请保姆洗衣所引起，而“乌文”和这几本传记却并未说明冲突的起因。为什么会像“乌文”所说的，“动手打了钱老”呢？孔庆茂的《钱钟书传》和《杨绛评传》，则编造钱钟书莫名其妙地“与这对‘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从而“名扬千里”，“连那些‘造反派’也都对他敬畏三分”。“杨文”明确地叙述是她丈夫打伤了我的胳膊，这不啻是对于“乌文”的一种驳斥。而从孔庆茂叙述的口气来看，似乎是他传主的“胳膊都打伤了”，为什么要这样语焉不详？因为他基本的情况都没有弄清楚，却又急于要袒护自己的传主，只好这样来随意涂抹,怎么能不含糊其词？孔庆茂其余的那些叙述，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向壁虚构之词，首先是在前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与“造反派”绝无任何的缘分，他的说法只能是一种诬陷之词。何况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我真是“造反派”的话，作为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钱钟书，怎么敢向我饱以老拳？当时的造反派组织派性极强，当自己“战友”遭受殴打时，一定会采取同仇敌忾的“革命行动”，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却反而对殴打者“敬畏三分”？尤其荒唐的是将钱钟书把我打伤一事，竟犹如讴歌美国拳击大王抑或日本相扑冠军那样大肆渲染，夸大成为在“满城风雨”中“名扬千里”，其实当时连居住在同一座楼房里的邻居，都知之者甚少，孔庆茂的肆意夸大之词与实际情况的差别，真何止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而且像这样把钱钟书讴歌成为并非他自己所长的拳击健将，也未免太滑稽可笑，真是欲褒扬之而反成为不伦不类的漫画了。至于爱默《钱钟书传稿》中所说的，他的传主“被人打得不但胳膊带伤，而且眼镜也被打落在地”，更是完全违背了“杨文”中所承认的，我被她丈夫打伤的基本事实。像这样夸大渲染和随心所欲地起哄，都说明这些作者在史识和史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了。
上述的三部传记和“乌文”，诬陷我是“造反派”，以及钱钟书大打出手而胳膊负伤，并且“名扬千里”等不实之词，主要是来源于方丹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此文极不严肃地胡乱编造，竟贻误一批作者写出了向壁虚构的文字，可见从事写作是一桩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方丹与我无仇无怨，为何要肆意地违背事实来侵凌我的名誉呢？
完全是违背了客观事实的“乌文”，竟惹来了邵燕祥的《李洪岩文读后》（《杂文报》1998年5月21日），不知他为何会据此当作论断的根据，在批驳李洪岩有关我是否“造反派”的质疑时，竟不无嘲讽地称赞对方，比“那一对夫妻之所为，也算不无一点进步”，毫不了解实情就信手乱写，还对我们加以恶意的贬抑，实在是有失公正和厚道的。邵燕祥在“反右派”运动中一定会有过被伤害的体验，却还这样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不知道是所为何哉？乌先生等诸位作家就是把钱钟书吹捧上云端里去，我除了可以表述自己不同的看法之外，也绝对是无权干预的，可是诸位的文章却不该背离事实地对我们全家进行中伤。
有关“杨文”和“肖文”对于事态的不同叙述，某些与时代氛围关系不太紧密的细节，局外人往往难于作出判断。然而有些与时代氛围关系甚为紧密的细节，揆之于常理来说，局外人也可以作出大致不差的判断。
譬如“杨文”叙述肖凤在 “学部”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大骂她女儿是“5·16的臭寡妇”，乃是为了刻意渲染对方的凶悍。不过经历过“文革”生涯的人们终生都会难以忘却，当时在工军宣队面前是绝对不敢高声嚷嚷的。工军宣队的任何一个指令，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们在工军宣队的年轻师傅和连、排长面前，都只敢恭恭敬敬地说话，怎么会吃了虎豹的肝胆，敢在这军宣队第一把手面前如此吵闹？这样的场面并不可能发生，更何况肖凤是个在待人接物时很有礼貌的人，“杨文”的写法纯属是为了进行抹黑而向壁虚构。
发生在“文革”后期的此种纠纷，是这场浩劫中一个小小的悲剧。钱家原来独自居住，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心里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完全是合乎逻辑的；而我们的迁徙也因为是护理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同住一室，而不请保姆又无法上班，所以虽然犹豫再三，最后也只好作出迁徙的无奈选择。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思潮与有关决策，热衷于掀起紧张的阶级斗争，却很少为了日益增长与膨胀的人口，考虑怎样去建造更多的房屋，让多少人们混杂在一起居住，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前面已经说明仅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住房内，就同时搬迁进去十户人家，可见居住情况的异常紧张。当时此种“斗批改”的措施，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做法，结果是造成双方都处于别扭与尴尬的环境里面，或明或暗的不和、呕气与吵架，往往就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这一回首先于传媒渠道大张旗鼓发动攻击的“杨文”，完全是以私人泄愤的方式进行描摹，有些情节明显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还出现了不少人身攻击的词语，而且在叙述钱钟书殴打了我，和自己咬噬了肖凤手指之后，竟还表示他们自己“堕落”到了我们的水平，表现出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霸气。卢梭说是“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社会契约论》），俗话则说“人无完人”，人们的品格究竟谁高谁低，很难截然加以确定，而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与论辩。即以我和钱钟书的简略比较而言，钱钟书喜爱骂人，骂完了还经常否认。他在五十年代初，曾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被人告发后，又指使那人儿声明是误听了，真有翻云覆雨的本领。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那人儿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只要自己过关，他竟可以不顾与牺牲别人。“文革”初期曾有几位同事对此贴出过大字报，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这样辩解说，“‘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而当军宣队要求钱钟书写出书面检讨时，他竟“ 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干校六记》）。如果自己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不着边际”地检讨，却不去“婉转其辞”地澄清？这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吗？钱钟书还讥讽吴宓先生“太笨”，诽谤冯友兰先生“出卖朋友”，“坑人使妻小俱死”，过后杨绛又矢口抵赖，像海外著名作家庄因就认为这是很不应该发生的，此事见于近年的报刊。我则不是被压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从不骂人，而骂了之后就从不加以否认。
近日的一张报纸登载了钱钟书爱谈猫狗发情之事。他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时，也常于晚饭后开设讲座，叙述巴黎嫖妓的种种风情，津津有味地渲染如何与妓女做爱，以及如何让这夏娃坐在透明的玻璃马桶上，侧着头颅观赏她的阴部。还有一位被称为“美髯公”的文坛耆宿，也很钦佩他深谙炮制春药的配方。我对他的这些嗜好和掌握的渊博知识，都是一窍不通，也绝无丝毫兴趣。他怀着这样的情致，能写出什么格调的作品呢？有一位翻译雪莱诗作的著名学者，就认为《围城》是一部调侃与诋毁人的小说。我不擅作文，不过在自己所撰写的《鲁迅和中国文化》、《林非散文选》等有关书籍中，却绝无任何的低级趣味，还诚挚地渴望着整个人类都能够向真善美的境界迈进。
钱钟书熟悉许多掌故，号称“典故大王”，他的知识自然要比我广博，不过古今中外的掌故实在太多，任何人也不可能件件都记得清楚。在“干校”后期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常有几个人凑在一起，相互考问种种掌故，以便消愁解闷和苦中作乐。有一回，当我提出为何要称为“皮里阳秋”时，他沉吟许久，却始终答不出来，倒是一位红学大师拍案大笑，说出了个中的奥妙。其实忘却了几个掌故，又有多大的干系？治学的重点是在于追求自己的论著中间，究竟包容了多少深邃的思想内涵？究竟如何关怀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命运？有一位古学底子很深的诗坛泰斗，在跟我谈天时曾引用南宋吴文英《词源》中所说的“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感叹于并无思想的深度，而只是摩挲和炫耀知识的碎片，又能够有多大的意义？有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更是怀疑地询问，如果对于社会人生并未诚挚与严肃地加以关切的话，为什么竟会被吹捧和炒作得如此纷纷扬扬？连诗坛泰斗和文艺理论专家都觉得迷惑不解的事儿，区区的我自然就更无法懂得了。
正像《孟子》里所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针对好多悖于事实的荒唐的编造，只得简略地作出上述的澄清。而根本的考虑是要借此来提醒自己，在跟读者朋友进行对话时，都要尽量核对和保证这些话语的真实性，否则不就成为一种欺骗的行径了吗？
钱钟书在南沙沟家中
1932年，钱锺书在清华大学气象台
钱锺书和女儿钱瑗
钱钟书一家三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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