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16日，康生死。
相关阅读:
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原名张叔平，又名张绍卿、赵容，中国山东诸城（今属胶南）人。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生于富裕的地主家庭。1924年，康生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改名张耘。当时上海大学总务长是工人领袖邓中夏，社科系的主任是共产党员瞿秋白。因而康生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江青与康生旧曾相识，后来江青到延安，与毛泽东相恋，之中得到康生帮助。从而巩固康生政治地位。康生长期负责中国共产党情报机关，是中共初创至文革时特工巨头，也负责党内的肃反工作，党内党外皆对康生忌惮三分。文革后官方定论康生在历史上制造了大量冤案。今天主流舆论把康生比作中国的捷尔任斯基和贝利亚。
康生妻子为曹轶欧，曾任康生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起被撤销职务，但未被开除党籍，1989年逝世。康生之子张子石，原杭州市委书记，在康生逝世后，被撤销市委书记职务，现况不详。
生平
- 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化名赵容。1931年成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周恩来、陈云等人领导下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与保卫工作，特科下属有潘汉年。
- 1933年派驻莫斯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与团长王明关系密切。并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就是康生。1934年康生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斯大林肃反期间，在王明等人的指示下，康生将一些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使得他们受到残酷迫害。
- 1937年回国到延安，领导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社会部， 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主持“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将大批党员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制造红色恐怖。
- 1946-49年国共内战期间，康生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山东等解放区搞土改。
- 1950年后，长期休养，未安排具体工作。
-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可能从八大起在政治局内负责指导、领导对中国情报、审干工作，对外不公开。
- 1960年作为观察员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与赫鲁晓夫唱反调，一直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 1962年发起批判王稼祥、习仲勋。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 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1966年，康生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68年获得了中共情报机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领导权，成为在党内斗争中令人畏惧的“刽子手”，一手制造了无数冤案，迫害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包括涉及万人的内蒙古人民党案和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特务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
- 1973年，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 1974年起，康生患上癌症，长期在医院休养。据说在休养期间，患上恐惧症，其房需全日有人守候，并以医生嘱咐为由，多次拒绝其他领导人来探望，但却经常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会面，以及不停播放电影。而原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曾指出，康生死前曾对别人说：“1920年没有、1921年没有、1922年没有叛变……1927年没有叛变”，说话中强调自己没有背叛中共。在巴彦泰所著的《毛泽东与康生》中，指出康生曾帮助江青，销毁告发江青叛党的证据，并打压告发的人。但在逝世前，向秘书指江青是叛徒。其行为令人不明所以。
-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死于癌症，死时位列毛泽东、周恩来和王洪文之后，在中共领导中位居第四。
当时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康生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六时五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康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康生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加强我党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王明、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为人民建立不了不朽的功绩，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把他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
康生有收藏文物的嗜好，喜欢收集砚台和善本书。文化大革命抄家期间收获甚丰，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文物5500多件，从而变相地保护了一些文物，并且加盖了“康生”私章。“文革”结束后，康生收藏的文物曾在景山公开展览。王力回忆录对“康生窃取文物”问题有详尽的否定性叙述。
毛泽东与康生在延安
一、康生整人目击记
文革中，康生是“地派”的后台，北航红旗对他有看法，但又不敢反他，只能对他敬而远之。
作为中共中央的“克格勃”头子和文革顾问，康生整人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整人不需要证据，经常偏听偏信，信口开河，一句话就致人于死地。这点，笔者本人深有体会。北航老院长武光同志被他说成是大叛徒、国民党特务，受关押迫害十年多。原山东省老省长、文革前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赵健民同志被康生迫害一事令人发指。
赵健民，1912年生于山东临清，1932年临清师范毕业，同年11月加入共产党，1934年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1936年9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中坚贞不屈，差点被军阀韩复渠杀害。国共合作后赵健民被释放出狱，任鲁西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鲁西北军区司令员，率部英勇杀敌，被誉为“赵子龙 ”。解放战争时任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兼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鲁西南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任2野5兵团17军军长兼政委，进军大西南。 1953年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吕正操），1955年任山东省委第三书记、省长。1958年因“右倾”被贬到济南钢铁厂任副厂长。1962年平反后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
1968年1月月21日晚，我们北航红旗一些人奉命去京西宾馆参加中央首长接见云南领导人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文革中，由于北航红旗的特殊地位，中央文革办事组经常通知北航红旗派人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外省市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代表会议，目的是让我们稳定会场秩序，保卫主席台安全。
在这天晚上的会议上，康生突然对参加会议的“山东老乡”赵健民发难。
“赵健民来了没有？”康生明明看到赵健民坐在下面。
“康老，我在这里。”赵健民站了起来。
“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健民摇头否认。这时主席台上的谢富治说：“赵健民，你为什么不回答？你要回答康老提出的问题嘛！”
“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现在云南形势很乱，我们正要向中央汇报呢！现在到处停课、停产，武斗成风，这样下去……”
不等赵健民说完，康生打断了他的话“你放毒！你欺骗了我们。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是哪一年被捕的？”
“我是1936年9月被捕的。”赵健民说。
“你在国民党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根本没有自首过。”
“你还在欺骗我们，你是叛徒！”
“我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捕的。康老，请问，说我是叛徒有什么依据？”
“我再说一遍，你就是叛徒。凭我革命40多年的经验，我有这个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叛徒。”
“康老，你可要实事求是啊！凭敏感？哪有这个标准？”
康生站了起来，大声吼道：“赵健民，你疯狂得很！你这个叛徒混到我们党里来了。你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把边疆搞乱。我看到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搞的一个计划。你们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你要知道，我审过干，搞过情报，同特务作过斗争。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善类，你对我们有着刻骨的仇恨。”
赵健民一听，如五雷轰顶，立即申辩道：“说我是叛徒，还有什么搞乱边疆的行动计划，绝没有这回事，这不是事实。搞乱边疆的确大有人在，但不是我。我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将来历史会证明的。我保留意见，请求中央审查。”
康生拍着桌子说：“不用你请求，一定要审查。我接触过那么多叛徒、特务、走资派，象你这样疯狂的还是不多的。你这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保留意见可以，但你必须立即写出要求审查的字据来。”
赵健民接过有人递过来的纸笔，写下了下列字据：
我在被捕期间，用生命保卫了党的利益，特向党保证自己没有问题，
请中央审查。 赵健民1968年1月21夜
康生看了一眼赵健民的字据，突然喊道：“现在决定，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
这时，会场里有人喊起了口号“打倒赵健民！”只见谢富治向身后招了一下手，两个解放军立即走到赵健民面前，架起他的双臂拖了出去。赵健民不停地大喊：“康老，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从此，赵健民在秦城监狱里关押审查了八年多，九死一生才熬到了“四人帮”垮台。
关于康生是一个“迫害狂”一事，多年后有一次我去看望王力时，同王力展开了讨论。王力认为，康生晚年的确有很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民愤很大，他拥护中央对康生的处理决定。他甚至怀疑康生晚年患有某些精神疾病，但是，他反对某些人和文章对康生的问题夸大其词，无限上纲，全盘否定，说什么康生本来就是坏人，投机革命，混入党内，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这样说法不对。康生入党后一直是共产党的情报系统头子，早年在上海同周恩来一道为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果断处理顾顺章叛变一事，一口气杀了顾顺章全家十一口，尽管残酷了点，但可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关于1942年的整风运动，出现了扩大化，错整了一些人。对此，康生负有很大责任，但这件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是有责任的，似乎不能全部推倒康生一个人身上。
王力说，康生和江青的关系，也应当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主席和江青结合是主席自己的主意，要说介绍人的话，应当是总理而不是康生，康生仅负责审查，没有欺骗主席。事实上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江青历史上是叛徒嘛！当然，康生是欢迎主席和江青结合的，老乡嘛！主席当时那么高的地位和权威，这是可以理解的。康生的错误和罪行主要是文革中迫害、陷害干部群众。如果从历史上全盘否定康生，我们党的历史就没法写，你共产党内原来是那么黑暗和肮脏！笔者说为什么康生临死之前突然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呢？怎么解释？王力说，这个问题真正是历史之谜了。当时“四人帮”刚被抓了起来，我想这件事对康生刺激是很大的。当时他本来已经病入膏肓，垂死之际，一丘之貉，唇亡齿寒，惺惺惜惺惺，自觉在劫难逃，什么反常的想法和幻觉都可能产生。划清界限也好，戴罪立功也好，落井投石也好，胡言乱语也好，都有可能。事实上，江青等人罪行罄竹难书，叛徒不叛徒无所谓了，所以康生的话中央和群众谁也没有理他，把他请出八宝山就行了。
笔者感言，康生一生专管审查人、整人，时间长了，就患了职业病，总认为坏人越多越好。到了老年，变本加厉，成了“刽子手”和“迫害狂”，草荐人命，滥杀无辜，最后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二、康生策划《刘志丹》小说反党案：株连万人的文字狱
《刘志丹》，是一部描写中共早期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刘志丹传奇生涯的长篇小说。但是，这部小说却被康生等称做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并由此策划了一起当代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前后株连万余人之多。
没看小说就定性
1956年，工人出版社请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到1962年春天，李建彤完成了小说的前五章。在创作过程中，李建彤多方征求意见，还把稿子寄给了刘志丹早年的战友、西北老干部阎红彦。阎红彦粗粗地看过稿子之后，便表示“许多原则性问题”与历史不符，不宜发表。
在阎红彦的提议下，1962年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此后，阎红彦写信向康生做了汇报。康生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就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
康生向习仲勋发难
康生接到阎红彦的信不久，就在北戴河会议的小组会上向前中共西北局领导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发难：“你是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你们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还有贾拓夫……你们是想翻天哩!”
康生在 8月24日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李建彤才知道她的小说惹了麻烦。9月6日，她写出了一份关于小说中几个人物来源的说明，解释称：小说中的个别人物使用了真名，其他人物都是借用各方面材料综合起来虚构的。但这时小说《刘志丹》和它的作者以及一些无辜的人，都已不可避免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中。习仲勋、贾拓夫被禁止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康生提出：“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1949年后，中共先后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几次调整，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调整实质上是改变或者背离了他的认识和判断。所以，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严厉指责“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这时，康生适时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从此，这竟然成了“最高指示”。
在康生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二十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担任主任。
株连者达万余人
1966年5月，习、贾、刘专案审查小组又写了一份《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肯定了1963年5月审查报告的结论，认为“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
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论证逻辑是：高岗原名高崇德，小说初稿写过一个人物叫崇炎，都有“崇”字，就是一个人，因而罗炎就是高岗;许钟这个人物，也属于类似情况。
“文革”开始后，《刘志丹》案件进一步升级。康生多次点名称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等写《刘志丹》进行反党，又多次批示审查工人出版社的有关人士。
此后，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并下放，“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也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 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也被关押，“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仲勋)、马(文端)、刘(景范)反党集团”。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并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倒了几百名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为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
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 ‘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1980年2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发出通知，为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所有有关人员和为数众多的受牵连人员平反。
杜甫草堂康生墨迹
党史钩沉：康生骨灰被“逐出”八宝山始末
来源：东北新闻网
康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败类。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借“抢救运动”为名，残酷打击了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与林彪、“四人帮“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罗织罪名陷害贺龙元帅，阴谋残害国家主席刘少奇。然而。历史是无情也是公正的，十年动乱结束后，这个跳梁小丑的骨灰终于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摘自《八宝山纪实》（下）何虎生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0月
延安“抢救运动”中作恶多端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把革命推向高潮。整风宗旨定了下来。
此时的康生身兼数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总学委副主任。
中央为这次整风运动规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但康生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康生盘算着，名义上是整风，实际上就是审查每个人的历史，从中抓特务、叛徒。这样狠整别人，又扩大权势。
但是，这里毕竟不同于在莫斯科搞肃反。如何下手呢﹖
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使他找到了机会。国民党看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不断扩大，于心不甘，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暗地里，国民党派遣特务到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于是康生以揪特务为名，开始了行动。
西北公学的一个学生王××成了他打击的第一个对象。
“这是一个典型的特务嫌疑犯。”康生在会上振振有词，他掰着指头列举王所以是特务的理由，“第一，他原在甘肃入党。甘肃党是个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搞破坏的假共产党。第二，王××的父亲，在兰州被捕后出了问题。父亲是叛徒，儿子还能是好东西﹖第三，王××平时对党就心怀不满，经常发牢骚，说坏话。有这样充分的根据，还不能肯定他是特务﹖”
于是，他下令逮捕了王××，不分昼夜对他审讯。审讯人员大喊大叫：“老实告诉你，比你地位高的、资格老的、年龄大的、阅历深的，哪个不乖乖地交代问题。你想反抗，你够格吗﹖”审讯人员施展车轮战、神经战、突击战，不给王××半点喘息之机。他支持不住了，终于达到了康生所设想的目的。
康生攻破王××这个堡垒之后，又想了一个办法，以扩大战果。一天上午，礼堂坐满了人。康生宣布道：“现在先由王××交待自己的特务活动”“我是一个罪人”王××走了上来，痛哭流涕控诉国民党特务怎样拉自己下水。人们都屏息听着，有的惊讶，有的恐惧，有的深信不疑，有的将信将疑。
这次大会起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各个单位都把整风变成审干，审干变成抓特务。一天夜里，有二百多人被逮捕。7月15日下午，中央直属机关召开干部大会，四周墙壁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抢救失足者，是每个人的义务”等标语。
“同志们”康生故作腔调，大声讲道：“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国民党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的时候开的，是正当日本第五纵队的特务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的时候开的。”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这个爆炸性的报告之后，谁也不敢怠慢，每个单位普遍开展了“抢救运动”，保自己的，邀功争宠的，完成指标的，都要昧着良心，大张旗鼓抓特务、叛徒和坏人。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80％到90％的人是国民党特务；连中央秘书处只有60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
党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刑讯逼供，但康生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你这种做法叫逼供信，这会冤枉好人的。”任弼时批评他。
“咱们是逼供而不信。”他强词夺理地辩解说。
“既然你不信，”任弼时针锋相对，“那为什么还要逼供﹖”问得他张口结舌。但一转身，他又一副嘴脸，向办案的人说：“不要管他那一套，不信犯人的口供信什么，难道信你﹖”
康生的审讯艺术就是私设公堂，逼供信，按比例、按指标完成任务。不少人在这场运动中变得喜怒无常，成了精神病患者。有的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天大的冤枉啊”有的上吊，有的投井。而因“顽抗”长期被关进黑窑洞里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正当康生野心勃勃推广“抢救经验”的时候，任弼时听到不少受害者的申诉，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周恩来也过问了：“什么红旗党﹖怎么能这样搞呢﹖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
中央开始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90％以上都是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为这些受冤屈的人平反，予以释放和恢复名誉。
1944年冬的一天，延安大礼堂里坐满了人。中央领导人来了。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他郑重地向受冤屈的人鞠躬道歉。
罗织罪名陷害贺龙，《林彪文集》胎死腹中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林彪一下子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于是康生便借机向林彪靠拢。
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一张《二月兵变》大字报引起了康生的注意。这张大字报说贺龙、彭真要组织“二月兵变”。康生知道，贺龙是林彪的心腹大患，于是他就借此大做文章。
贺龙、彭真要搞“二月兵变”时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为了捍卫毛泽东和红色的江山，头可断，血可流，万死不辞。一般狂热的风暴，被煽动起来了。
康生的这一手博得了林彪的欢心。一天下午，康生坐在办公桌看文件，电话铃响了。他抓起电话机问：“谁﹖”“我是叶群。”对方答道。康生的语气立即变得柔和起来：“有事吗﹖”“康老”叶群笑道，“你昨天晚上在北师大，把‘二月兵变’的问题挑明了，向群众宣布了，林副主席很高兴，他让我向您问候。”“这也是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做的。”康生谦虚地说。
林彪正发愁怎样才能把他五一八讲话中有关政变经的精神落实在某个人的头上。现在好了，康生把它落实了。只要不断扩大战果，就能打到心腹大患贺龙身上。
5月18日，林彪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挖掉。要开杀戒。”
那时，林彪的一个死对头罗瑞卿已经被打倒，下一个目标是贺龙。
1966年8月25日，毫无提防的贺龙，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莫明其妙地被打倒了。
康生落井下石，诬陷贺龙在北郊修了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说体委就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的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名将贺龙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离开了人世。
贺龙去世后，康生又进一步在林彪身上作了一次投资。此时的林彪，地位有了，权也有了，只是他的著作还没问世。康生立刻把在中央党校的心腹叫来，以命令的口吻道：“你们要把林彪文集印出来，规格同毛泽东选集一样，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时间要抓紧，争分夺秒，越快越好。要挑选些政治上靠得住的人，对外要绝对保密。”
经过一年多功夫，《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林彪文集”四个大字烫金。印完了，他把样书恭恭敬敬地呈送给林彪。但他并不马上发行，他要见机而动，留条后路。
康生的老谋深算应验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篡权阴谋败露而机毁人亡。
残害刘少奇的主谋
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批判刘少奇的风潮兴起。康生权衡利弊，把自己的斗争目标也指向了刘少奇，在许多场合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还在白区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就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是执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他根本不是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1964年，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相对抗。
聂元梓风风火火，为康生组织了许多荒诞的材料。为了彻底打击刘少奇，并讨好江青，康生又在王光美身上打起主意。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国访问，江青嫉妒得七窍生烟。有一段小插曲：王光美出国前，江青曾给她建议佩戴一串什么项链，王光美没听她的，得罪了第一夫人。于是便有“文革”中被游斗的王光美脖子上被挂了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的奇景。
有一天，康生同江青商量：“对王光美也应该动手了。”
江青愤愤地说：“不把她打成敌我矛盾，我死都不瞑目。”
安什么罪名呢﹖“有了”康生心生一计，“她上过旧大学，又在国统区呆过，定特务吧”“对”江青赞同说，“他们夫妻俩，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特务，天老爷也救不了他们”
康生立刻命令专案组千方百计找材料。专案人员通宵达旦地找人来进行逼供，但仍然毫无所得。一天晚上，康生、江青把专案组找来汇报情况。“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专案人员小心翼翼地看着康生的脸色说。
“什么基本上，”江青一摆手，“她就是美特、日特、国特康老，由你改写一个报告吧。”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正式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决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把病危的刘少奇押送到开封监狱。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刘少奇全身代谢已经紊乱，排尿非常困难，身体浮肿。但专案组和红卫兵还不断对他进行审讯。他紧闭双眼，不予回答。不到一个月，刘少奇悄然病逝于狱中。死后，康生连骨灰都不让遗留。多亏一位殡仪馆的焚尸工人，觉得事情很跷蹊，偷偷地将骨灰留了下来。
动乱结束后被赶出八宝山
历史是公正的。林彪、“四人帮”走上了他们的末路，康生也终究原形毕露。
本来八宝山骨灰堂的西一室、西副一室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骨灰安放的地方。但康生1975年死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阴谋家的骨灰却堂而皇之存放在骨灰堂显赫位置。
“文革”还未结束，来骨灰堂扫墓的老干部子女们看到康生骨灰也放在这里，便恨起心头，但敢怒不敢言。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期压抑在老干部家属心中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他们看到阴谋家康生的骨灰竟和革命功臣的骨灰放在一起，想到亲人被他迫害致死的惨状，不禁怒火中烧，愤愤地用硬币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罩上打上一个一个×
当服务员清扫西一室卫生时，发现康生的骨灰盒上那些露出白色的木头本色，不得不立即上报。公墓领导逐级上报，但一直未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明确答复，只好维持现状。
以后接踵到西一室扫墓的老干部家属们，见到康生的骨灰被人划了，顿觉大快人心，但仍不解恨，便愤愤地向康生的骨灰罩上吐口水。
康生骨灰今日之下场，犹如杭州岳飞坟前卖国贼秦桧的石像一样，被千人唾万人骂。
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找到骨灰堂和公墓的负责人，反对和抗议将康生的骨灰存放在这里。八宝山公墓也无权将康生的骨灰随便迁出，只好及时向上级汇报情况，反映群众呼声。
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中央组织部终于正式作出决定，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迁出骨灰堂。
服务员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从西一室取出，放到一间存放杂物的小屋等待他们的家人前来领取。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