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物种起源》:经典的错误理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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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学说的没落与新「物种起源」的兴起

「任何虚伪的科学原理都会很快消失而遭人遗忘。但是为什么达尔文学说在经过实地观察与实验，证明它的错误之后，却仍旧能够长期坐享成功的声誉？」

──许靖华（1990年度新当选的中研院院士）

1882年四月十九日，《物种起源》的着者达尔文（C. Darwin）在英国逝世。他所倡议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学说（1）在此后的一百年中，由盛行而渐趋没落。到了1983年，美国加州大学的阿亚拉（F.J. Ayala）也出版了一本《物种起源》（2）。这一本仅有14页的小书，虽然也是以达尔文的原着当作开场白，但内容却和达尔文学说完全不同。达尔文的学说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了（见图一）。

达尔文学说没落

「达尔文学说的没落」（the eclips of Darwinism）本来是小赫胥黎（Julian Huxley，老赫胥黎的孙子）在1943年时描述达尔文学说在当时学术地位的一个小标题（3）。小赫胥黎清楚的知道达尔文学说经过十九世纪的盛极一时以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已经是摇摇欲坠，日暮穷途。到1932年时，英国的统计遗传学家豪丹（J. B. S. Haldane）更认为：「达尔文学说已经寿终正寝了」（Darwinism is dead.）（4）。可是近代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甚至有不少的生物学家，对于反对达尔文学说的种种文献，充耳不闻。他们依然把「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编入中小学的教科书中，继续误导世人对生命现象的误解，忽略了「地球村」中只有平衡，没有胜败的正确观念。

生物学教科书的神话故事

不久前，台湾的教科书中刚刚把吴凤的神话故事删去，又出现了彰化县「陜西村」的质疑。可是大家不知道在我们的国中及高中的生物学标准本教科书中，也有一篇长颈鹿的神话，并且已经讲授了许多年。

在最新版（1990年）的国中生物下册第50页上有一段课文说：

「达尔文也发现了生物的性状彼此间常有差异，……于是，他便对上述（生的多，活的少）的问题，作如下的解释：『任何一种生物，当个体的数目增多时，生活所需的食物、水或空间便感不足。个体为了生存，彼此必须竞争，以获得足够的食物、水或空间。竞争的结果，只有性状能适应环境的个体，才能够生存，不适合者便遭淘汰。』（5）接着就在第51页上绘图举出长颈鹿的实例，来说明天择作用的效果（见图二）。

这个长颈鹿的故事完全是凭空臆测的神话。因为长颈鹿生长的非洲「草原」，有草也有树；有高树也有矮树。所以叫做「疏林草原」（savannah）。既不像我国蒙古及青海的草原（只有草没有树），也不像浓密的森林（有树而无草）。长颈鹿在非洲的疏林草原上，不论颈部长短（幼鹿当然矮小），绝对不会因为吃不到高处的树叶而惨遭淘汰。即如达尔文的假说在荒年时，树木也不会枯死，更不会只有矮树枯死而仅留高树。教科书中的这幅图画，是把原来编在高中生物课本中的附图（6）重绘横排而成。而我国高中生物中的图片，又是采自美国BSCS （Biological Science Curriculum Study）在1963年时，专为中国（台湾）学生编写的黄皮课本《生命的探讨》（7，8）（见图三）。最近又看到中国大陆上所用的高中生物甲种本（1985年初版，1989年第5版）中，也采用了这一幅没有事实根据的图片（9）。

最令人不解的是在这幅图中，地下满布青草（台湾的新「高级中学生物」第四册第4页上的彩色图片中更为清晰）（6），但是倒在地面遭到淘汰的短颈鹿，为什么不肯吃身边的青草而宁愿饿死。长颈鹿虽然喜欢以高树上的枝叶做为食物，但是君不见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中的长颈鹿，不是每天都在吃食槽中的干草吗？足见中学教科书中所画的故事完全不是事实，当然也不会有达尔文所说「只有颈长者得以生存」的结果（10）。

其次，我们要知道生物繁殖多而成活少的现象，只是自然界生态平衡的过程。生物个体的生存或死亡，大半都是由机遇所造成。例如须鲸以海洋浮游生物为食物。在鲸鱼吞食的时候，不论浮游生物个体的优劣，只要进入鲸鱼的口腔，大概就要葬身鱼腹。所以美国康乃尔大学的遗传学教授华莱士（B. Wallace）和斯尔伯（A. M. Srb）说：「对浮游生物来说，会不会被鲸鱼吞食，就全靠机运了。」（an act of God）（11）。

新「物种起源」的兴起

许多人大概都不会相信在学术界，尤其是生物学界仍在迷信达尔文学说的时候，却有人胆敢再用《物种起源》来宣扬新的学说。可是加州大学的阿亚拉真的就在达尔文逝世的一百年后，毅然综合了现有的生物学知识，出版了这本书。这里只简略介绍书中的重要部分。

什么叫做「物种」

达尔文在他的原着中一再说明，他认为「物种」（species）只是一个便于使用的「人造词语」。人们可以把一个「物种」叫做「变种」，也可以把一个「变种」叫做「物种」（1）。

但是遗传学家阿亚拉却认为「物种」是一个生物天然群体的总称。他引用了迈尔（E. Mayr）的话说：「物种是一群可以自然交配的生物，与其他物种有生殖上的隔离。」所以「生殖隔离」就成为形成物种的必要条件。达尔文以狗的品种及鸽的品种为例，说明人择的力量。实际上只是人为隔离的结果，并没有天然演化或进化的效果。

自然的生殖隔离方式

一﹒受精前的隔离：（一）生态隔离；（二）时间隔离；（三）行为隔离；（四）形体隔离；（五）配子隔离。

二﹒受精后的隔离：（一）杂交后代生长不良；（二）杂交种个体生殖不孕；（三）杂交后代的子嗣不能成活生长。

生殖的隔离是由变异而产生，但杂交后代的是否能够成活、生长、再生育，当然要看这些新的遗传组合是否能够适应生活环境。不过这只是它自己本身的组合机会，与生存竞争并无关联。

物种形成的程序

由于不同物种之间必须具有生殖的隔离，所以在一个物种之内要形成新物种，就必须发展出隔离的机制（RIM）。一般说来，生殖隔离的机制，基本上只是遗传变异的副产品。隔离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形成物种的过程却都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期：在同一物种的族群之间发生了生殖隔离的遗传变异（见图四）。只有生殖的隔离才能阻止两群生物间的基因交换。这一阶段的特征有二：一﹒先发生受精后的隔离现象；二﹒这种现象可以遗传，不再受环境的影响。假如这种隔离不是永久性的遗传现象，这两个族群又会恢复基因交换，重新混合成一个物种（见图四之a, b）。

第二期：当两个族群间的隔离作用成为永久性现象的时候，不能再行交配，也就是不能再行混合。这时候，就已形成两个不同的物种。第二期的特征有二：一﹒生殖隔离已经形成受精前的方式；二﹒可能发生对环境的不同适应力而分散到不同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

发生隔离变异的途径

在上述新物种形成的过程中，重要的关键仍然是可以遗传的变异。一旦生殖机制上发生了阻碍交配受精的变异，才有可能演变出新的物种。自然界中能够促使发生变异的原因可分为：外在的环境因素和内在的遗传因素。所以物种形成的具体途径也有下列两类：

一﹒地理型物种形成（geographical speciation）同一种生物，假若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当然要接受不同的环境条件，生物体就可能发生不同的变异方向。所以最易引发新物种形成的原因，就是地理环境的改变。

二﹒突发型物种形成（saltational speciation）

这种变异是由染色体数目上或结构上的突变所产生。其中包括了同质及异质的染色体倍加，或是染色体的断裂、倒置、漏失等现象。因为这种突变发生后，常能立即表现出生殖的隔离现象，所以也叫做快速物种形成（rapid speciation），或叫做量子物种形成（quantum speciation）。自然界的实例颇多，如小麦及蝗虫等。

新旧《物种起源》的比较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建立在生物繁殖过多，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及适者生存的理论上。就像台大第一任校长罗宗洛所译日本石川千代松所说：「达尔文学说的焦点，即生存竞争也」（12）。而阿亚拉的《物种起源》中，却没有任何生存竞争的痕迹，因为新物种的产生必须发生变异与隔离。新变异能否生存只看它能不能适应周遭的环境，并不需要其他物种的消失或失败为新物种生存的条件。当然环境中也有其他生物，并且会发生相互的影响。但是那都不是竞争，而是共存。任何生物，不管它是新物种或旧物种，只要它能和周遭的其他生物构成共存的生态平衡，它就能生存下去。阿亚拉书中也曾采用「天择」的词语，但是新的标准是以「共存」为条件，与达尔文的「优胜劣败」的观念完全不同。

自从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起，反对的论调从未停止。据芝加哥大学科学史博士普罗温（W.B. Provine）「从世界各国所搜集的着名生物演化论者的粗略资料，显示在1882年达尔文去世的时候，相信生物演化另有其他机制的人，比相信天择说的人多出一倍以上（比数超过2：1）。」（13）近代学者反对的论文也不断发表。这里举出几个实例：

Bulter, S.（1951年）：小说家，觉悟的达尔文主义者；Manser, A. R.（1965年）：哲学家；Chain, E.（1970年）：诺贝尔医学得奖人（1945年）；Bethell, T.（1976年）：政论家；Hitching, F.（1982年）：科学记者；Hsu, K. J., 1986年：中央研究院1990年新当选院士，地质学家。

许靖华在1986年时曾经出版过一本专书《大灭绝》（见图五）。同时他也有一篇专门讨论达尔文学说的文章〈达尔文的三个错误〉（14）。他说：

一﹒达尔文忽略了生物的灭绝现象，而把它解释说那是由于地质纪录不够完整所造成的人为缺失。

二﹒达尔文认为生物种类的增加就和同一物种内的个体增殖一样，都会随时间而加多。

三﹒达尔文把生物之间的相互影响（消长平衡），当作生物灭绝的主要因素。

所以许博士说：「达尔文所推论的『不适物种必定灭绝』，都是依据上述的错误观念推演出来的理论，与已知事实不相符合，也不能满足有效科学的基本要件。」（15）

但是达尔文这个伪科学的「天择说」不但仍在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中大加宣扬，也给马克思的「斗争哲学」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斯曾在1861年写道：「达尔文的着作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上，支持了史学上的斗争理论。所以对我来说，这部书（《物种起源》）非常适合我的需要。」（16）

不过达尔文受到当时学界的高估也不曾瞒过内行人的耳目。马克斯的伙伴恩格斯（F. Engels）在1875年说道：

「达尔文学说中的『生存竞争』只是把人类社会中的霍柏斯（Hobbes）『抗争哲学』，搀和了马尔萨斯『人口论』转用到生物界而已。在这个魔术一样的把戏成形之后，……又把它倒转来用到人类历史之中。而使人们都以为达尔文学说是人类社会中永恒不变的定理。此种演变的过程显而易见，不言可喻。」（17）

最后仍要引用许靖华的话说：「任何虚伪的科学原理都会很快消失，迅速遭人遗忘。但是为什么达尔文学说在经过实地观察与实验证明它的错误之后，却仍旧长期坐享成功的声誉？」我们可以用英国喜剧作家萧伯纳（G.B. Shaw）的话当作答案：「达尔文学说满足了各行各业的自私意图，取悦了每一个野心家。」（18）

参考资料

1.Darwin C., 1859（1902）, Origin of Species, 6th ed. John Murray, London.

2.Ayala F. J., 1983, Origin of Species, Carolina Biological Supply Co. USA.