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为何突然沉寂

2008-12-03 09:21:08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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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但是,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自然消失了,这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曾经认为,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青年学生,因此他支持红卫兵

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于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

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打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明确肯定: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当时,毛泽东正是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的。

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可是,毛泽东在8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真心诚意地肯定和支持红卫兵,他希望依靠红卫兵夺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权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

当天,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接着,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泽东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参加了。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刘少奇的精神状态很好,只是面对这种场面,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

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出现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此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破四旧”的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兴县发生了残杀地富反坏的事情,有40多名成分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子女被杀。这些详细情况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8月23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对红卫兵扫“四旧” 表示支持。此后,一个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的风潮在全国刮了起来。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到京的外地红卫兵热情接待,因此来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党中央内围绕着红卫兵运动,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完全肯定;一种是反对红卫兵造反时打倒一切领导干部,冲击工农业生产。这两种声音,在1966年8月17日出版的第16期《红旗》杂志上同时出现。

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很不情愿了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150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引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此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 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这次会上,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毛泽东的兴致明显不如以前高。据毛泽东的警卫们回忆,他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明显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他虽微笑着,但表情却很严肃。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无法,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200万人。毛泽东这次乘敞篷吉普车接见红卫兵,显得比上次还要疲乏,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毛泽东此时接见红卫兵已经很不情愿了。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

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 ”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转为依靠工人阶级,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 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此后,毛泽东主要瞩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十分明显,毛泽东已经决心依靠工人阶级搞“文化大革命”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是不再信任了。不仅不信任,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代表虽然也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

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了。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以后的事了。

沈默克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更多精彩,请登录环球网 http://www.huanqiu.com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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